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季度的消费数据比预期好，但9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只增长2.5%，主要受汽车销售拖累。其中，1-9月份的餐饮收入同比增长近30%，说明在疫情好转的过程中，服务消费增长迅猛。预期随着疫情缓解，明年的服务消费还将大幅扩大规模。
　　在三驾马车中，消费应该属于慢变量，即增减幅度相对较小，受政策影响不大，消费的增长主要依赖居民收入增长，尤其是占人口比重80%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例如，美国在疫情中采取了对居民部门进行大规模补贴的举措，使得居民收入异常增长，不仅拉动了消费，而且还助推了房价上涨。但其副作用是部分获得大量补助的失业人员不愿再就业，导致供给链受阻，物价上涨。
　　我国由于疫情控制较好，内循环畅通，出口订单大幅增加，去年和今年的出口增幅都超预期。我的理解，出口是境内生产的产品供境外消费，由此部分弥补了国内消费低增长导致的供需缺口。通过计算出口与消费的比例，发现过去两年中，出口占消费的比重明显上升。
　　2019年，出口占消费的比例为42%，如今则上升到了48%，说明我国厂商对出口的依赖度进一步上升。虽然从2007年至今，我国出口的依赖度总体是下降的，甚至前些年还出现了产业外迁的现象，如今，出口依赖度再次回升，应该引起重视。故，提高国内消费比重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一步。
　　从中国与其他各国比较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总额/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从2008-2019年呈现逐年上行趋势，但2019年也只有39%，相比美国的68%和印度的60%，差距甚大。
　　消费率低意味着储蓄率高，这与我国多年来房地产作为居民家庭的主要配置资产有关，即居民的房贷支出甚大。央行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
　　随着今后人口老龄化，购房意愿下降，或者投机、投资性购房比例下降，居民债务中，房贷比例下降、消費贷（扣除房贷）比例上升，则有利于促进消费。当然，要提高消费率，除了降低房贷等储蓄率外，还得提高公共福利，让老百姓敢消费。
　　当前正在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两个标志是收入差距缩小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两方面都有利于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因为缩小收入差距，就是要让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更快，而公共服务均等化则要改善居民在教育、医疗及养老等方面的福利，缩小公共服务地域差距。
　　在此背景下，提一个政策建议，就是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以支持民生投入。目前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20%左右，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则达到127%，显然我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很低，应该可以通过扩大发债规模来支持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入，甚至通过发消费券等方式，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