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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针对谢滔先生文章中关于恩格斯晚年思想的两种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理论看法，认为恩格斯晚年既没有放弃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也没有放弃暴力革命而寻求走和平改良道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思维方式去“裁剪”一百多年以前的恩格斯，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作用。
[关键词] 恩格斯晚年； 最终目标； 暴力革命； 民主社会主义； 和平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05-0024-05
谢韬先生在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对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发展，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说法。一是通过推崇辛子陵先生的所谓“历史考证”，硬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二是说恩格斯逝世前五个月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他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旧策略”的重要修改。其实际意思是，恩格斯已放弃暴力革命，而主张走和平改良的道路。最近又有报章摘登了有关论点，使其流传甚广。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谢先生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
谢韬先生的文章向读者推荐辛子陵先生的一部书稿中的观点。他说：“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谢先生向读者推崇这一令人震惊的说法，说是进行过“历史考证”，但其实所提供的“唯一证据”就是恩格斯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那次谈话。那就让我们看一看这次谈话能否证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需要说明一下，为求意思的完整性，我在下面比谢文多引了一句，即最后一句是谢文中所没有引的）。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谢先生文章将恩格斯这里说的“我们没有最终目标”，解释和理解成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究竟应如何理解和解读恩格斯的这番谈话？我认为，不应当拆开来、孤立起来理解和解释，而应当依据上下文的意思和语言环境，将恩格斯的这些话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解读。
恩格斯与《费加罗报》记者的这次谈话，所谈内容是关于“对德国局势的看法”，特别是对德国即将举行的选举形势的看法，包括德国社会党人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包括是否在所有选区都提出候选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这完全是时局性的，而非宏观理论的谈话。在接近结束时，记者“急转弯”式地问恩格斯：“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这究竟是指与这次选举有关的“最终目标”，如德国社会党人对选举的期盼、选举后的打算、以至更长远的目标呢，还是泛指社会党人一般所称的“最终目标”？看来，恩格斯听后是有所“琢磨”的，他“看了一下”记者，然后才做了上述回答。
从恩格斯这一回答的整体意思看，他虽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但是他紧接着所说的三句话，实际上都是对为什么说没有“最终目标”的解释：
第一句，“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这是恩格斯否定“最终”目标的“哲学原则”。恩格斯曾无情地批判过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并提出“社会主义是不断改革的社会”。至于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只能看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是什么“最高”、“最后”的阶段，决不是人类发展的“终点”，因为历史仍要继续向前发展的。恩格斯这里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就是从坚持这一“哲学原则”出发的。
第二句，“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记者所问的“最终目标”，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最终目标”是指关于未来社会的“大原则”（如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和“大方向”（建立一个比现在的资本主义更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目标”称为“最终”是否科学姑且不论，但却是不能没有，而是应当有的。恩格斯在说完“我们没有最终目标”之后，进一步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这就等于解释了他所说的“最终目标”是指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可能有“预定看法”的意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是不愿对未来社会作任何具体的预言的。1881年l月，纽文胡斯写信问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应当首先采取哪些立法措施时，马克思2月22日在回信中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版，第4卷，第643页)在恩格斯看来，离开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来谈论其具体蓝图，只能重蹈空想社会主义的覆辙，这种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第三句，“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恩格斯的这句回答是比较贴近访谈的主题的。从他的这一回答中，更不能得出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的结论。我们知道，恩格斯1894年（即他逝世的前一年）曾解释他在过去的文章里，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称作“共产主义者”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各国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作为目标的人也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页)。可见，在恩格斯看来，是否赞成“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是判断是否“共产主义者”的标准。在这次与《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他恰恰明确地坚持“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随后，还分析了德国社会党在军队中的影响，说“整个军队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我们明天必须掌握政权”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9—630页)。现在看来，恩格斯当时对德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过于乐观”了。能说一位正在如此乐观地估计形势的革命导师，已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这能令人相信吗？
总之，如果将恩格斯的回答作为整体而完整地加以解读，决不能认为恩格斯放弃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共产主义”理想。至于说未来社会的“详细情况”我们的确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但不能因此而根本不要任何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一定会比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好、更理想，这是肯定无疑的。因此，决不可据恩格斯的上述回答而说他已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我想，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定会有更多的资料和事实，来证明这种“令人震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恩格斯的“最后遗言”是“放弃革命”？
谢先生的文章说，恩格斯在1895年3月6日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旧策略”的重要修改。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恩格斯立过普通的“遗嘱”，但绝没有“政治遗嘱”。
恩格斯在逝世前两年（1893年7月29日）曾立过一个“遗嘱”，次年又有所补充，但那是纯属有关个人财产、手稿和身后事务安排的普通遗嘱。除此之外，恩格斯在1895年8月5日逝世前没有任何政治性“遗嘱”。
最早将恩格斯1895年的这篇《导言》称为“政治遗嘱”(爱德华·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74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人，是德国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其次可能要属我们今天见到的谢韬先生的这种“最后遗言”的说法了。
谢先生说，恩格斯写完《导言》后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最后遗言”。很显然，谢先生之所以要将《导言》说成是“最后遗言”，无非是想加重他要强调的、他所概括出来的所谓“遗言”的内容——“放弃暴力革命搞和平改良”的分量。既然是“盖棺论定”了的，那就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的”，也就是“最权威的”意见了。
然而谢先生可能没想到，恩格斯当年围绕《导言》还有一些书信。这批书信后来被发现并出版了。而这些书信写于《导言》之后，从而使《导言》成了“非”最后的遗言，反而让书信中的这些意见抢占了“真正最后遗言”的位置，是更值得人们特别关注的。
但是，予谢先生这一论点不利的是，恩格斯在这些书信中所表示的“最后遗言”，不是强调要放弃“暴力革命”，而是一再告诫不能“绝对放弃暴力”和“绝对守法”，这与谢先生所说的“最后遗言”是南辕北辙的。
（二）围绕《导言》的发表，恩格斯坚持了原则立场。
《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写成的。在《导言》完成后，围绕其发表问题存在着斗争。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一再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他们认为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恩格斯对此表示“不能理解”，并提出了批评。在同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信中，恩格斯尖锐地指出：“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法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恩格斯似乎预见到在他身后会有人歪曲其《导言》中的思想，因此又明确地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还强调了斗争策略和方式是“有条件的”。恩格斯写作《导言》时，德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案已有五年，社会民主党认真地利用普选权，结果将工人自己的领袖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在此情况下，恩格斯强调要利用普选权这一“新武器”进行和平合法的斗争。但同时恩格斯又明确反对将这一斗争策略和方式绝对化。从当时的一些书信看，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要求恩格斯将《导言》中讲到策略问题时所用的“现在”这个限定词删去，恩格斯坚决不同意，并明确指出：“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绝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口头上也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2、40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同年3月30日由李卜克内西负责的德国社民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一篇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造成了恩格斯主张“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印象。这令恩格斯非常愤怒，并抗议这种歪曲其观点的做法。同年4月3日恩格斯在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李卜克内西“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6页)这表明，恩格斯坚持认为斗争策略和方式随时随地都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在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问题上，恩格斯并没有留下谢先生如上所说的那种“统一的”、“最后的”遗言。
(三)《导言》本身并未否定“暴力革命”。
退一步讲，就算《导言》是恩格斯的“最后遗言”，它真如谢先生所言，是完全放弃了《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旧策略”，转而主张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吗？认真读读《导言》就不难发现，恩格斯当时虽然论述了采取和平合法的新斗争方式的重要意义，但并未因此而绝对否定暴力革命。这表现在：
一是恩格斯在《导言》中肯定了“危机”与“革命”的因果关系，仍强调“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8页)
二是恩格斯在《导言》中指出由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各种条件使“巷战”这种斗争方式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民间战士而更有利于政府军，因而明确提出“巷战”这一方式现在“过时了”，但是对这一“特定的”暴力斗争方式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一切暴力”斗争的否定，甚至连“巷战”这一斗争方式恩格斯也没有绝对否定。
三是恩格斯在《导言》中肯定“革命权”是“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他一方面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时和“最近的将来”要利用和平合法斗争手段，但同时又明确肯定了“外国同志们”的选择——“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22页)
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曾庄严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7页)即提出了一条“暴力革命”的道路；1895年恩格斯在《导言》中虽然强调要充分利用普选权等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这是对“暴力革命”策略的重要补充，但是他绝没有因此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暴力革命”。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是“暴力与和平”两手，而机会主义者只有“和平改良”这一手。这就是说，恩格斯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伯恩施坦等人所宣扬的彻底否定暴力革命而一味追求和平改良的机会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决不能模糊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界线。
三、谢先生从“误读恩格斯”到“历史大翻个”
谢先生上述有关恩格斯晚年的两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误读。然而问题在于谢先生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从这种误读出发，并以这种误读为依据，进而将恩格斯塑造成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接着对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了一个“历史大翻个”。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恩格斯并不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而恰恰是它的批判者。
首先，恩格斯在《导言》中承认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张能力。恩格斯还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即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在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但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仍然认为这一切还只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着新的生产方式过渡，但它本身还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
其次，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曾批评党内有人在“散布机会主义”，说这些人“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明确指出：“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
再次，恩格斯在另一篇《导言》，即1891年3月18日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明确强调“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必要性。他尖锐地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3-14页)恩格斯这里说的“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不正是伯恩施坦等人的“形象”吗？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不就是指这些人吗？怎么能说他们的思想来自于恩格斯呢？
然而谢先生不顾这些，他在将恩格斯塑造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之后，就开始他的“历史大翻个”了。谢先生的文章说，伯恩施坦没有“修正”马克思主义，他“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展了他与马克思的“反思和修正”，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一种冒险主义），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成立是“标新立异”，斯大林等人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甚至说，“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是民主社会主义“救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总之，谢先生文章的一大特点，是对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了个“历史大翻个”。它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整个社会党这条线，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这条线，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真正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这种“正统颠倒说”是非常耸人听闻的，也是非常能吸引网友和读者的眼球的，然而它究竟有多少科学性？能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恐怕不能全然不顾吧！
四、对民主社会主义，“参考借鉴”很必要，“顶礼膜拜”不值得，“迷信照抄”很有害
公正地说，谢先生回顾历史也是为今日之需。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进的，为给改革开放争得“话语权”，他才这么做的。我丝毫不怀疑谢先生的好心和真诚，但我不得不坦率地说，这种历史大翻个的“正统说”，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不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谢先生的文章充分评价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当前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对推动资本主义改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包括促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也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中国过去多的是封建、缺的是民主，谢先生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也是人们理解和赞成的。但是“民主社会主义”长期是社会党人专用的意识形态口号，它绝没有其字面意义所表示的“民主+社会主义”那么美妙和简单，是必须谨慎对待的。总体而言，对民主社会主义，“参考借鉴”很必要，“顶礼膜拜”不值得，“迷信照抄”很有害。
我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去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革命都绝对的正确、绝对的好，改良就绝对的错误、绝对的坏。一切要依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谢先生文章对社会党人的倾倒溢美，和对共产党人的刻薄否定，都存在着脱离具体历史时空去发议论和作评估的问题。因此，是有严重片面性的。
文章对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实际上采取了几乎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事实是，在20世纪，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坚持了“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才有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发展。20世纪才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世界的面貌才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党人才有机会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获得启发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提得出像谢先生文章所引用过的1965年《资本家宣言》那样诚恳地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警句——“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做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可见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文章对社会党历史作用的肯定和赞美，存在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的年代，社会党奉行的“和平改良”路线，实际上是一种“不作为”的路线，其结果是使社会党“边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没起多大作用，是不值得多加肯定的。社会党力量的增长并取得成就，主要是20世纪下半叶“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的事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社会主义的作用与历史上大不相同了，重新认识和研究社会党人的理论和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是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在今天“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发展，需要有新的思维。同样道理，我们也决不能按今天的思维形式和内容，去“裁剪”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当年的思维内容，硬要他身处“战争与革命”的大环境，却要作出“绝对放弃暴力”、“绝对守法”的策略思维。这是不可能的。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这也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5页)总之，我们一定要理解恩格斯、读懂恩格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责任编辑 余 岩
[关键词] 恩格斯晚年； 最终目标； 暴力革命； 民主社会主义； 和平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05-0024-05
谢韬先生在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对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发展，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说法。一是通过推崇辛子陵先生的所谓“历史考证”，硬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二是说恩格斯逝世前五个月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他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旧策略”的重要修改。其实际意思是，恩格斯已放弃暴力革命，而主张走和平改良的道路。最近又有报章摘登了有关论点，使其流传甚广。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谢先生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
谢韬先生的文章向读者推荐辛子陵先生的一部书稿中的观点。他说：“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谢先生向读者推崇这一令人震惊的说法，说是进行过“历史考证”，但其实所提供的“唯一证据”就是恩格斯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那次谈话。那就让我们看一看这次谈话能否证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需要说明一下，为求意思的完整性，我在下面比谢文多引了一句，即最后一句是谢文中所没有引的）。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谢先生文章将恩格斯这里说的“我们没有最终目标”，解释和理解成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究竟应如何理解和解读恩格斯的这番谈话？我认为，不应当拆开来、孤立起来理解和解释，而应当依据上下文的意思和语言环境，将恩格斯的这些话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解读。
恩格斯与《费加罗报》记者的这次谈话，所谈内容是关于“对德国局势的看法”，特别是对德国即将举行的选举形势的看法，包括德国社会党人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包括是否在所有选区都提出候选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这完全是时局性的，而非宏观理论的谈话。在接近结束时，记者“急转弯”式地问恩格斯：“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这究竟是指与这次选举有关的“最终目标”，如德国社会党人对选举的期盼、选举后的打算、以至更长远的目标呢，还是泛指社会党人一般所称的“最终目标”？看来，恩格斯听后是有所“琢磨”的，他“看了一下”记者，然后才做了上述回答。
从恩格斯这一回答的整体意思看，他虽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但是他紧接着所说的三句话，实际上都是对为什么说没有“最终目标”的解释：
第一句，“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这是恩格斯否定“最终”目标的“哲学原则”。恩格斯曾无情地批判过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并提出“社会主义是不断改革的社会”。至于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只能看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是什么“最高”、“最后”的阶段，决不是人类发展的“终点”，因为历史仍要继续向前发展的。恩格斯这里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就是从坚持这一“哲学原则”出发的。
第二句，“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记者所问的“最终目标”，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最终目标”是指关于未来社会的“大原则”（如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和“大方向”（建立一个比现在的资本主义更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目标”称为“最终”是否科学姑且不论，但却是不能没有，而是应当有的。恩格斯在说完“我们没有最终目标”之后，进一步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这就等于解释了他所说的“最终目标”是指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可能有“预定看法”的意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是不愿对未来社会作任何具体的预言的。1881年l月，纽文胡斯写信问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应当首先采取哪些立法措施时，马克思2月22日在回信中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版，第4卷，第643页)在恩格斯看来，离开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来谈论其具体蓝图，只能重蹈空想社会主义的覆辙，这种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第三句，“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恩格斯的这句回答是比较贴近访谈的主题的。从他的这一回答中，更不能得出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的结论。我们知道，恩格斯1894年（即他逝世的前一年）曾解释他在过去的文章里，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称作“共产主义者”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各国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作为目标的人也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页)。可见，在恩格斯看来，是否赞成“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是判断是否“共产主义者”的标准。在这次与《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他恰恰明确地坚持“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随后，还分析了德国社会党在军队中的影响，说“整个军队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我们明天必须掌握政权”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9—630页)。现在看来，恩格斯当时对德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过于乐观”了。能说一位正在如此乐观地估计形势的革命导师，已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这能令人相信吗？
总之，如果将恩格斯的回答作为整体而完整地加以解读，决不能认为恩格斯放弃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共产主义”理想。至于说未来社会的“详细情况”我们的确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但不能因此而根本不要任何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一定会比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好、更理想，这是肯定无疑的。因此，决不可据恩格斯的上述回答而说他已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我想，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定会有更多的资料和事实，来证明这种“令人震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恩格斯的“最后遗言”是“放弃革命”？
谢先生的文章说，恩格斯在1895年3月6日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旧策略”的重要修改。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恩格斯立过普通的“遗嘱”，但绝没有“政治遗嘱”。
恩格斯在逝世前两年（1893年7月29日）曾立过一个“遗嘱”，次年又有所补充，但那是纯属有关个人财产、手稿和身后事务安排的普通遗嘱。除此之外，恩格斯在1895年8月5日逝世前没有任何政治性“遗嘱”。
最早将恩格斯1895年的这篇《导言》称为“政治遗嘱”(爱德华·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74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人，是德国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其次可能要属我们今天见到的谢韬先生的这种“最后遗言”的说法了。
谢先生说，恩格斯写完《导言》后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最后遗言”。很显然，谢先生之所以要将《导言》说成是“最后遗言”，无非是想加重他要强调的、他所概括出来的所谓“遗言”的内容——“放弃暴力革命搞和平改良”的分量。既然是“盖棺论定”了的，那就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的”，也就是“最权威的”意见了。
然而谢先生可能没想到，恩格斯当年围绕《导言》还有一些书信。这批书信后来被发现并出版了。而这些书信写于《导言》之后，从而使《导言》成了“非”最后的遗言，反而让书信中的这些意见抢占了“真正最后遗言”的位置，是更值得人们特别关注的。
但是，予谢先生这一论点不利的是，恩格斯在这些书信中所表示的“最后遗言”，不是强调要放弃“暴力革命”，而是一再告诫不能“绝对放弃暴力”和“绝对守法”，这与谢先生所说的“最后遗言”是南辕北辙的。
（二）围绕《导言》的发表，恩格斯坚持了原则立场。
《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写成的。在《导言》完成后，围绕其发表问题存在着斗争。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一再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他们认为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恩格斯对此表示“不能理解”，并提出了批评。在同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信中，恩格斯尖锐地指出：“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法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恩格斯似乎预见到在他身后会有人歪曲其《导言》中的思想，因此又明确地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还强调了斗争策略和方式是“有条件的”。恩格斯写作《导言》时，德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案已有五年，社会民主党认真地利用普选权，结果将工人自己的领袖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在此情况下，恩格斯强调要利用普选权这一“新武器”进行和平合法的斗争。但同时恩格斯又明确反对将这一斗争策略和方式绝对化。从当时的一些书信看，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要求恩格斯将《导言》中讲到策略问题时所用的“现在”这个限定词删去，恩格斯坚决不同意，并明确指出：“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绝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口头上也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2、40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同年3月30日由李卜克内西负责的德国社民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一篇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造成了恩格斯主张“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印象。这令恩格斯非常愤怒，并抗议这种歪曲其观点的做法。同年4月3日恩格斯在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李卜克内西“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6页)这表明，恩格斯坚持认为斗争策略和方式随时随地都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在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问题上，恩格斯并没有留下谢先生如上所说的那种“统一的”、“最后的”遗言。
(三)《导言》本身并未否定“暴力革命”。
退一步讲，就算《导言》是恩格斯的“最后遗言”，它真如谢先生所言，是完全放弃了《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旧策略”，转而主张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吗？认真读读《导言》就不难发现，恩格斯当时虽然论述了采取和平合法的新斗争方式的重要意义，但并未因此而绝对否定暴力革命。这表现在：
一是恩格斯在《导言》中肯定了“危机”与“革命”的因果关系，仍强调“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8页)
二是恩格斯在《导言》中指出由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各种条件使“巷战”这种斗争方式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民间战士而更有利于政府军，因而明确提出“巷战”这一方式现在“过时了”，但是对这一“特定的”暴力斗争方式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一切暴力”斗争的否定，甚至连“巷战”这一斗争方式恩格斯也没有绝对否定。
三是恩格斯在《导言》中肯定“革命权”是“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他一方面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时和“最近的将来”要利用和平合法斗争手段，但同时又明确肯定了“外国同志们”的选择——“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22页)
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曾庄严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7页)即提出了一条“暴力革命”的道路；1895年恩格斯在《导言》中虽然强调要充分利用普选权等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这是对“暴力革命”策略的重要补充，但是他绝没有因此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暴力革命”。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是“暴力与和平”两手，而机会主义者只有“和平改良”这一手。这就是说，恩格斯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伯恩施坦等人所宣扬的彻底否定暴力革命而一味追求和平改良的机会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决不能模糊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界线。
三、谢先生从“误读恩格斯”到“历史大翻个”
谢先生上述有关恩格斯晚年的两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误读。然而问题在于谢先生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从这种误读出发，并以这种误读为依据，进而将恩格斯塑造成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接着对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了一个“历史大翻个”。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恩格斯并不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而恰恰是它的批判者。
首先，恩格斯在《导言》中承认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张能力。恩格斯还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即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在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但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仍然认为这一切还只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着新的生产方式过渡，但它本身还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
其次，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曾批评党内有人在“散布机会主义”，说这些人“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明确指出：“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
再次，恩格斯在另一篇《导言》，即1891年3月18日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明确强调“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必要性。他尖锐地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3-14页)恩格斯这里说的“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不正是伯恩施坦等人的“形象”吗？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不就是指这些人吗？怎么能说他们的思想来自于恩格斯呢？
然而谢先生不顾这些，他在将恩格斯塑造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之后，就开始他的“历史大翻个”了。谢先生的文章说，伯恩施坦没有“修正”马克思主义，他“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展了他与马克思的“反思和修正”，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一种冒险主义），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成立是“标新立异”，斯大林等人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甚至说，“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是民主社会主义“救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总之，谢先生文章的一大特点，是对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了个“历史大翻个”。它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整个社会党这条线，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这条线，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真正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这种“正统颠倒说”是非常耸人听闻的，也是非常能吸引网友和读者的眼球的，然而它究竟有多少科学性？能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恐怕不能全然不顾吧！
四、对民主社会主义，“参考借鉴”很必要，“顶礼膜拜”不值得，“迷信照抄”很有害
公正地说，谢先生回顾历史也是为今日之需。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进的，为给改革开放争得“话语权”，他才这么做的。我丝毫不怀疑谢先生的好心和真诚，但我不得不坦率地说，这种历史大翻个的“正统说”，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不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谢先生的文章充分评价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当前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对推动资本主义改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包括促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也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中国过去多的是封建、缺的是民主，谢先生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也是人们理解和赞成的。但是“民主社会主义”长期是社会党人专用的意识形态口号，它绝没有其字面意义所表示的“民主+社会主义”那么美妙和简单，是必须谨慎对待的。总体而言，对民主社会主义，“参考借鉴”很必要，“顶礼膜拜”不值得，“迷信照抄”很有害。
我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去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革命都绝对的正确、绝对的好，改良就绝对的错误、绝对的坏。一切要依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谢先生文章对社会党人的倾倒溢美，和对共产党人的刻薄否定，都存在着脱离具体历史时空去发议论和作评估的问题。因此，是有严重片面性的。
文章对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实际上采取了几乎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事实是，在20世纪，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坚持了“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才有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发展。20世纪才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世界的面貌才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党人才有机会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获得启发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提得出像谢先生文章所引用过的1965年《资本家宣言》那样诚恳地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警句——“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做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可见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文章对社会党历史作用的肯定和赞美，存在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的年代，社会党奉行的“和平改良”路线，实际上是一种“不作为”的路线，其结果是使社会党“边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没起多大作用，是不值得多加肯定的。社会党力量的增长并取得成就，主要是20世纪下半叶“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的事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社会主义的作用与历史上大不相同了，重新认识和研究社会党人的理论和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是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在今天“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发展，需要有新的思维。同样道理，我们也决不能按今天的思维形式和内容，去“裁剪”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当年的思维内容，硬要他身处“战争与革命”的大环境，却要作出“绝对放弃暴力”、“绝对守法”的策略思维。这是不可能的。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这也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5页)总之，我们一定要理解恩格斯、读懂恩格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责任编辑 余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