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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背景
柴静：央视记者，主持人。2012年底，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书《看见》。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柴静首次将自己十年工作经历、个人成长心路与中国大事件糅合在一起。书中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只是选择了一些留给她强烈生命印象的人。与这些人的相遇，修正着柴静固有的认识和看法。柴静2003年开始担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2006年开博客“柴静观察”，2012年底出版新作《看见》。从“调查”到“观察”再到“看见”，柴静说这是一步步地“后退”，一点点把视线放平，回归到事物本身，她说：“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做到准确、平等、求实、平衡。”
问：你的新书《看见》同时也是你现在节目的名称，为什么选择“看见”？怎么面对社会生活中“看不见”的那部分呢？
柴静：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和我栏目名一样是一个巧合。我们一开始也想了很多书名，但是都不太妥当。后来有出版社编辑说能不能叫“我看见”什么的，类似司汤达墓志铭那种：我来了、我看见、我爱过。我觉得这个“我”是一个障碍了吧，就拿掉了“我”，叫“看见”也挺好。当年我们栏目叫《看见》，是我们主编起的。开始时我还不是太能理解，想“看见”这两个字会不会太寻常了，可慢慢你就会觉得这两个字的滋味是很深的。我以前的博客叫“柴静观察”，“观察”这两个字里总在强调自己的职业身份。我是一个记者，我来观察你，这里面有一种刻意、疏远，还是看见更合适一些。至于看不见的，我在序言中也有想过。其实写这本书时你是不会想主题是什么的，那样目的性就太强了，就是泥沙俱下裹挟着往下走，我是这样的。当时我和陆老师都是觉得不要写序了，后来编辑提了一点也有道理，序言是一个总结和交代。我当时正好在飞机上，10个小时，写这个序言。我说看见是从蒙昧中睁开眼来，是要摆脱你自身造成的蒙昧，其实也不是说你都能看见的。试图，这两个字是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问：您这本书定位的主要受众是哪部分群体？您最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是什么？
柴静：最普通的人，也不一定是书评家、知识分子、传媒人。就像我在北京签售时来的那些人，就是最普通的人群。我希望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共鸣，人在写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读者的预设，我写自己的这一部分时诚实地呈现出来，有一部分人看到了，可能会有一些触动就够了。就像我看梵高的画一样，哪怕隔了一百年，还是有一种共鸣在里面，这是人不会改变的一点东西吧。其实你很难带给别人什么，梵高在画那幅画的时候，是不会想带给我什么的，他就是看到农夫午后躺在麦子堆里面，劳动之后那一场酣睡，那场天光和麦香一瞬间触动了他。那是人类生活强烈生命印象的一个瞬间，他不顾一切都要把它画下来，不为什么目的。也许就是不为目的的这场记录，才让过了多年后的我看到画时产生那种触动。所以，我也想诚实地写下我自己这些生命印象，就像河流一样，至于想从中掬一捧什么样的水，那是读者的事情了。
问：这本书写了三年多时间，写作过程中有什么障碍吗？
柴静：之所以写三年，是有时候障碍比较大。每当写不下去就往那一扔，扔大半年，提也不能提，谁提就翻脸。当时几个朋友差不多同时开始写自己的书，我们会在网上互相问问写到什么程度了，结果他们一个个都交卷了，就剩下了我一个小朋友没答完题，很焦虑。但是焦虑也没有用，就是写不过去了。我有博客，博客的好处是，它有材料留在那，但缺点是材料会变成障碍。比如2006年的材料，如果你思想上想偷懒的话，也是可以做到的。我可以把它嵌到书里面，但这就像条件简陋的地方，拿大石头一块块垒成一个房子也行，但它中间连个水泥缝都没有，只是靠重力在那撑着。你自己是知道的，就不能允许它过去，你没有水分去搅拌一些水泥把缝隙糊上，因为内心的丰沛不够，所以就只能放在那。时间长一点的时候，落一点雨，慢慢地积一点、长一点。当两块石头之间咬合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就像我写山西那章，本来是全书最弱的一章，六哥他们都建议我彻底拿掉。我是觉得该有一个交代，不应该放弃，所以重新写，到最后水大了漫过去，这章才浮现出来。
问：书中记述了你的成长和自省，也多次提及陈虻对你的影响。如果没有遇到这些人，你今天会有不同吗？你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
柴静：我自己很难去做这样一个假设，可能这种自省也会存在。但是这个枝条抽出来，人长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另一个姿态了。这里面还是有一种规律，就像一棵树，如果开始长在一个什么阻力都没有的地方，风调雨顺，你可能像菩提树一样很柔弱，它也有它的美，但它没有力，因为它没有跟外界抗争的必要。如果是在一个密林里面，它在中年之前就只能往上长去争取阳光，等它想往外伸展树冠的时候，这个劲已经不够了，那它的姿态也不够雄壮。所以像橡树，开始就长在沙土里，是最好的时候，既要跟暴风雨搏斗，同时又能从地里去吸收各种水分和营养。这样的树长出来，它的姿态就有一种壮阔的力量，土壤也是很重要的。
问：从地方媒体到中央台，平台的转换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转变？
柴静：我书里有写过，原本没有想过去央视，我其实也一直没有进过地方台的体系，当时相当于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状态。跟湖南卫视是这样一个合作，我当时住在北京，去做一期节目，拿一期稿酬，没有什么保障，但我觉得还是有自由的。当时湖南卫视也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员工，但那时20出头，混不吝，不想进入任何一个机构工作，如果进入一个单位，要坐班、有一个办公桌，我觉得比较受束缚。后来进央视，意味着你也要有个办公桌，有领导，要有束缚。但他们的那个年会是触动我的很重要的因素，我在那个年会里看到了那种自由的狂欢的劲儿，那个劲儿我特别喜欢。就像那天首发式，小崔、岩松他们回忆年会的那种感受，其实也是因为那些人的存在，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人，机构和平台本身是不会吸引我的。
问：央视本身有很多条条框框，在做新闻时有没有想过去突破一些边界？
柴静：当时做新闻时，陈虻老骂我们，说你们还抱怨，谁谁谁限制你们了，限制你们思想了，给你机会让你表达，你有思想吗？其实，最捶打我心的就是陈虻这些话。当一个人不独立的时候，他才会把责任推诿于外界。我父母不给我一个好的环境；我的老师伤害了我，所以我就不好好上课；我上大学学的专业不如意，所以就自暴自弃；我工作没有背景，所以就不去努力了。其实把内心的秤砣的重量放到外界去了，自己就很容易失衡。所谓独立，就是把重量压下来。我不向外界索求，既不会索要理解，也不会发牢骚抱怨。这一代的新闻人，可能我只能做到这个样子了。不说别人，我自己，我有我天然的局限，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做起，那我只能做到那个程度。可能下一代要比我们做得更好，它是靠这样慢慢积累出来的。我们的新闻这么年轻，20多岁就能做一个主播，那就把人肉梯子搭好，把传承建起来，不要一代人好不容易建立起一点东西就被摧毁了。 问：你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文字中，都有悲悯，强调人性的关怀，有时甚至也会动容，这种情感的流露，会不会影响或削弱客观、理性、中立？如何把握介入的分寸和拿捏的距离呢？
柴静：这个我也是走了很多个来回。第一个阶段我是靠我的本能和直觉去做，但它起码真，不是靠技巧或概念死板地去执行。但到一个阶段你就会觉得真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你需要克制自己，然后才能不带偏见地去认识事物，这个阶段需要一些训练。再后来你就会做到可以对一个事件中的每一方都投入感受，可以切身地知道每一方的内心的立场或诉求。打个比方，有期节目是讲拆迁。搬出去的人和拒绝搬迁的人对峙冲突，大家都有利益诉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对峙是已经僵化了，像栽在一个水泥柱里面动弹不得，无法再去感受对方。有时候记者的作用就是帮助此侧和彼侧的人去感受对方，让那个水泥松动一点，这个松动是靠你问的问题去敲。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蒙昧里面，不自知。一个提问本身，就可以撬动你的思考。
问：从业新闻这么多年，这本书算是您对自己工作的一个评价吗？能否分享下做新闻的苦与乐？
柴静：是一个交代，也是一种评价吧。我做新闻到现在，一直希望自己恪守本分，我只承担记者这个角色，我不会觉得自己事事能为，也不轻易发表评论。记者这个角色它是有一个社会职责在里面，就是采访、提问、呈现。就提问这一件事，我就是用一辈子也做不到最好的，那就不断去改善，能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很了不得了。我一直觉得当每一个人把分内的事情做好的时候，不去过度索求，也不急于展览自己，社会就会往前走了。
从业这么多年，不论从开始时做电台主持人，还是后来成为电视记者、主持，我都是在做传播，都是对人感兴趣。有时会有疲惫，但不会厌倦。我觉得工作和生活是没办法分开的，如果我一天打扮好了，就为了去工作，那得多累。工作就是玩儿，就是快乐，还有人给你发工资，这应该是最好的。
问：作为新闻工作者，你觉得目前做得还不够的是哪方面？
柴静：就是准确吧。这两个字不是终点，不是你今天掌握了准确，你就永远准确。很可能你今天做到了，明天就不行。所以我就问卢安克，我怎么办。很沮丧，后来我发现他也有弱点，正因为这样，他给我一个很强的示范。人的心智，不是天分，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生下来就具有神一样的天性，没有完美的人性，也没有永远正确的人。但是心智是可以训练的，只要你掌握了规律，就可以越来越完善，这是让我比较有信心的。达到准确的一个障碍就是成见和模式，我们从小被嵌在一个模子里面长大，所以你必须对抗它，这是不容易的。只有反观自己，诚实地面对自己，没有别的途径。有时我犹豫是不是写博客反省，明明事情在风口浪尖上，如果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是更引来大家的批评？但跨过这个槛，批评有什么关系呢，也是在帮助你往前走。我采访贝克汉姆时，他对我很有启发。因为其他球员也有对他瞧不上的，说你除了左脚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以为他会作各种各样的回答，但他就一句话，他说：那我努力改一改。我当时愣住了，觉得这个回答好厉害，就是别老想着为自己辩解。
问：对自己诚实，反省自己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早期搭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知识结构，去支撑自己作出靠谱的判断也许更重要，至少可以少走弯路，避免一些错误？
柴静：我只能说自己的经验。你可能开始是知识有欠缺，不了解事情，但为了证明自己可以，有目的地阅读，其实是不吸收的。那样很可能你看了大量的书，但很难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所以要从生活中出发，进入到生活当中之后，比如我写征地那章，我写了五六年，都写不动了，感到疲惫、无能为力，这时我才去阅读。我开始得晚，人家要是学经济学的话，可能早就明白了。可是我偏偏就是撞到南墙头破血流之后，我才能去看书。但这时看书，那种破瓜之快，痛快淋漓的感觉，就像剪刀一样一路把你思想的绳索全部都剪断了。一旦这样，它就进入你的感受，世界上任何外力想要把它才从你脑子里拉出去都是不可能的，你会用全部的意识来捍卫它，这就是两种读书方式的不同吧。
问：你是记者，也是主持人，还出了不止一本书，现在也有人称你为作家了，你怎么给自己定位？
柴静：我不是作家，我只是一个电视采访记者。作家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让人敬重的称谓。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写作水平，是称不上一个作家的。记得有一年我得了散文奖时，也有记者采访我，问是不是喜欢作家这个称谓。我说我那时只能叫博客爱好者。虽然大家对这本书有一定认同，但它在文学上、思想上都没有创造什么很高的价值。只是大家对我的期待比较低，做电视的还写字儿，挺不容易了。再一个是还不至于把自己弄得花花绿绿的，还算诚实地来写。
问：阅读在你生活中占什么比重？哪些作家或作品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柴静：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是比较喜欢看书的。那时候看很多闲书，躲着大人，近视眼就是这么得的。有句话我很认同：一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看书的习惯，我不太敢丢。但是我不会太去看一些榜单上推荐的书，我基本上是困而求知，有困惑的时候才会去看。如果这个人正好触发了我这个阶段困惑中核心的点，那我会把这个人所有的东西买回来看。我在离开新闻调查那个阶段，正好接触到了顾准。其实我10年前也看过，但毫无感觉，只有在那个坎上，你才能够理解他。那种共鸣会很深，你会把他所有的著作找来，花几个月时间，就看这一个人。后来看曾国藩、胡适、托尔斯泰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读书本着诚意去读会比较好。比如我喜欢胡适，不光是他的思想，我也喜欢他的性情。你知道有一些思想者是比较性烈如火的，有一种摧枯拉朽的打破旧体系的愿望。这一类的我也会看，也会吸收，但是对胡适这种会有一种内心的亲近。他没有一种很高的道理，就是很朴素的语言。
问：镜头前你一直是一个冷静、知性的形象，生活中是什么样的？
柴静：现在我们在一起的状态就是我生活中的状态，我们在交谈交往，唯一的差别是我们初见面，大家很友善，但毕竟所知不深，跟特别了解的朋友一起，状态可能更随意。人和人之间是有一个分寸的，分寸间会有差异。比如那天首发式和崔永元上台，我跟他是这么一个状态，白岩松上来又是一个状态，等到罗永浩上来的时候，我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每个关系都诚实就挺好的。如果我非常热络地表达我的私生活，让读者觉得我的生活是多么活色生香，那得多可怕啊，那也未必是读者所期待的。（相关内容见P82）
柴静：央视记者，主持人。2012年底，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书《看见》。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柴静首次将自己十年工作经历、个人成长心路与中国大事件糅合在一起。书中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只是选择了一些留给她强烈生命印象的人。与这些人的相遇，修正着柴静固有的认识和看法。柴静2003年开始担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2006年开博客“柴静观察”，2012年底出版新作《看见》。从“调查”到“观察”再到“看见”，柴静说这是一步步地“后退”，一点点把视线放平，回归到事物本身，她说：“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做到准确、平等、求实、平衡。”
问：你的新书《看见》同时也是你现在节目的名称，为什么选择“看见”？怎么面对社会生活中“看不见”的那部分呢？
柴静：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和我栏目名一样是一个巧合。我们一开始也想了很多书名，但是都不太妥当。后来有出版社编辑说能不能叫“我看见”什么的，类似司汤达墓志铭那种：我来了、我看见、我爱过。我觉得这个“我”是一个障碍了吧，就拿掉了“我”，叫“看见”也挺好。当年我们栏目叫《看见》，是我们主编起的。开始时我还不是太能理解，想“看见”这两个字会不会太寻常了，可慢慢你就会觉得这两个字的滋味是很深的。我以前的博客叫“柴静观察”，“观察”这两个字里总在强调自己的职业身份。我是一个记者，我来观察你，这里面有一种刻意、疏远，还是看见更合适一些。至于看不见的，我在序言中也有想过。其实写这本书时你是不会想主题是什么的，那样目的性就太强了，就是泥沙俱下裹挟着往下走，我是这样的。当时我和陆老师都是觉得不要写序了，后来编辑提了一点也有道理，序言是一个总结和交代。我当时正好在飞机上，10个小时，写这个序言。我说看见是从蒙昧中睁开眼来，是要摆脱你自身造成的蒙昧，其实也不是说你都能看见的。试图，这两个字是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问：您这本书定位的主要受众是哪部分群体？您最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是什么？
柴静：最普通的人，也不一定是书评家、知识分子、传媒人。就像我在北京签售时来的那些人，就是最普通的人群。我希望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共鸣，人在写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读者的预设，我写自己的这一部分时诚实地呈现出来，有一部分人看到了，可能会有一些触动就够了。就像我看梵高的画一样，哪怕隔了一百年，还是有一种共鸣在里面，这是人不会改变的一点东西吧。其实你很难带给别人什么，梵高在画那幅画的时候，是不会想带给我什么的，他就是看到农夫午后躺在麦子堆里面，劳动之后那一场酣睡，那场天光和麦香一瞬间触动了他。那是人类生活强烈生命印象的一个瞬间，他不顾一切都要把它画下来，不为什么目的。也许就是不为目的的这场记录，才让过了多年后的我看到画时产生那种触动。所以，我也想诚实地写下我自己这些生命印象，就像河流一样，至于想从中掬一捧什么样的水，那是读者的事情了。
问：这本书写了三年多时间，写作过程中有什么障碍吗？
柴静：之所以写三年，是有时候障碍比较大。每当写不下去就往那一扔，扔大半年，提也不能提，谁提就翻脸。当时几个朋友差不多同时开始写自己的书，我们会在网上互相问问写到什么程度了，结果他们一个个都交卷了，就剩下了我一个小朋友没答完题，很焦虑。但是焦虑也没有用，就是写不过去了。我有博客，博客的好处是，它有材料留在那，但缺点是材料会变成障碍。比如2006年的材料，如果你思想上想偷懒的话，也是可以做到的。我可以把它嵌到书里面，但这就像条件简陋的地方，拿大石头一块块垒成一个房子也行，但它中间连个水泥缝都没有，只是靠重力在那撑着。你自己是知道的，就不能允许它过去，你没有水分去搅拌一些水泥把缝隙糊上，因为内心的丰沛不够，所以就只能放在那。时间长一点的时候，落一点雨，慢慢地积一点、长一点。当两块石头之间咬合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就像我写山西那章，本来是全书最弱的一章，六哥他们都建议我彻底拿掉。我是觉得该有一个交代，不应该放弃，所以重新写，到最后水大了漫过去，这章才浮现出来。
问：书中记述了你的成长和自省，也多次提及陈虻对你的影响。如果没有遇到这些人，你今天会有不同吗？你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
柴静：我自己很难去做这样一个假设，可能这种自省也会存在。但是这个枝条抽出来，人长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另一个姿态了。这里面还是有一种规律，就像一棵树，如果开始长在一个什么阻力都没有的地方，风调雨顺，你可能像菩提树一样很柔弱，它也有它的美，但它没有力，因为它没有跟外界抗争的必要。如果是在一个密林里面，它在中年之前就只能往上长去争取阳光，等它想往外伸展树冠的时候，这个劲已经不够了，那它的姿态也不够雄壮。所以像橡树，开始就长在沙土里，是最好的时候，既要跟暴风雨搏斗，同时又能从地里去吸收各种水分和营养。这样的树长出来，它的姿态就有一种壮阔的力量，土壤也是很重要的。
问：从地方媒体到中央台，平台的转换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转变？
柴静：我书里有写过，原本没有想过去央视，我其实也一直没有进过地方台的体系，当时相当于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状态。跟湖南卫视是这样一个合作，我当时住在北京，去做一期节目，拿一期稿酬，没有什么保障，但我觉得还是有自由的。当时湖南卫视也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员工，但那时20出头，混不吝，不想进入任何一个机构工作，如果进入一个单位，要坐班、有一个办公桌，我觉得比较受束缚。后来进央视，意味着你也要有个办公桌，有领导，要有束缚。但他们的那个年会是触动我的很重要的因素，我在那个年会里看到了那种自由的狂欢的劲儿，那个劲儿我特别喜欢。就像那天首发式，小崔、岩松他们回忆年会的那种感受，其实也是因为那些人的存在，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人，机构和平台本身是不会吸引我的。
问：央视本身有很多条条框框，在做新闻时有没有想过去突破一些边界？
柴静：当时做新闻时，陈虻老骂我们，说你们还抱怨，谁谁谁限制你们了，限制你们思想了，给你机会让你表达，你有思想吗？其实，最捶打我心的就是陈虻这些话。当一个人不独立的时候，他才会把责任推诿于外界。我父母不给我一个好的环境；我的老师伤害了我，所以我就不好好上课；我上大学学的专业不如意，所以就自暴自弃；我工作没有背景，所以就不去努力了。其实把内心的秤砣的重量放到外界去了，自己就很容易失衡。所谓独立，就是把重量压下来。我不向外界索求，既不会索要理解，也不会发牢骚抱怨。这一代的新闻人，可能我只能做到这个样子了。不说别人，我自己，我有我天然的局限，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做起，那我只能做到那个程度。可能下一代要比我们做得更好，它是靠这样慢慢积累出来的。我们的新闻这么年轻，20多岁就能做一个主播，那就把人肉梯子搭好，把传承建起来，不要一代人好不容易建立起一点东西就被摧毁了。 问：你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文字中，都有悲悯，强调人性的关怀，有时甚至也会动容，这种情感的流露，会不会影响或削弱客观、理性、中立？如何把握介入的分寸和拿捏的距离呢？
柴静：这个我也是走了很多个来回。第一个阶段我是靠我的本能和直觉去做，但它起码真，不是靠技巧或概念死板地去执行。但到一个阶段你就会觉得真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你需要克制自己，然后才能不带偏见地去认识事物，这个阶段需要一些训练。再后来你就会做到可以对一个事件中的每一方都投入感受，可以切身地知道每一方的内心的立场或诉求。打个比方，有期节目是讲拆迁。搬出去的人和拒绝搬迁的人对峙冲突，大家都有利益诉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对峙是已经僵化了，像栽在一个水泥柱里面动弹不得，无法再去感受对方。有时候记者的作用就是帮助此侧和彼侧的人去感受对方，让那个水泥松动一点，这个松动是靠你问的问题去敲。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蒙昧里面，不自知。一个提问本身，就可以撬动你的思考。
问：从业新闻这么多年，这本书算是您对自己工作的一个评价吗？能否分享下做新闻的苦与乐？
柴静：是一个交代，也是一种评价吧。我做新闻到现在，一直希望自己恪守本分，我只承担记者这个角色，我不会觉得自己事事能为，也不轻易发表评论。记者这个角色它是有一个社会职责在里面，就是采访、提问、呈现。就提问这一件事，我就是用一辈子也做不到最好的，那就不断去改善，能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很了不得了。我一直觉得当每一个人把分内的事情做好的时候，不去过度索求，也不急于展览自己，社会就会往前走了。
从业这么多年，不论从开始时做电台主持人，还是后来成为电视记者、主持，我都是在做传播，都是对人感兴趣。有时会有疲惫，但不会厌倦。我觉得工作和生活是没办法分开的，如果我一天打扮好了，就为了去工作，那得多累。工作就是玩儿，就是快乐，还有人给你发工资，这应该是最好的。
问：作为新闻工作者，你觉得目前做得还不够的是哪方面？
柴静：就是准确吧。这两个字不是终点，不是你今天掌握了准确，你就永远准确。很可能你今天做到了，明天就不行。所以我就问卢安克，我怎么办。很沮丧，后来我发现他也有弱点，正因为这样，他给我一个很强的示范。人的心智，不是天分，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生下来就具有神一样的天性，没有完美的人性，也没有永远正确的人。但是心智是可以训练的，只要你掌握了规律，就可以越来越完善，这是让我比较有信心的。达到准确的一个障碍就是成见和模式，我们从小被嵌在一个模子里面长大，所以你必须对抗它，这是不容易的。只有反观自己，诚实地面对自己，没有别的途径。有时我犹豫是不是写博客反省，明明事情在风口浪尖上，如果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是更引来大家的批评？但跨过这个槛，批评有什么关系呢，也是在帮助你往前走。我采访贝克汉姆时，他对我很有启发。因为其他球员也有对他瞧不上的，说你除了左脚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以为他会作各种各样的回答，但他就一句话，他说：那我努力改一改。我当时愣住了，觉得这个回答好厉害，就是别老想着为自己辩解。
问：对自己诚实，反省自己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早期搭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知识结构，去支撑自己作出靠谱的判断也许更重要，至少可以少走弯路，避免一些错误？
柴静：我只能说自己的经验。你可能开始是知识有欠缺，不了解事情，但为了证明自己可以，有目的地阅读，其实是不吸收的。那样很可能你看了大量的书，但很难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所以要从生活中出发，进入到生活当中之后，比如我写征地那章，我写了五六年，都写不动了，感到疲惫、无能为力，这时我才去阅读。我开始得晚，人家要是学经济学的话，可能早就明白了。可是我偏偏就是撞到南墙头破血流之后，我才能去看书。但这时看书，那种破瓜之快，痛快淋漓的感觉，就像剪刀一样一路把你思想的绳索全部都剪断了。一旦这样，它就进入你的感受，世界上任何外力想要把它才从你脑子里拉出去都是不可能的，你会用全部的意识来捍卫它，这就是两种读书方式的不同吧。
问：你是记者，也是主持人，还出了不止一本书，现在也有人称你为作家了，你怎么给自己定位？
柴静：我不是作家，我只是一个电视采访记者。作家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让人敬重的称谓。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写作水平，是称不上一个作家的。记得有一年我得了散文奖时，也有记者采访我，问是不是喜欢作家这个称谓。我说我那时只能叫博客爱好者。虽然大家对这本书有一定认同，但它在文学上、思想上都没有创造什么很高的价值。只是大家对我的期待比较低，做电视的还写字儿，挺不容易了。再一个是还不至于把自己弄得花花绿绿的，还算诚实地来写。
问：阅读在你生活中占什么比重？哪些作家或作品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柴静：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是比较喜欢看书的。那时候看很多闲书，躲着大人，近视眼就是这么得的。有句话我很认同：一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看书的习惯，我不太敢丢。但是我不会太去看一些榜单上推荐的书，我基本上是困而求知，有困惑的时候才会去看。如果这个人正好触发了我这个阶段困惑中核心的点，那我会把这个人所有的东西买回来看。我在离开新闻调查那个阶段，正好接触到了顾准。其实我10年前也看过，但毫无感觉，只有在那个坎上，你才能够理解他。那种共鸣会很深，你会把他所有的著作找来，花几个月时间，就看这一个人。后来看曾国藩、胡适、托尔斯泰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读书本着诚意去读会比较好。比如我喜欢胡适，不光是他的思想，我也喜欢他的性情。你知道有一些思想者是比较性烈如火的，有一种摧枯拉朽的打破旧体系的愿望。这一类的我也会看，也会吸收，但是对胡适这种会有一种内心的亲近。他没有一种很高的道理，就是很朴素的语言。
问：镜头前你一直是一个冷静、知性的形象，生活中是什么样的？
柴静：现在我们在一起的状态就是我生活中的状态，我们在交谈交往，唯一的差别是我们初见面，大家很友善，但毕竟所知不深，跟特别了解的朋友一起，状态可能更随意。人和人之间是有一个分寸的，分寸间会有差异。比如那天首发式和崔永元上台，我跟他是这么一个状态，白岩松上来又是一个状态，等到罗永浩上来的时候，我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每个关系都诚实就挺好的。如果我非常热络地表达我的私生活，让读者觉得我的生活是多么活色生香，那得多可怕啊，那也未必是读者所期待的。（相关内容见P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