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此，我没有格外兴奋的感觉。十多年来，我只在等待一个人拿这个奖，他就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 觟mer，1931— ，因为他的译名很长，下面有时简称“托马斯”）。去年我终于愿望成真，兴奋的感觉至今仍在，这种偏爱无疑是任性的。这几年来，我在香港浸大开设的新诗创作课，都以他的短诗做教材（主要教《黑色明信片》、《哀歌》和《四月与沉默》几首）。暑假前在校园碰见一个写作很不错的学生，他说已经借去香港所有大学和公共图书馆里的托马斯作品集，不自觉地迷上了这位瑞典老人。但是，把Transtr？ 觟mer读成Transformer（“变形金刚”）的同学也大有人在，诗毕竟是小众的。
　　好些年来，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都是诺贝尔奖的头号大热门，赔率极低（竟然有很多人拿这个去赌——这世界无奇不有）。去年最热的反而不是他，而是叙利亚的阿多尼斯。诺奖公布那天，我七点正就凑到电视机前看新闻。果然，他成功了，我高兴得当场大叫起来。其实，他一直在“让赛”。1974年，瑞典学院把文学奖一次颁给两位瑞典作家，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让桂冠落在瑞典作家头上了，不免惹来闲言。可能为了避嫌，其后主办单位矫枉过正，从那时起一直没给瑞典人（甚至北欧人）颁发这个奖——三十七年来，这是第一次。
　　首次接触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是在1981年与《诗风》众学长一同编辑《世界现代诗粹》的时候，那时读到胡国贤转译的《轨道》，已经深受吸引。后来陆续读到董继平和李笠的翻译，又主动寻找英语的译本，发现这位诗人打动我的力度，甚至比爱尔兰的叶慈和意大利的蒙塔莱更厉害。但阅读英译之后，我也发现托马斯两位中译者似乎不完全明白托马斯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关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
　　因此，当我读到瑞典汉学大师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 ）的中译，心里很兴奋，这当然也拜诺贝尔文学奖之赐。如果不是托马斯得奖，我肯定，愿意出版新译本的人不会出现。毕竟，奖项公布时连欧洲许多评论家都不大清楚这获奖人是谁，我估计托马斯的中国读者比欧洲读者更多。
　　马悦然老先生已经八十九岁，与托马斯相识接近五十年。他的中文甚好，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弟子，译本所见，古文固然难不倒他，平仄、格律，七言和五言诗的重音、断句，他都熟悉。最重要的是他认识托马斯，且是他的好朋友和知音。
　　《巨大的谜语》一书，包括托马斯最近的两本诗集The Great Enigma和Sad Gondola里面的诗。苏格兰诗人若彬·费尔顿（Robin Fulton）也出版托马斯作品英译，马悦然告诉我们，费尔顿的英译本是最好的。如果不是他提示，我们怎能在众多的英译本中找到最好的来读？马悦然也柔和地比较了他的译本和若彬·布莱（Robert Bly， 1926— ， 美国诗人）的翻译，丰富了我的视野。马译本很轻巧，虽然是精装，但不重，可以带着上街，小小的三十二开，让人有手持珍宝的喜悦。
　　马悦然老先生是非常认真的译者，他的谦卑和对文学、学术的认真，更使人敬佩。他对翻译的看法，更让我感动非常。他说：“据我看，译者实际上应如奴隶一般工作。译者应该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和译文的读者负责任。”为此，他对托马斯诗歌里的重音和轻音做了深入的研究。托马斯模仿日本俳句写成的短诗，他也翻成5-7-5的俳句基本形式。俳句的十七个音节，在中文里本来不必执著，但能做的，马悦然都做了。即使是托马斯自己，以俳句形式创作时也没有完全按照日本人的传统来写（例如诗中没采用“季语”，如以“红叶”写秋天等），但马悦然却尽量在格式上努力。
　　1990年，托马斯中风，那时他只有五十九岁。中风后的他，失去了右手和语言能力，他是钢琴家，失去右手太痛苦了。瑞典作曲家就为他创作专门用左手弹奏的曲子，他自己也收集了不少。马悦然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就为马演奏，这种情谊增强了诗人和译者之间不可多得的心领神会。1996年，托马斯出版了《悲伤的凤尾船》，里面有两首诗写他中风之后的感觉，其中一首，正是我常用来做教材的《四月和沉默》（April and Silence）。马悦然说，这是诗人“对他的命运的慷慨之叹”。这首短诗，凝练自然，意象精深而充满想象力，完全是托马斯的风格：
　　《四月和沉默》
　　荒凉的春日
　　像丝绒暗色的水沟
　　爬在我身旁
　　没有反射
　　唯一闪光的
　　是黄花
　　我的影子带我
　　像一个黑盒里的小提琴
　　我唯一要说的
　　在够不着的地方闪光
　　像当铺中的
　　银子
　　（马悦然译文）
　　这个作品是托马斯中风之后写的。北欧的春天迟来，但到了4月，总应该开始了。但是，触景伤情，尚未年老就中风的托马斯难免经历长时间低沉，无法借助语言和音乐表达心中的感情，对一般人来说尚且十分难受，何况是钢琴家诗人呢？“我的影子带我 / 像一个黑盒里的小提琴”，是一个两层的复杂的意象。“影子带我”一语，美国诗人布莱翻成“影子载我”（I am carried inside my own shadow），“像一个黑盒里的小提琴”，两种译文都透明地呈现出诗人的才华。“影子带我”是第一层的比喻，表示诗人无法脱离身体的牢笼。但是，天才的脑袋总是装载着多得无法尽用的隐喻。散文家如钱钟书，小说家如张爱玲，心里的喻象就源源不绝，托马斯当然也一样。“影子带我”仍嫌不足，就再来一个“像一个黑盒里的小提琴”。这种两层意象也是余光中常用的，例如他的短诗《蛛网》就是一例：“暮色是一只诡异的蜘蛛/蹑水而来袭/复足暗暗地起落/平静的海面却不见踪迹/也不知要向何处登陆/只知道一回顾/你我都已被擒/落进它吐不完的灰网去了。”蛛网固然是暮色的喻象，但暮色也是晚年的喻象。学生问我：“你怎么知道？”我说：“‘落进它吐不完的灰网去了’中的‘灰网’就是老人的白发。”同学听了大大惊叹。托马斯呢？连用两层比喻，意犹未尽，又再来另外一对：“我唯一要说的/在构不着的地方闪光/像当铺中的/银子。”说不出来的话，原来并非躲在远处，乃在眼前。刚好就在一臂之遥处（“构不着的地方”）逗引他，因为不远，所以追寻；“当铺”一词，同样是“构不着的地方”的喻上喻。“当铺”指出那里面的“银子”（布莱译成“家传银器”）本来是诗人自己的，如今近在咫尺，却无法赎回。马悦然先生指出这首诗和诗人中风两者之间的关系，对解读此诗非常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马悦然所译的另一托马斯著作《记忆看见我》。这本书于《巨大的谜语》半年后面世，是托马斯六十岁时所写的回忆录。书一开始，他就说：“‘我的一生’，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看见前面一道光线。仔细看，那光线真像一颗有头有尾的彗星。彗星的头，其最明亮的一端，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决定生命最重要特征的幼年。我努力回忆，努力钻进那时代。可是在这浓密的地区中移动很难，很危险，我感觉到我会接近死亡。再往后，彗星越来越稀疏，有越来越宽的尾巴。我现在处于尾巴的后端。我已六十岁了。”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一方面为其“魅力没法挡”的彗星之喻所吸引，一方面给清简自然的中文所震慑。这真的是老外的译笔吗？没多久书就读完了，那是因为马悦然实在译得好，我像在读一本小小的精彩的中文原著。托马斯写他的童年和少年——父母离婚，海员外公填补了父亲的位置。他母亲是教师。小小的托马斯记得的第一个感觉，是三岁时一种“骄傲”之感。但到了学龄，他因为没有父亲而被嘲笑，老师告诫同学不得因此欺负他，越帮越忙地把他推向更痛苦的处境。受强壮的同学欺凌，托马斯抵抗无效，“（我）终于想出一个叫他失望的方法：完全放松。他接近我的时候，我假装灵魂早就飞走了，只留下一具尸体，他可以随意拿一条没有生命的破布甩在地上，这很快就叫他厌烦了”。从一开始的“骄傲”之感到一条“没有生命的破布”，年幼的托马斯经历了自我形象的坠落，心灵渐渐变成诗人灵感的园圃，但这同时让他的心智暴露于危机之中。
　　少年时代的托马斯终于崩溃了。他患上了抑郁症和惊恐症，也许还在思觉失调的边沿上耽待了好久，“一种不发出光芒而发出黑暗的探照灯把握捕获”。整个冬天，他落入强大的恐惧之中，直到夏天的太阳再度升起。他说：“我的存在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疾病。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医院。”在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经历幻听、幻视。但他又说：“这也许是我最重要的经验。”这一章，在书里命名为《驱邪》。我们很难说这不是托马斯创作的启动器，以及他寻求亮光（他诗里相当重要的意象）的原动力。后来，他的集子中有几首写默想祷告的作品，都写得特别深刻。
　　马悦然为了让我们更了解托马斯的成长，把他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出版前的作品也翻译成中文，辑录在书后，并且加上解说。对我来说，这实在无量功德。如果不是他，我怎样才能读到那些分散发表于各文学刊物的作品呢？
　　老实说，《巨大的谜语》和《记忆看见我》两本书拿在手中，我实在欢喜得很。在我心目中，托马斯是当今世上最优秀诗人，他是瑞典人，他的国度遥远，语文文化都是我“够不着”的，幸好他有这位举世知名的汉学家朋友马悦然，以“奴隶”的谦卑为我们细细翻译。我终于能够读到托马斯的最佳中文译本，一步一步走近他的心灵了。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著，马悦然译：《巨大的谜语》，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