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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撤销慈善榜不是因为制作困难，是因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推动作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而这跟中国慈善的软环境不无关系
在日前发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中国富豪数量荣登亚洲榜首；而5月7日，《福布斯》中文版宣布将不再制作中国慈善榜单。这两条消息让人不由得产生这样的联想：中国的富豪们成功地改变了《福布斯》富人版图，但仍缺乏古道热肠——是否果真如此？
“调查难度不是取消的原因”
与三年前推出中国慈善榜时一样，当《福布斯》中文版正式宣布这项榜单不再继续发布时，刚经过“五一”长假沉闷期的媒体开始了狂热的追问。
对于取消的原因，有报道引用《福布斯》工作人员的话说，是因为“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如国外成熟，很多富豪捐赠方式隐秘；不少企业家保持低调，增加了数据调查难度。”
《福布斯》中文版市场部主任张晓华对上述说法予以了否认，“这是有的媒体将我的话断章取义。”5月12日，她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我们认为用文章的形式来介绍中国慈善业的状况，比用一张榜单好。今年以来的这4期杂志中，我们都有文章对中国慈善事业做报道，这样更能细致地体现中国企业家的捐赠情况。”
不过，《福布斯》中文版主编周鹏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并不讳言榜单制作的困难，“在中国制作排行榜都有困难。(数据收集)这里面有很多的工作，也会碰到很多不理解我们工作的人。”但他强调，并非因为这些困难而取消这张榜单，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他们首先应该取消的是《中国富豪榜》或者《中国名人榜》。
他解释取消榜单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推动作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榜单排名只让读者关注到谁捐了多少，而在他们看来，这远没有如何捐赠、如何管理企业的捐赠策略重要。其次，从捐赠者来看，被动捐赠者的数目远多过主动管理自己捐赠事业的人。另外捐赠数额也偏小，在过去三年中，有的企业捐赠50多万就能进入前100名。
据张晓华介绍，《福布斯》制作这样一个榜单需要半年左右，他们的制作团队结合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和《公益时报》方面的第三方数据，再由自己的记者与企业、企业家进行直接联系核对，然后依照《福布斯》自身的考核标准，进行组合分析得出结果。“2004年，我们就是通过一家家的慈善协会、慈善公益基金、接受捐赠的机构组织和地方商会、工商联去收集数据。然后，再将入围企业的数据与企业本身一一进行比对和核实。”周鹏对本刊说。
与胡润排行榜不同的是，《福布斯》中国慈善榜的评价标准参照了美国惯常使用的现金标准来衡量。本刊记者查阅《福布斯》中文版“2006中国大陆企业捐赠100榜”中显示，该榜单调研团队共四人，其中主要资料来源是：Forbes China Research、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和《公益时报》。
事实上，由民政部主管的《公益时报》，也一直在推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慈善榜”。由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公益时报》社编制发布的“善行天下——2007中国慈善排行榜”刚刚在4月26日发布，包括“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企业捐赠排行榜”两份榜单。在过去三年，他们的榜单与《福布斯》以及胡润的中国慈善榜构成了中国三大慈善榜。
据《公益时报》向本刊提供的资料称，他们采集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六个方面：民政系统提供的个人捐赠数据；捐赠者自己提供的捐赠数据；各公益机构提供的接受捐赠数据；上市公司年报公布的捐赠数据；各种公开媒体报道的捐赠数据；《公益时报》的公益档案数据。
为了统计数据更加准确，《公益时报》还分别列出各慈善家、慈善企业的实物捐赠金额，并统计各慈善家、慈善企业的历年捐赠额度，以对他们长期的慈善捐赠进行总体估算。
即使这样，要得到精确的数据依然困难。其原因与“富豪捐赠隐秘、保持低调”，不能说是没有关系。在去年《福布斯》榜单中排名第八位的国美电器，其主要捐赠金额在榜单上显示为1410万元，主要两笔捐赠是：援建印度洋海啸受灾国孤儿院1000万元；为黑龙江洪灾遇难学生家庭捐款110万元。而国美电器品牌管理总监何阳清向记者表示，这些数据并没有完全包括他们当年所有的捐赠，有些小额的捐赠没有统计入内。另外他提到，援建印度洋海啸的捐赠，其中包括黄光裕先生以自己名义捐赠的700万，则不应该被统计入企业捐赠中。
作为《福布斯》慈善榜单的重要合作方，《公益时报》总编辑刘佑平对《福》榜的取消表示遗憾，尽管早在今年3月他已经获得这个消息。“因为《福布斯》做事比较专业，他们的榜单在三张榜单中是比较成熟的。”他说。而胡润则对媒体表示“不会跟进”，不过他也承认，“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绕过慈善机构，直接捐向某些社会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数据无法掌握。”
环境不成熟VS企业家不成熟
如《福布斯》中文版主编周鹏所言，如果仅仅限入榜单制作的技术性探讨，这个话题并非这么能吸引人们的关注。舆论更重要的一层追问是：“中国的慈善环境是否成熟？”
“我不同意成熟不成熟这样的提法，”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对本刊记者说。他认为，中国的公益事业正处于成长发展期，“由于我们国家社会经济长期欠发达，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持续高速稳定发展，才给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中国的公益事业才得以初见规模并迅速成长和发展。”
郭长江谈及1986年中国红十字会为援助非洲旱灾在中国许多城市进行的募捐活动时说，“具体的援助数字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应该用‘羞涩’两字来形容。而在2004年底、2005年初，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大陆范围内为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民众的捐款达到4.3亿元人民币。加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和台湾红十字组织的捐款，中国对海啸受灾国捐助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名列前茅。我想，国际舆论也会承认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正处在一个迅速成长和发展的时期。”
《公益时报》总编刘佑平则用“三级跳”来形容中国慈善环境在近几年的改进，“这几年进步非常迅速，尤其是将于2008年1月1日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公益捐赠免税额度，由原来应纳税所得额的3%，大幅度提高到年度利润总额的12%。这个数据在国际上也是比较高的，我将其称之为政策助推公益的‘三级跳’。”
虽然如此，中国慈善环境与国际上相比依然有相当的差距。三年前，周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将这种差距的原因归纳为体制的症结：“中国的慈善基金由于体制的限制，只是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其实，他们可以更主动、更有创意地募集和管理慈善基金，为企业和企业家创造良好的捐赠环境。慈善基金除了接受捐赠外，更应该主动管理好基金，让它保值增值。国外的慈善事业能够蓬勃发展，体制是很关键的。”不过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中国能在改革开放30年时间将慈善事业做到现在的水平，“应该很值得欣喜了”。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慈善环境的“不成熟”，是否直接与企业家的不成熟有关？有媒体评论说：“《福布斯》取消中国慈善榜，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好在它让中国富豪警醒，它让中国富豪反省自己与‘盖茨’们的差距。”
但郭长江认为，如果只是片面的责备我们的企业家，是有失公允的。“企业家是社会中的成员，他们需要社会舆论的引导，国家相关政策的规范等。”郭曾在全国青联任职秘书长，接触过很多优秀的青年企业家，“他们在事业发展同时大都愿意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都有回报社会的意向和追求。当然，在如何做公益做慈善、与谁合作做公益做慈善，做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公益慈善项目，他们不是盲目的，有自己的选择。”
周鹏接触的大多是民营企业家，“我并不认为，民营企业家就因为自己是民营的而更少从事慈善活动，相反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比其他企业捐赠得更多。”他对本刊谈道：“在过去30年中，一些地方官员有事就去找这些民营企业‘出钱出力’。在所有的地方性建设和扶贫帮困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身影。”
尽管从整体上来看，企业家大都怀抱社会责任，但也并非所有的都乐善好施。本刊记者也了解到，联合国下属某在华机构曾为一项扶贫计划向某企业家劝募100万元，被拒绝。而该企业家同时却出资3000万元赞助了“超女”电视节目。
“任何企业都要讲社会责任，而我们一直认为慈善捐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有20万员工，解决好这些员工的就业问题，本身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们也注重行业责任，让消费者更好地使用价廉物美的产品，也是我们社会责任的体现。” 国美电器品牌管理总监何阳清对本刊记者说。不久前，他刚陪同黄光裕向广州一家儿童医院捐赠了500万元，“我们还有一系列捐赠计划，但目前还不方便对媒体透露。因为我们坚持高调做事，但在宣传上保持低调。”
建设慈善软环境
曾有人问过民政部前部长、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崔乃夫，中国公益事业，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多大差距？他的回答是“中国的公益事业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至少还要50年。”
崔乃夫认为中国离一个真正成熟的公益时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宣传、引导和培育工作。因为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是90% 的国民现在还连什么是公益都不知道。”
《福布斯》中文版主编周鹏也对本刊谈道，“如果说(慈善环境)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从捐赠者的捐赠思路和意识上做起。大的天灾人祸需要捐赠，一些默默无闻的事业更需要捐赠。每年捐赠几千块钱给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修一条路，并不比捐赠几十、上百万给抗‘非典’要差，因为这条路会改变一个山村人民的命运。”
而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相关法制建设。这也包括慈善机构和公益组织们本身的法律身份问题。《公益时报》总编刘佑平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的有34万多家。而据专家的估计，没有民政部正式注册，而是采取在工商部门注册或者干脆不注册的则有10倍于此，即全国有实际的非营利组织400万家左右。如果一个组织按10个人算，就有4000万人从事中国的非营利事业。如果一个组织一年的公益资产是10万元，那全国每年的公益资产就是400个亿。请问，一个4000万人每年400个亿的领域，怎么能够不考虑其法律地位即身份问题呢？”
中国有《公益事业捐赠法》，今年又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但却没有一部《非营利(非政府)组织法》，或《公益组织管理法》。有人认为，“这是政府重视捐赠方而不重视授受捐赠的中间层的一个表现。”
在捐赠方面，政府对捐赠方的鼓励在刚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中，落到了实处， “但这里只解决了一个方面，就是对捐赠者的鼓励，而对另一个层面，对中间环节即广大从事公益事业的公益组织的积极培育、鼓励、扶植，却远远不够。”刘佑平说。“目前的法律还不完善，尚未授权或者规范非营利组织来如何管理和使用企业所捐出的这些款项。”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慈善和公益组织的自律和品牌建设的问题。媒体披露的“慈善家余彭年捐赠的救护车成了当地官员的座驾”“公益楷模的‘中国妈妈’涉嫌经济问题”等等，都暴露了慈善组织自身的不规范以及监管缺失等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的公益组织有很多，但能够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并不多，这些组织大都只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都面临成长发展的问题。中国红十字会虽说是“百年老店”，但也仍然面临如何发展自身实力，扩大自身影响的问题。要想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每一个公益组织自身也要努力。”郭长江告诉记者。
尽管问题重重，但慈善事业并非如一张榜单，条件不成熟便可以停掉。如《公益时报》总编刘佑平对本刊记者所言：“我们不能等待一个成熟的公益时代才去做慈善排行榜，也不应该等待一个非常成熟的条件，才去做公益慈善事业。”
在日前发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中国富豪数量荣登亚洲榜首；而5月7日，《福布斯》中文版宣布将不再制作中国慈善榜单。这两条消息让人不由得产生这样的联想：中国的富豪们成功地改变了《福布斯》富人版图，但仍缺乏古道热肠——是否果真如此？
“调查难度不是取消的原因”
与三年前推出中国慈善榜时一样，当《福布斯》中文版正式宣布这项榜单不再继续发布时，刚经过“五一”长假沉闷期的媒体开始了狂热的追问。
对于取消的原因，有报道引用《福布斯》工作人员的话说，是因为“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如国外成熟，很多富豪捐赠方式隐秘；不少企业家保持低调，增加了数据调查难度。”
《福布斯》中文版市场部主任张晓华对上述说法予以了否认，“这是有的媒体将我的话断章取义。”5月12日，她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我们认为用文章的形式来介绍中国慈善业的状况，比用一张榜单好。今年以来的这4期杂志中，我们都有文章对中国慈善事业做报道，这样更能细致地体现中国企业家的捐赠情况。”
不过，《福布斯》中文版主编周鹏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并不讳言榜单制作的困难，“在中国制作排行榜都有困难。(数据收集)这里面有很多的工作，也会碰到很多不理解我们工作的人。”但他强调，并非因为这些困难而取消这张榜单，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他们首先应该取消的是《中国富豪榜》或者《中国名人榜》。
他解释取消榜单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推动作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榜单排名只让读者关注到谁捐了多少，而在他们看来，这远没有如何捐赠、如何管理企业的捐赠策略重要。其次，从捐赠者来看，被动捐赠者的数目远多过主动管理自己捐赠事业的人。另外捐赠数额也偏小，在过去三年中，有的企业捐赠50多万就能进入前100名。
据张晓华介绍，《福布斯》制作这样一个榜单需要半年左右，他们的制作团队结合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和《公益时报》方面的第三方数据，再由自己的记者与企业、企业家进行直接联系核对，然后依照《福布斯》自身的考核标准，进行组合分析得出结果。“2004年，我们就是通过一家家的慈善协会、慈善公益基金、接受捐赠的机构组织和地方商会、工商联去收集数据。然后，再将入围企业的数据与企业本身一一进行比对和核实。”周鹏对本刊说。
与胡润排行榜不同的是，《福布斯》中国慈善榜的评价标准参照了美国惯常使用的现金标准来衡量。本刊记者查阅《福布斯》中文版“2006中国大陆企业捐赠100榜”中显示，该榜单调研团队共四人，其中主要资料来源是：Forbes China Research、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和《公益时报》。
事实上，由民政部主管的《公益时报》，也一直在推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慈善榜”。由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公益时报》社编制发布的“善行天下——2007中国慈善排行榜”刚刚在4月26日发布，包括“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企业捐赠排行榜”两份榜单。在过去三年，他们的榜单与《福布斯》以及胡润的中国慈善榜构成了中国三大慈善榜。
据《公益时报》向本刊提供的资料称，他们采集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六个方面：民政系统提供的个人捐赠数据；捐赠者自己提供的捐赠数据；各公益机构提供的接受捐赠数据；上市公司年报公布的捐赠数据；各种公开媒体报道的捐赠数据；《公益时报》的公益档案数据。
为了统计数据更加准确，《公益时报》还分别列出各慈善家、慈善企业的实物捐赠金额，并统计各慈善家、慈善企业的历年捐赠额度，以对他们长期的慈善捐赠进行总体估算。
即使这样，要得到精确的数据依然困难。其原因与“富豪捐赠隐秘、保持低调”，不能说是没有关系。在去年《福布斯》榜单中排名第八位的国美电器，其主要捐赠金额在榜单上显示为1410万元，主要两笔捐赠是：援建印度洋海啸受灾国孤儿院1000万元；为黑龙江洪灾遇难学生家庭捐款110万元。而国美电器品牌管理总监何阳清向记者表示，这些数据并没有完全包括他们当年所有的捐赠，有些小额的捐赠没有统计入内。另外他提到，援建印度洋海啸的捐赠，其中包括黄光裕先生以自己名义捐赠的700万，则不应该被统计入企业捐赠中。
作为《福布斯》慈善榜单的重要合作方，《公益时报》总编辑刘佑平对《福》榜的取消表示遗憾，尽管早在今年3月他已经获得这个消息。“因为《福布斯》做事比较专业，他们的榜单在三张榜单中是比较成熟的。”他说。而胡润则对媒体表示“不会跟进”，不过他也承认，“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绕过慈善机构，直接捐向某些社会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数据无法掌握。”
环境不成熟VS企业家不成熟
如《福布斯》中文版主编周鹏所言，如果仅仅限入榜单制作的技术性探讨，这个话题并非这么能吸引人们的关注。舆论更重要的一层追问是：“中国的慈善环境是否成熟？”
“我不同意成熟不成熟这样的提法，”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对本刊记者说。他认为，中国的公益事业正处于成长发展期，“由于我们国家社会经济长期欠发达，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持续高速稳定发展，才给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中国的公益事业才得以初见规模并迅速成长和发展。”
郭长江谈及1986年中国红十字会为援助非洲旱灾在中国许多城市进行的募捐活动时说，“具体的援助数字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应该用‘羞涩’两字来形容。而在2004年底、2005年初，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大陆范围内为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民众的捐款达到4.3亿元人民币。加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和台湾红十字组织的捐款，中国对海啸受灾国捐助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名列前茅。我想，国际舆论也会承认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正处在一个迅速成长和发展的时期。”
《公益时报》总编刘佑平则用“三级跳”来形容中国慈善环境在近几年的改进，“这几年进步非常迅速，尤其是将于2008年1月1日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公益捐赠免税额度，由原来应纳税所得额的3%，大幅度提高到年度利润总额的12%。这个数据在国际上也是比较高的，我将其称之为政策助推公益的‘三级跳’。”
虽然如此，中国慈善环境与国际上相比依然有相当的差距。三年前，周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将这种差距的原因归纳为体制的症结：“中国的慈善基金由于体制的限制，只是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其实，他们可以更主动、更有创意地募集和管理慈善基金，为企业和企业家创造良好的捐赠环境。慈善基金除了接受捐赠外，更应该主动管理好基金，让它保值增值。国外的慈善事业能够蓬勃发展，体制是很关键的。”不过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中国能在改革开放30年时间将慈善事业做到现在的水平，“应该很值得欣喜了”。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慈善环境的“不成熟”，是否直接与企业家的不成熟有关？有媒体评论说：“《福布斯》取消中国慈善榜，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好在它让中国富豪警醒，它让中国富豪反省自己与‘盖茨’们的差距。”
但郭长江认为，如果只是片面的责备我们的企业家，是有失公允的。“企业家是社会中的成员，他们需要社会舆论的引导，国家相关政策的规范等。”郭曾在全国青联任职秘书长，接触过很多优秀的青年企业家，“他们在事业发展同时大都愿意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都有回报社会的意向和追求。当然，在如何做公益做慈善、与谁合作做公益做慈善，做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公益慈善项目，他们不是盲目的，有自己的选择。”
周鹏接触的大多是民营企业家，“我并不认为，民营企业家就因为自己是民营的而更少从事慈善活动，相反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比其他企业捐赠得更多。”他对本刊谈道：“在过去30年中，一些地方官员有事就去找这些民营企业‘出钱出力’。在所有的地方性建设和扶贫帮困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身影。”
尽管从整体上来看，企业家大都怀抱社会责任，但也并非所有的都乐善好施。本刊记者也了解到，联合国下属某在华机构曾为一项扶贫计划向某企业家劝募100万元，被拒绝。而该企业家同时却出资3000万元赞助了“超女”电视节目。
“任何企业都要讲社会责任，而我们一直认为慈善捐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有20万员工，解决好这些员工的就业问题，本身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们也注重行业责任，让消费者更好地使用价廉物美的产品，也是我们社会责任的体现。” 国美电器品牌管理总监何阳清对本刊记者说。不久前，他刚陪同黄光裕向广州一家儿童医院捐赠了500万元，“我们还有一系列捐赠计划，但目前还不方便对媒体透露。因为我们坚持高调做事，但在宣传上保持低调。”
建设慈善软环境
曾有人问过民政部前部长、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崔乃夫，中国公益事业，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多大差距？他的回答是“中国的公益事业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至少还要50年。”
崔乃夫认为中国离一个真正成熟的公益时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宣传、引导和培育工作。因为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是90% 的国民现在还连什么是公益都不知道。”
《福布斯》中文版主编周鹏也对本刊谈道，“如果说(慈善环境)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从捐赠者的捐赠思路和意识上做起。大的天灾人祸需要捐赠，一些默默无闻的事业更需要捐赠。每年捐赠几千块钱给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修一条路，并不比捐赠几十、上百万给抗‘非典’要差，因为这条路会改变一个山村人民的命运。”
而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相关法制建设。这也包括慈善机构和公益组织们本身的法律身份问题。《公益时报》总编刘佑平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的有34万多家。而据专家的估计，没有民政部正式注册，而是采取在工商部门注册或者干脆不注册的则有10倍于此，即全国有实际的非营利组织400万家左右。如果一个组织按10个人算，就有4000万人从事中国的非营利事业。如果一个组织一年的公益资产是10万元，那全国每年的公益资产就是400个亿。请问，一个4000万人每年400个亿的领域，怎么能够不考虑其法律地位即身份问题呢？”
中国有《公益事业捐赠法》，今年又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但却没有一部《非营利(非政府)组织法》，或《公益组织管理法》。有人认为，“这是政府重视捐赠方而不重视授受捐赠的中间层的一个表现。”
在捐赠方面，政府对捐赠方的鼓励在刚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中，落到了实处， “但这里只解决了一个方面，就是对捐赠者的鼓励，而对另一个层面，对中间环节即广大从事公益事业的公益组织的积极培育、鼓励、扶植，却远远不够。”刘佑平说。“目前的法律还不完善，尚未授权或者规范非营利组织来如何管理和使用企业所捐出的这些款项。”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慈善和公益组织的自律和品牌建设的问题。媒体披露的“慈善家余彭年捐赠的救护车成了当地官员的座驾”“公益楷模的‘中国妈妈’涉嫌经济问题”等等，都暴露了慈善组织自身的不规范以及监管缺失等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的公益组织有很多，但能够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并不多，这些组织大都只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都面临成长发展的问题。中国红十字会虽说是“百年老店”，但也仍然面临如何发展自身实力，扩大自身影响的问题。要想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每一个公益组织自身也要努力。”郭长江告诉记者。
尽管问题重重，但慈善事业并非如一张榜单，条件不成熟便可以停掉。如《公益时报》总编刘佑平对本刊记者所言：“我们不能等待一个成熟的公益时代才去做慈善排行榜，也不应该等待一个非常成熟的条件，才去做公益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