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长期以来泛滥于中国的忘“我”论，刘军宁先生在《毋忘“我”》(《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存“我”。这事要付诸实践，还有不小的问题需要解决。既然经济是基础，不妨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谈起。众所周知，公有制是当代中国经济制度的核心，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蓝图中，公有制经济仍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其它经济成分只能作为补充。于是，为了维护这个主体，公家的利益必须置于首位，个人只能在保证公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增值的前提下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拿国有企业来说，面对既定数额的盈利，职工多得一分，国有资产就会少增一分，很难划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界限。另外，党政官员和国有企业职工主要靠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养活，大家都在一个锅里摸勺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是毋庸讳言的。要对付这些难题，市场显然能力有限，只能寄希望于执政者。“新权威主义”的出现，绝非偶然。
　　只因为刘文虽已指明“忘‘我’论是计划经济的道德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却未说到忘“我”论也是公有制的道德基础，所以引发了我的上述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