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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3年参加教育工作。如果每10年算一个年代，那现在，已经进入第7个年代了。上个世纪50年代。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10年，是新中国教育事业起步的10年，也是我立业成家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理想，也是经受风浪历练的年代……
抗美援朝，共和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向科学进军，大炼钢铁、“赶超英美”，教育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年代。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一、走上教育工作岗位
回忆起来，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教师，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校长。
人生的轨迹，本来就是一个未知数。
1950年7月，我初中毕业后，考进了当时的国立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部。同去南京报考附中的共有四个同学。只考上了我一人。我从小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将来上大学，当科学家，建设国家。在附中三年学习期间，我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担任过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福利部长、学习部长、副主席等社会工作，是学校足球队守门员、管乐队队员。这些经历给予我的锻炼，对于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
1953年7月我高中毕业，本想当医生，但体检查出肺结核，剥夺了报考大学的资格，只好回家休养。当时，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中学在校学生从1949年的103.90万人增加到1953年的293.26万人。附中的规模也增加了很多，严重地缺少教师。当年11月。因为工作急需，我也基本上恢复了健康，应学校邀请，回母校代课教初二物理，准备第二年再报考大学。1954年5月，为了一个崇高的信念。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要我放弃上大学，留校工作。虽然思想斗争激烈痛苦，但在行动上还是服从了党的决定，从此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工作后历任初高中物理教师、班主任、校团委书记、年级组长、教导处副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务。命运常常会捉弄人，和我一起报考南师附中的其他三个同学，高中毕业后都考上了大学，还有两人考上了清华，而我却失去了报考大学的机会，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
我生于1934年，这是一个中华民族遭受日寇蹂躏的年代。1937年家乡沦陷，过了8年亡国奴的生活。我的童年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就种下了“没有国，就没有家”的思想种子。我还亲眼目睹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解放初期共产党人清廉为民的情景。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老师带着我们这些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去火车站迎接“国军”，我们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但是，不久后的一天中午。有几个拿着枪的人，抢住了我们家的住房。我们盼来的，竟是一个欺压百姓，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腐败的国民政府。
1949年4月24日的深夜，远方传来了隆隆炮声，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无锡城。当夜，我们全家并没有睡觉，都蜷缩在沿街的灶间里，心情十分紧张，不知道即将来到的共产党军队是啥个样。我们看到的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初春的夜里还很冷，但是他们全部都静静地坐在街道的两旁，没有一个进入老百姓的家里，这是共产党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新中国成立后，我对共产党渐渐有了认识，我热爱新社会，积极参加迎接全国解放的各种活动，被选为苏南地区学代会代表，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12月，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当个人志愿和国家的需要矛盾时，服从组织决定，就成了我们那一代人理所当然的行为准则。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像我这样服从党的决定，放弃了个人志愿，提早参加祖国建设的高中毕业生有很多，我只是其中之一。
二、立业成家
这10年，前3年我是用学生的眼光看教育，后7年是以教师的身份感受着教育，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那时的学校教育是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一切为了建设新中国。
我考入附中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校1000多名学生，全部都报名参军参干(军事干部学校)，我已经通过了体检，后服从党组织决定，作为学生干部留了下来。如果参军了，我的人生轨迹又会是怎样?
附中学生有理想，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德智体全面发展，有很高的升学率，但又不片面地追求升学率。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时一百多人，除我以外，全都考上了大学。我所在的高三甲班共44人，考上清华10人，北大5人。
●从教后，我渐渐爱上了教师工作，把她看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斗岗位，满腔热情地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全身心地投入了教育教学工作，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积极钻研教材教法，掌握教育教学规律，提高教育质量，很快就适应了教育工作。
一开始，我担任初二己班班主任和物理学科教学工作。我特别注意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建设一个团结友爱的班级集体。我住在实验室，整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早上一起做早操，上午经常去班上听课，一起做课间操；下午一起参加文体活动，给他们讲故事；晚上一起上晚自习(看书备课)，同学们亲切地叫我“娃娃头”。那时学生的学习负担不重，有比较多的时间参加各种文艺体育和社会活动。在一次全校的大合唱比赛中，我们班居然“战胜”了由朱逢博领唱的高三班级而获得了第一名。
我带的班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也于1955年分别受到了南京团市委和江苏团省委的通报表扬，1956年受到了南京市教育局的表扬。
我们班上还有古娉莲等4位来自印尼的华侨同学和一位日侨同学内野纪久。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5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古娉莲在附中读完了高中。考入南京医学院，文革后移居香港，2006年专程回母校参加同学聚会。所附照片就是1978年欢送古娉莲移居香港和2006年同学聚会时的留影，时隔28年，两张照片中，不仅参加拍照的人未变，而且位置也未变，但是友情更深了。
那个当年调皮又可爱的内野，现在也进入了古稀之年，“文革”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88年我去日本访问，他和夫人与两个孩子在东京看望了我，1992年10月他偕夫人参加了附中90周年校庆，1994年他偕夫人参加了同学们为我举行的60岁生日聚会，2002年参加了附中百年校庆，2004年他又偕夫人参加了同学们在杭州的聚会并祝贺我70岁生日……
在这个班级集体中。还有一位优秀的代表万元熙同学。他在附中读了6年，1958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大物理系。曾任中国科大核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几十年来从事可控核聚变能源(“人造太阳”)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的业绩。2009年12月，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我祝贺他的回电 中说：“附中的培养，老师们的教导，特别是您对我的影响我将终生不忘。”
这一切，让我深深感受到，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终身的，师生的友谊是终生难忘的。教师的生命是最长久的，因为他的思想、品格、感情和理想，会由他的学生延续下去。教师的劳动会留在学生的心里，融合在他们的事业之中。
●1956年，学习苏联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开设了汽车驾驶课程，我承担了这个任务，从头学起。学校从上海买了两辆旧的小轿车和一些发动机的零件，把其中一部车的外壳拆了，做教具。我自编教材，学生一边学习理论，一边学习驾驶技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也因此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
●1955年4月，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同学到附中实习，认识了我后来的夫人郑绿漪，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她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南京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老师，1957年1月我们成了家，同年10月有了我们第一个女儿。她是一位好老师，深受学生的爱戴，又是一位贤妻良母，是家庭的支柱，是我事业的后盾。我遇到挫折时她给我鼓励；受到委屈时给我信任；得到荣誉时给我提醒……我和孩子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有她无私的支持和奉献。我们共苦同甘地度过了43个春秋。让我万分痛心的是，2000年9月她不幸病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她的离去，是我人生中的特大灾难，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我只有学会坚强，以全身心地投入教育的研究和写作，来寄托我对她的深深思念，从2000年至今，我已经完成了3本教育专著并出版。她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幸福，失去的常常是最宝贵的。
三、在风浪中锻炼
这个年代，也是各种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1950年的“抗美援朝”，1951年的“三反”、“五反”，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
我在这些运动中，原先都是以一个积极分子的身份参与的，接受教育和锻炼。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1958年2月，政治风暴突然袭来，会把自己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批斗，只是因为我在整风中响应号召向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只是因为平时说要独立思考，对工作发表过一些不同的意见……一时间，昔日的许多同志和朋友都视己为敌，和自己划清界限。这样的风暴，对于一个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了上大学的愿望留校工作的年轻共产党员来说，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入党后，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伤害自己的党，即使在我向领导提意见的时候，也是为党好，但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又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之后，念我还年轻，但还是认为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给予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调离教学岗位。去校办工厂参加劳动，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大起大落”。但是那几年我对生活和工作没有消沉，虚心向我的师傅学习木工、造纸、电工等技术，提高了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为我以后在物理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水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直至1979年，才撤销了原来关于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得到了甄别。
现在我才知道，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共计有55万(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是317万)大小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分子，有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甚至失去了生命。
这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曲折经历，也是中国的教育事业所经历的曲折过程。
四、生命的感悟
社会的发展道路总是曲折的，人生之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我今年已经76岁，为共和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在人生的历程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命运，总是离不开国家的命运。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苦辣酸甜，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但是一个人，又必须通过挫折才会成熟起来，所以，挫折也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漫长的人生经历，让我悟出了许多道理：正因为自己曾经错误地被当作过敌人，所以在我做了校长之后，从未去整过自己的同志；正因为自己失去过自由，所以特别尊重他人发言的权利，重视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正因为自己曾经失去过工作的权利，所以特别珍惜工作的机会，创造性地去完成时代赋予自己的任务……通过风浪的历练，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对人生、家庭、爱情、友谊、道德、理想、事业、党、领袖和社会主义等，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我的系统的教育理念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的生命价值何在?凡是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是自觉不自觉而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过：“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后，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们服务。”从年轻时候起，这就成了我的座右铭。1953年8月2日，在休养中的我，给自己写下的自勉信条是：让人们的生活，能因为自己的生存而过得更加美好一点。
我有幸来到这个人间。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为我的祖国，献身于这么一项崇高而又永恒的事业，虽然它很平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却因为教育而赋予了我特殊的人生价值。
现在回忆起56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完全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信仰，一个美好的理想，而不是为了做官。这个信仰的核心，是要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正是这个信仰和理想，鼓励自己，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时。去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和考验，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历程。
今天，我特别感受到：一个人，能够健康地活着，去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工作，是多么的美好!
我已经退休16年了，但是公职有退，而事业无休，还天天想着教育。我还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时间是那么宝贵。几十年的时光，就在弹指一挥间过去了。对于过去，我没有遗憾，只是觉得，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没有做完……
抗美援朝，共和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向科学进军，大炼钢铁、“赶超英美”，教育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年代。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一、走上教育工作岗位
回忆起来，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教师，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校长。
人生的轨迹，本来就是一个未知数。
1950年7月，我初中毕业后，考进了当时的国立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部。同去南京报考附中的共有四个同学。只考上了我一人。我从小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将来上大学，当科学家，建设国家。在附中三年学习期间，我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担任过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福利部长、学习部长、副主席等社会工作，是学校足球队守门员、管乐队队员。这些经历给予我的锻炼，对于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
1953年7月我高中毕业，本想当医生，但体检查出肺结核，剥夺了报考大学的资格，只好回家休养。当时，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中学在校学生从1949年的103.90万人增加到1953年的293.26万人。附中的规模也增加了很多，严重地缺少教师。当年11月。因为工作急需，我也基本上恢复了健康，应学校邀请，回母校代课教初二物理，准备第二年再报考大学。1954年5月，为了一个崇高的信念。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要我放弃上大学，留校工作。虽然思想斗争激烈痛苦，但在行动上还是服从了党的决定，从此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工作后历任初高中物理教师、班主任、校团委书记、年级组长、教导处副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务。命运常常会捉弄人，和我一起报考南师附中的其他三个同学，高中毕业后都考上了大学，还有两人考上了清华，而我却失去了报考大学的机会，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
我生于1934年，这是一个中华民族遭受日寇蹂躏的年代。1937年家乡沦陷，过了8年亡国奴的生活。我的童年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就种下了“没有国，就没有家”的思想种子。我还亲眼目睹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解放初期共产党人清廉为民的情景。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老师带着我们这些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去火车站迎接“国军”，我们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但是，不久后的一天中午。有几个拿着枪的人，抢住了我们家的住房。我们盼来的，竟是一个欺压百姓，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腐败的国民政府。
1949年4月24日的深夜，远方传来了隆隆炮声，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无锡城。当夜，我们全家并没有睡觉，都蜷缩在沿街的灶间里，心情十分紧张，不知道即将来到的共产党军队是啥个样。我们看到的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初春的夜里还很冷，但是他们全部都静静地坐在街道的两旁，没有一个进入老百姓的家里，这是共产党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新中国成立后，我对共产党渐渐有了认识，我热爱新社会，积极参加迎接全国解放的各种活动，被选为苏南地区学代会代表，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12月，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当个人志愿和国家的需要矛盾时，服从组织决定，就成了我们那一代人理所当然的行为准则。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像我这样服从党的决定，放弃了个人志愿，提早参加祖国建设的高中毕业生有很多，我只是其中之一。
二、立业成家
这10年，前3年我是用学生的眼光看教育，后7年是以教师的身份感受着教育，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那时的学校教育是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一切为了建设新中国。
我考入附中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校1000多名学生，全部都报名参军参干(军事干部学校)，我已经通过了体检，后服从党组织决定，作为学生干部留了下来。如果参军了，我的人生轨迹又会是怎样?
附中学生有理想，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德智体全面发展，有很高的升学率，但又不片面地追求升学率。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时一百多人，除我以外，全都考上了大学。我所在的高三甲班共44人，考上清华10人，北大5人。
●从教后，我渐渐爱上了教师工作，把她看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斗岗位，满腔热情地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全身心地投入了教育教学工作，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积极钻研教材教法，掌握教育教学规律，提高教育质量，很快就适应了教育工作。
一开始，我担任初二己班班主任和物理学科教学工作。我特别注意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建设一个团结友爱的班级集体。我住在实验室，整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早上一起做早操，上午经常去班上听课，一起做课间操；下午一起参加文体活动，给他们讲故事；晚上一起上晚自习(看书备课)，同学们亲切地叫我“娃娃头”。那时学生的学习负担不重，有比较多的时间参加各种文艺体育和社会活动。在一次全校的大合唱比赛中，我们班居然“战胜”了由朱逢博领唱的高三班级而获得了第一名。
我带的班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也于1955年分别受到了南京团市委和江苏团省委的通报表扬，1956年受到了南京市教育局的表扬。
我们班上还有古娉莲等4位来自印尼的华侨同学和一位日侨同学内野纪久。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5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古娉莲在附中读完了高中。考入南京医学院，文革后移居香港，2006年专程回母校参加同学聚会。所附照片就是1978年欢送古娉莲移居香港和2006年同学聚会时的留影，时隔28年，两张照片中，不仅参加拍照的人未变，而且位置也未变，但是友情更深了。
那个当年调皮又可爱的内野，现在也进入了古稀之年，“文革”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88年我去日本访问，他和夫人与两个孩子在东京看望了我，1992年10月他偕夫人参加了附中90周年校庆，1994年他偕夫人参加了同学们为我举行的60岁生日聚会，2002年参加了附中百年校庆，2004年他又偕夫人参加了同学们在杭州的聚会并祝贺我70岁生日……
在这个班级集体中。还有一位优秀的代表万元熙同学。他在附中读了6年，1958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大物理系。曾任中国科大核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几十年来从事可控核聚变能源(“人造太阳”)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的业绩。2009年12月，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我祝贺他的回电 中说：“附中的培养，老师们的教导，特别是您对我的影响我将终生不忘。”
这一切，让我深深感受到，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终身的，师生的友谊是终生难忘的。教师的生命是最长久的，因为他的思想、品格、感情和理想，会由他的学生延续下去。教师的劳动会留在学生的心里，融合在他们的事业之中。
●1956年，学习苏联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开设了汽车驾驶课程，我承担了这个任务，从头学起。学校从上海买了两辆旧的小轿车和一些发动机的零件，把其中一部车的外壳拆了，做教具。我自编教材，学生一边学习理论，一边学习驾驶技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也因此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
●1955年4月，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同学到附中实习，认识了我后来的夫人郑绿漪，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她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南京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老师，1957年1月我们成了家，同年10月有了我们第一个女儿。她是一位好老师，深受学生的爱戴，又是一位贤妻良母，是家庭的支柱，是我事业的后盾。我遇到挫折时她给我鼓励；受到委屈时给我信任；得到荣誉时给我提醒……我和孩子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有她无私的支持和奉献。我们共苦同甘地度过了43个春秋。让我万分痛心的是，2000年9月她不幸病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她的离去，是我人生中的特大灾难，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我只有学会坚强，以全身心地投入教育的研究和写作，来寄托我对她的深深思念，从2000年至今，我已经完成了3本教育专著并出版。她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幸福，失去的常常是最宝贵的。
三、在风浪中锻炼
这个年代，也是各种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1950年的“抗美援朝”，1951年的“三反”、“五反”，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
我在这些运动中，原先都是以一个积极分子的身份参与的，接受教育和锻炼。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1958年2月，政治风暴突然袭来，会把自己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批斗，只是因为我在整风中响应号召向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只是因为平时说要独立思考，对工作发表过一些不同的意见……一时间，昔日的许多同志和朋友都视己为敌，和自己划清界限。这样的风暴，对于一个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了上大学的愿望留校工作的年轻共产党员来说，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入党后，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伤害自己的党，即使在我向领导提意见的时候，也是为党好，但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又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之后，念我还年轻，但还是认为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给予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调离教学岗位。去校办工厂参加劳动，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大起大落”。但是那几年我对生活和工作没有消沉，虚心向我的师傅学习木工、造纸、电工等技术，提高了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为我以后在物理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水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直至1979年，才撤销了原来关于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得到了甄别。
现在我才知道，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共计有55万(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是317万)大小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分子，有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甚至失去了生命。
这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曲折经历，也是中国的教育事业所经历的曲折过程。
四、生命的感悟
社会的发展道路总是曲折的，人生之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我今年已经76岁，为共和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在人生的历程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命运，总是离不开国家的命运。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苦辣酸甜，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但是一个人，又必须通过挫折才会成熟起来，所以，挫折也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漫长的人生经历，让我悟出了许多道理：正因为自己曾经错误地被当作过敌人，所以在我做了校长之后，从未去整过自己的同志；正因为自己失去过自由，所以特别尊重他人发言的权利，重视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正因为自己曾经失去过工作的权利，所以特别珍惜工作的机会，创造性地去完成时代赋予自己的任务……通过风浪的历练，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对人生、家庭、爱情、友谊、道德、理想、事业、党、领袖和社会主义等，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我的系统的教育理念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的生命价值何在?凡是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是自觉不自觉而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过：“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后，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们服务。”从年轻时候起，这就成了我的座右铭。1953年8月2日，在休养中的我，给自己写下的自勉信条是：让人们的生活，能因为自己的生存而过得更加美好一点。
我有幸来到这个人间。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为我的祖国，献身于这么一项崇高而又永恒的事业，虽然它很平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却因为教育而赋予了我特殊的人生价值。
现在回忆起56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完全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信仰，一个美好的理想，而不是为了做官。这个信仰的核心，是要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正是这个信仰和理想，鼓励自己，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时。去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和考验，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历程。
今天，我特别感受到：一个人，能够健康地活着，去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工作，是多么的美好!
我已经退休16年了，但是公职有退，而事业无休，还天天想着教育。我还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时间是那么宝贵。几十年的时光，就在弹指一挥间过去了。对于过去，我没有遗憾，只是觉得，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没有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