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
　　——西方谚语
　　对于犹太民族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
　　自希特勒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一场以犹太民族为主要迫害对象的大屠杀便拉开了历史序幕，以纳粹德国为首的反犹主义罪恶势力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推向极端。从1933年至1945年的十二年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达六百万，其中仅儿童就超过一百万。被屠杀的犹太人人数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在欧洲，平均每七个犹太人中就有五个惨遭杀害。按照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的统计，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从1933年至二次大战结束，一直主宰着纳粹第三帝国的政治，在此期间，《我的奋斗》中平均每一个字便会使一百二十五人丧失生命；每一页就会有四千七百人丧失生命；而每一章就会有一百二十万人丧失生命。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被认为是人类屠杀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事件。它不同于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一场大屠杀。其特征主要在于它是一场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掌握的国家机器，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一个生活在其中（和其外）的民族——犹太人——整体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迫害和屠杀。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经历过如此残暴的行径，没有任何民族经受过如此巨大的浩劫。这种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让全世界具有良知的人们不断反思，为什么人类进化到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二十世纪，还会出现如此的兽性行为？
　　在解读德国纳粹统治时期的这段历史时，最难理解的问题，既不是希特勒如何上台，通过什么方式推行法西斯暴政；也不是希特勒如何采取国家社会主义，振兴德国经济，对外发动和进行侵略，而是如何认识几乎是所有德国人都参与的大屠杀。人心之恶，人性之恶，在这场反人类罪的种族大屠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要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懂德国的“排犹主义”是如何形成的，纳粹德国是如何利用整个社会情绪和舆论，如何通过国家机器操控人的信仰并最终将普通民众变成大屠杀的执行者的。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曾写道：“残忍是人类的本性。”无论是奴隶主、中世纪宗教、殖民掠夺者、专制独裁政权都曾用铁血手段聚敛财富、维护权力，然而，与纳粹时期的德国人对犹太人实施的残酷暴行相比，那些民不聊生的暴政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德国纳粹管理下的集中营和犹太人聚集区，德国人折磨和屠杀犹太人的惨剧简直就如同诗人但丁所描写的地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个德国医生保罗·克雷默就曾亲身经历过这一切，他回忆道：在我看来，但丁笔下的地狱与这里相比不啻成为了喜剧。
　　在二战期间，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既有德国人，也有其他国家的帮凶，但多数是德国人。这些人当中有些本身就是信仰纳粹主义的纳粹党员，或是党卫军军人，这些人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不难理解；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许许多多的普通德国人，他们并不主张或信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但他们仍然全都投身到这场灭绝犹太种族的政治迫害中，以德意志国家的名义进行了大屠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中有两幅画让参观者难以忘怀：一幅画像是健壮、高大、满头金发、朝气蓬勃的雅利安人；一幅则是肥胖矮小、相貌丑陋、举止猥琐的犹太人，这两幅对照鲜明的画像就曾是纳粹德国时期小学生教科书中的插图。希特勒一伙就是通过这种渗透式洗脑的教育，从小培养孩子们对犹太人的蔑视和仇恨。在希特勒当政时期，很多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因为上方的命令，而是主动自发地做。纪念馆里就藏有一封纳粹士兵写给母亲的信，这个士兵觉得自己杀犹太人太少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准备多杀几个战胜自己。
　　看到这些，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投身到惨绝人寰的恐怖之中，他们这种非人道的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难道他们的生活情趣以及生活目的就是为了血腥的屠杀？德国文化的信念和价值观对他们的行为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厘清了这些问题，也就弄清了纳粹主义上台的基础和滋生纳粹主义的土壤。
　　二
　　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精神与暴力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构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
　　——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者〓沃尔夫·勒佩尼斯
　　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毒的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它不仅要在德国清除犹太人的影响，而且要彻底消灭犹太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排犹主义是西方世界一个永恒的特点，之所以如此，源于基督教国家的一个偏见。从宗教方面的影响来说，排犹主义是相当顽固的，一个基督教徒必然也是排犹主义者，必然嫌弃那些不信奉耶稣及教义的人，更何况基督徒从来都是将耶稣之死归咎于犹太人——耶稣的十二门徒犹大为了三十银币出卖了上帝之子，又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遵循这样的思路分析，德国的排犹主义其实就是基督教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基督教巩固了它对罗马帝国的控制以来，出于神学和心理学的需要，它的领袖们就慷慨激昂地公开谴责犹太人，而基督徒也必须与犹太人划清界限，因为犹太人拒绝耶稣的启示，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是上帝之子，这不仅被认为是对基督教徒公开地挑战，而在宗教和道德成为一体的世界里，更是一种罪孽，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西方文明有两个主要的精神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这些文明至今仍在用不朽的精神价值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但任何精神文明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其内在独特性都是由它自身所在的历史中塑造的。自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一直到文艺复兴这一千多年的时间内，西欧人一直无法摆脱精神和肉体的深刻矛盾，他们既痛苦又无奈地与包括自己在内的周围的一切进行无休止的争斗。在充满动乱、战争、种族仇视的中世纪，长期生活在没有保障的社会里的欧洲人，精神不免走向悲观和虚无，在痛苦的灾变面前，他们找到了一条通过生活的宗教化来脱离苦海的精神出路——充满宗教色彩的基督教文明，也就他们所称的“信仰时代”。 　　基督教文化，它融古代的伦理和教理于一身，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超越个人、家庭甚至超越国家的普遍的精神纽带，并且期望通过传教把强调个性的希腊文化，强调国家、军团和法律的罗马文化，以及强调血缘、家庭的日耳曼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基督教文明的时代特征。基督教理论的核心之一是救赎理念——上帝之国必将来临，而基督徒最终获得终极解救。“人的原罪以及人从罪恶中释放出来，人的苦难以及人从苦难中救赎出来”成为了无数生活在战乱血腥的中世纪人们心中追求的意愿与理想。
　　基督教发生之初受到权力的歧视，成为被摧残的信仰派别。然而，经过一段苦难历程之后，历史演进的戏剧性又使基督教与王权结成神圣同盟——基督教以上帝的名义论证王权的合法性；王权则以铁与血的力量维护基督教对人的心灵控制和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的权威。
　　基督教正是通过世俗社会中的神权政治锻造了精神专制的铁手，拥有精神方面的领导权，掌管世俗世界的伦理和信仰。一旦精神信仰或者思想理论不再靠自身魅力，而是依靠强权以及暴力来证明其真理性的时候，此刻的所谓信仰和理论便沦为摧残心灵的暴君和思想自由的强奸者，而丧失自由的时代必然是仇恨精神价值的时代，也必然是动乱、战争，杀戮、嗜血的时代。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的精神黑暗中，在整个欧洲的精神世界，基督教会用强权的铁锤，用专制的铁砧，把自由心灵敲打成充满血泪与苦难的思想异物，铸造出西方极权主义的文化传统。如果站在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督教由被摧残与被侮辱的信仰派别演化成精神暴君和思想屠夫的命运的历程，其实就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
　　笔者以为，中世纪的黑暗所反映出来的不过是人性的黑暗。人性是比人的信仰更为根本的决定因素，除了归咎于人性的黑暗，我们无法解释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普遍性的“黑暗”存在。我们无法从任何一个信仰上找到它与这种普遍性黑暗的必然联系，也无法为每一段黑暗的历史找到与它的黑暗有必然联系的信仰。事实上，人类的信仰大多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而使真善美的信仰与黑暗的历史纠缠在一起的，恰恰是人自身的丑恶！正是人性的丑恶与污秽亵渎了信仰的圣洁。
　　三
　　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
　　——罗素
　　十九世纪的德国，宗教情绪的社会化，逐步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当这种社会心态沉淀为一种文化，并被某个（些）政治野心家所利用时，就会成为一种疯狂的暴民运动，成为整个社会行为。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专家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在分析这段历史时指出：从十九世纪开始，排犹主义在德国无处不在，它甚至成为了德国人的共识。对犹太人的偏见成为了德国社会的一种强迫观念，犹太人给人以一种非常恶毒的形象，德国社会把一切毛病和缺陷都归咎于犹太人。因此，他们即使不是德国一切弊端的唯一根源，也是主要根源，他们对国人的幸福构成了极大危险。除非把犹太人消灭，否则永无宁日。
　　由此可见，德国的排犹主义早在纳粹上台前就已经形成，广泛流行于德国社会的一切社会阶级和阶层，深深植根于德国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及日常交往谈吐中，并同社会道德结构融为一体。希特勒掌权后，利用了德国社会和民众的情绪，变本加厉地将反对和屠杀犹太人的恶行推向了极致。1920年2月纳粹在发表的党纲中第四条明确写道：“只有日耳曼民族的成员才能成为国家的公民，只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日耳曼民族的成员，不管他信仰如何。因此，犹太人是不能成为日耳曼民族的成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也杀气腾腾地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如果在第一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和战争时期，把腐化人民的一万二千名或五万名犹太人放到毒气室杀死的话”，那么几百万“真正的德国人就可以免于一死。”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担任总理时发现，尽管对德国民众的头脑需要纳粹精神进行洗礼，重新改造，但有一点无需费神，就是在犹太人性质这个问题上。因为，不管德国人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有什么样的看法，不管他们多么厌恶或憎恨纳粹主义的某些方面，但“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同纳粹对犹太人的基本看法，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纳粹化’了，毫不奇怪，在纳粹的统治下，绝大多数德国人是反对犹太人的，他们的排犹主义是狠毒的，以种族为基础的；他们一致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就是灭绝这个种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犯罪是全社会的犯罪，“实际参与屠杀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有数十万德国人在屠杀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机构里工作。如果把使用和虐待奴隶劳工的人也算进来（1944年8月德国的奴隶劳工超过七百六十万），那么，犯这种滔天罪行的德国人可能达数百万人”。就拿臭名昭著的一零一后备警察营来说，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成员并非是劣迹斑斑的社会渣滓或地痞流氓，而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来自汉堡的产业工人（其中不少是中年人），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充当了纳粹的屠杀工具。
　　作为一个整体，纳粹体制已经制造出了一种“反犹文化”，这种文化部分根植于历史上德国和欧洲的基督教反犹主义，当然也是由纳粹政权通过对集体和个人行为的直接影响而刻意扶植起来并推向白热化阶段的。“普通的德国人”或许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进程，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将国家主导的反犹意识内化为自身的反犹信仰，而国家机器通过自身权力的强力宣传和各种反犹措施又加深了民众的这种主观意识。
　　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这本书中记载着这样的史料：1942年9月25日，希特勒的治安警察部队第一零一刑警营二连在诱捕两名波兰抵抗运动战士时遭到伏击，德军的一名军士被打死。德军恼羞成怒，要进行报复。德军在特拉普少校的带领下，在塔尔辛地区搜剿扫荡游击队，但一无所获。此时，上级指示他们用两百名普通波兰老百姓的性命为这名德军士兵抵命。
　　特拉普少校命令士兵把村子中三百多名波兰人集合在一起，其中也有不少妇女和儿童，德军从中挑选了七十八人在公墓前予以枪杀。在枪杀了这些老百姓之后，特拉普深感内疚，泪流满面。虽然，他向上级报告说塔尔辛地区是有名的“匪巢”，但特拉普不愿意再向这个村子的老百姓出气，继续杀害剩下的波兰人。那么，如何完成上级的命令呢？于是，他下了一道伤天害理的疯狂命令，让第一零一刑警营到五英里之外的科克村（犹太人聚居区）下手，屠杀了根本与此无关的一百八十名犹太人，作为完成复仇任务的措施。 　　同样是屠杀平民，同样是犯罪，但对屠杀波兰人与犹太人，德国人就是两种态度。根据命令，德国军人应该继续枪杀剩余的一百二十二名波兰人，但他们却把屠杀的目标转向了犹太人，而且，还多杀了五十八人。特拉普少校命令士兵枪杀了七十八名波兰人之后，特意派人到当地学校中去，安慰软禁在那里的被害亲属，向他们表示遗憾。第一零一刑警营的一些官兵也表示不愿意再对波兰人开枪。但这些德国军人对屠杀犹太人全然没有任何顾忌，毫不手软，特拉普少校率领的第一零一刑警营仅在两个半月中就屠杀了两万名犹太人。
　　不仅德军官兵参与屠杀，甚至连他们的家属也参与了屠杀。第一零一刑警营第一连连长沃劳夫上尉怀孕的妻子来部队探亲，在屠杀现场，对数百名犹太妇女儿童惨遭屠杀，她不但无动于衷，而且也学着丈夫的样子，拿着皮鞭，腆着大肚子，抽打将要被处死的无辜的犹太人。身怀六甲的沃劳夫妻子就是如此度过她的假期的。在德军的眼中，犹太人根本就不能算做人，甚至是连猪狗都不如的肮脏、下流、罪恶的“犹太瘟疫”。“人们达成这样的共识：屠杀犹太人是正义的”。对于杀害犹太人他们有一种莫名的类似野兽捕食般的冲动和兴奋，屠杀过后依然亢奋不已，还要彼此交流屠杀犹太人的经验，“晚上整个营区，人们经常谈论的是对犹太人采取各种恐怖手段”，“人们交流着杀人的故事，以此为乐，他们普遍对此采取赞赏的态度”。这些年轻的还充满孩子气的德国士兵，将抓来的犹太人围成一圈，让他们玩一种叫做“投苹果的游戏”。让这些犹太人相互投手中的苹果，如果苹果砸到哪个犹太人，就把那个人拉出来枪毙。后来，这些德国士兵觉得玩得不过瘾，干脆自己亲自动手，于是将苹果改为酒瓶，由自己向犹太人头顶上扔，瓶子落在谁的头上，就把谁拖出来整死。把杀人发展成施虐者的游戏，还有比这更残忍、更丧心病狂的吗？“对这些惨遭屠杀的犹太人来说，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不仅仅是谋杀者，而且是嗜杀成性的‘两条腿野兽’。他们绝不是被迫完成任务的违心的杀人者”。
　　在纳粹看来，犹太人是不能成为人类的，甚至连奴隶社会的奴隶都不如。奴隶至少还被奴隶主认为是有使用价值的，作为个体生命而言也并未被认为是邪恶的，不道德的。但在第三帝国中，大多数的国人确认犹太人既邪恶又不道德，犹太民族对德国的社会道德和秩序起着破坏作用，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比亚维斯托克，德国警察第三零九刑警营的一名士兵，当着一位德国将军的面，往一个犹太人身上撒尿。对这名德国士兵而言，犹太人不过是一堆臭大粪，根本就不能算作是同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德国军医海因茨·蒂洛就曾经把这个集中营比喻为“世界的肛门“，德国人从这里把人类社会的生物渣滓——犹太人排泄出去。
　　七十年过去了，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人性之恶的最丑陋的见证。作为人类历史，它不仅仅是由人们的所作所为构成，而且还包括了人们的所言所说、所思所想。而这后者对于人类而言恰恰是更为重要的。这是因为人们关注历史不仅仅是要知晓和了解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而且更为关注历史中所包含的意义和道理，避免重蹈所走过的弯路和错误。
　　对于大屠杀的反思，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德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当平庸之恶、权威人格、权力实验都无法确切解释普通人的作恶动因时，我们是否需要从根深层次来反思人性之恶？在希特勒当政时期不仅文化与政治进行了联姻，而且信仰也完全服从了政治，成为了政治的婢女，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中，政治意味着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屈服，个人权益对集体主义的投降；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替代了对人类自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