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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很多省级、县级等级别行政区的界限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所形成的，并且在很多地方，彼此之间的分界并不是以单纯的划线为界，而是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样一种犬牙交错的状态，因此就导致了“飞地”的产生。
“我们一脚踩着两个省。”“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界外。”住在山东省莘县南部、金堤河北岸鲁豫两省交界处的樱桃园镇的很多居民都这样说。
在很多人看来，樱桃园镇是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方，其镇政府驻地还是河南省范县的老县城，范县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店铺面与该镇交叉相融，县城四周则皆为山东省樱桃园镇所辖。而产生这种现象，与范县的历史有关。
范县历史悠久，汉代即置县。建国后，范县划归山东省，隶属于聊城地区，县城驻地为现在的莘县古城镇。1956年，濮县全部和观城县南部并入范县，为便于管理，县城由古城迁到现在的樱桃园镇。
金堤河流域多水患，附近山东、河南两省的地方政府和居民也因水事纠纷不断。为了解决两省之间的水事纠纷，国务院于1964年2月决定采取区划调整的办法，将山东省的范县、寿张两县金堤河以南地区和范县县城附近划归河南省，取名范县，金堤河北划归山东省莘县（寿张县撤销）。而位于金堤河北的范县县城，仍为范县县城，但其位置却在山东境内，县城附近的金村、张扶村也划归范县，作为县城发展之用。自此，就形成了樱桃园镇奇特的“范县飞城”现象。
“范县飞城”，其实就是“飞地”现象。简而言之，“飞地”是指那些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又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它不仅在国与国之间存在，也在我国国内各个行政区之间普遍存在。在北京与河北、河北与天津、河南与湖北、上海与江苏、安徽与江苏等省间，都有土地“飞进飞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前所长陆学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历史原因，香河、三河、大厂等三县隶属于河北廊坊市，却被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所包围，这片区域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飞地”，由于面积太大，所以几乎在所有的全国地图上都可以看到“河北”被标注了两次的现象。当然，河北也有飞地，比如该省的芦台经济开发区就位于天津市内。
现在只要翻开重庆合川区和四川武胜县地图，就会发现两地境内都有像孤岛一样的“空白点”，而这些“空白点”的权属却归对方。
国内的“飞地”并不仅仅存在于省级行政区之间，陆学艺说其实一省之内的市、县级间的“飞地”更是不胜枚举。比如首都机场地区，就隶属于北京市朝阳区，但地理位置却位于顺义区境内，因此，它也是朝阳区的一块“飞地”。但是很多情况下，很多“飞地”并没有从地图上反映出来。
“我国很多省级、县级等级别行政区的界限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所形成的，并且在很多地方，彼此之间的分界并不是以单纯的划线为界，而是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样一种犬牙交错的状态，因此就导致了‘飞地’的产生，并且在很多地方这种状况都一直延续了下来，并没有随着政权的更替而发生改变。”陆学艺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孔祥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很多农民的土地也存在省级、县级等行政级别“飞地”的情形。孔祥智说他是山东郯城县人，由于他的家乡处于山东和江苏的交界处，他们那里就有很多分属于两省的“飞地”，在解放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一些有钱大户就在邻省买了一些土地，解放后原来属于哪个省的土地依旧属于哪个省所有。土地改革时进行土地调整，有些干部希望解决“飞地”的问题，但是因为利益问题，各种大大小小的“飞地”还是保留了下来。因此直到现在，他们那里有些农民出省种地依旧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历史上土地买卖所形成的‘飞地’在国内也十分普遍，很多省份都存在这样的情况。”陆学艺说。
但是，目前国内出现的大量“飞地”也并非完全是历史原因。陆学艺说，在解放以后，因为行政规划、经济建设等多方面的原因，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飞地”。比如由一级政府出面，在另一个行政单位辖域内建农场、工厂、矿山，就会形成“经济飞地”，而这种状况在土地稀少的直辖市更为普遍。
目前在国内，“飞”得最远的土地是黑龙江省界内的双河农场——它隶属于北京，但是两者相距1060公里，这个农场如今是北京的劳动教养和绿色产品基地。
记者了解到，现在上海在安徽和江苏也有7块飞地。在安徽省内，有两座劳动教养性质的农场，一座牧场，以及黄山的一座茶场都隶属于上海。而江苏省大丰市内的上海农场、川东农场和海丰农场，都是上海市的“飞地”。目前这些地方的人说的是上海话，吃的是上海菜，持有的也是上海户口，而他们收成的蔬菜、禽蛋，也都送往上海的餐桌。
“在这些‘飞地’，飞入地并没有管理的权限。”陆学艺说我们国家的相关管理规定，政府的管理行为都是跟着行政区划的隶属关系走，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区划属于哪里，税收就归哪里管。同样，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也就归哪里负责。
据陆学艺透露，最近一些年，江苏和浙江尤其是浙江一些有钱的单位和个人在山东省黄河下游及沿海一带购买了大片的盐碱荒滩、荒地用于种植棉花、粮食、牧草等物，这些盐碱地的规模往往很大，一般都在几万亩以上，有的甚至达到几十万亩，其合同的有效期一般也是50年、80年等，而对它们的管理也归购买者所属的行政区域管辖，因此他们购买的这些盐碱荒滩、荒地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新的“飞地”。
“在一般情况下，‘飞地’的存在并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就是在国外，这种情况也十分普遍。”陆学艺告诉记者，根据我国对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乡以下的变动，由省级政府决定，而更高级别的调整，则要上报国务院，因此，“飞地”尤其是省级“飞地”的调整在行政方面也是十分慎重的事情。
“对于目前国内大量存在的这些‘飞地’，也没有必要强行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 这些‘飞地’的调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一些因为漫长历史所形成的‘飞地’，有时甚至还涉及到当地居民意愿和习俗等各方面的问题，重新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难度非常大，并且不少‘飞地’以前都尝试过多区域调整，但是很多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现在我国的‘飞地’也不能盲目进行调整。”陆学艺表示。
可是有些“飞地”，确实也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困扰。比如在重庆合川区，有一个叫做天子村的地方连同居住于此的近700个人都归属于重庆，但是这个村子却又在四川省武胜县的版图之内。这意味着，若是他们安装了四川的电话，致电天子村位于重庆合川区的“本部”就是长途，而如果只装合川区的电话，他们拨打武胜县电话就又成了长途。为此，为了节约电话费，天子村村主任陈和平的桌上摆着两部电话，一部贴着“重庆”，另一部贴着“四川”。
“其实如果运用得当，‘飞地’这种模式还会产生出很好的经济社会效应。陆学艺说，目前中国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十分巨大，如果将西部贫困地区的一些地方划为东部发达地方的‘飞地’，就可以迅速带动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从而加快他们脱贫致富的进程，而这对国家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一脚踩着两个省。”“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界外。”住在山东省莘县南部、金堤河北岸鲁豫两省交界处的樱桃园镇的很多居民都这样说。
在很多人看来，樱桃园镇是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方，其镇政府驻地还是河南省范县的老县城，范县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店铺面与该镇交叉相融，县城四周则皆为山东省樱桃园镇所辖。而产生这种现象，与范县的历史有关。
范县历史悠久，汉代即置县。建国后，范县划归山东省，隶属于聊城地区，县城驻地为现在的莘县古城镇。1956年，濮县全部和观城县南部并入范县，为便于管理，县城由古城迁到现在的樱桃园镇。
金堤河流域多水患，附近山东、河南两省的地方政府和居民也因水事纠纷不断。为了解决两省之间的水事纠纷，国务院于1964年2月决定采取区划调整的办法，将山东省的范县、寿张两县金堤河以南地区和范县县城附近划归河南省，取名范县，金堤河北划归山东省莘县（寿张县撤销）。而位于金堤河北的范县县城，仍为范县县城，但其位置却在山东境内，县城附近的金村、张扶村也划归范县，作为县城发展之用。自此，就形成了樱桃园镇奇特的“范县飞城”现象。
“范县飞城”，其实就是“飞地”现象。简而言之，“飞地”是指那些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又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它不仅在国与国之间存在，也在我国国内各个行政区之间普遍存在。在北京与河北、河北与天津、河南与湖北、上海与江苏、安徽与江苏等省间，都有土地“飞进飞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前所长陆学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历史原因，香河、三河、大厂等三县隶属于河北廊坊市，却被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所包围，这片区域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飞地”，由于面积太大，所以几乎在所有的全国地图上都可以看到“河北”被标注了两次的现象。当然，河北也有飞地，比如该省的芦台经济开发区就位于天津市内。
现在只要翻开重庆合川区和四川武胜县地图，就会发现两地境内都有像孤岛一样的“空白点”，而这些“空白点”的权属却归对方。
国内的“飞地”并不仅仅存在于省级行政区之间，陆学艺说其实一省之内的市、县级间的“飞地”更是不胜枚举。比如首都机场地区，就隶属于北京市朝阳区，但地理位置却位于顺义区境内，因此，它也是朝阳区的一块“飞地”。但是很多情况下，很多“飞地”并没有从地图上反映出来。
“我国很多省级、县级等级别行政区的界限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所形成的，并且在很多地方，彼此之间的分界并不是以单纯的划线为界，而是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样一种犬牙交错的状态，因此就导致了‘飞地’的产生，并且在很多地方这种状况都一直延续了下来，并没有随着政权的更替而发生改变。”陆学艺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孔祥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很多农民的土地也存在省级、县级等行政级别“飞地”的情形。孔祥智说他是山东郯城县人，由于他的家乡处于山东和江苏的交界处，他们那里就有很多分属于两省的“飞地”，在解放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一些有钱大户就在邻省买了一些土地，解放后原来属于哪个省的土地依旧属于哪个省所有。土地改革时进行土地调整，有些干部希望解决“飞地”的问题，但是因为利益问题，各种大大小小的“飞地”还是保留了下来。因此直到现在，他们那里有些农民出省种地依旧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历史上土地买卖所形成的‘飞地’在国内也十分普遍，很多省份都存在这样的情况。”陆学艺说。
但是，目前国内出现的大量“飞地”也并非完全是历史原因。陆学艺说，在解放以后，因为行政规划、经济建设等多方面的原因，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飞地”。比如由一级政府出面，在另一个行政单位辖域内建农场、工厂、矿山，就会形成“经济飞地”，而这种状况在土地稀少的直辖市更为普遍。
目前在国内，“飞”得最远的土地是黑龙江省界内的双河农场——它隶属于北京，但是两者相距1060公里，这个农场如今是北京的劳动教养和绿色产品基地。
记者了解到，现在上海在安徽和江苏也有7块飞地。在安徽省内，有两座劳动教养性质的农场，一座牧场，以及黄山的一座茶场都隶属于上海。而江苏省大丰市内的上海农场、川东农场和海丰农场，都是上海市的“飞地”。目前这些地方的人说的是上海话，吃的是上海菜，持有的也是上海户口，而他们收成的蔬菜、禽蛋，也都送往上海的餐桌。
“在这些‘飞地’，飞入地并没有管理的权限。”陆学艺说我们国家的相关管理规定，政府的管理行为都是跟着行政区划的隶属关系走，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区划属于哪里，税收就归哪里管。同样，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也就归哪里负责。
据陆学艺透露，最近一些年，江苏和浙江尤其是浙江一些有钱的单位和个人在山东省黄河下游及沿海一带购买了大片的盐碱荒滩、荒地用于种植棉花、粮食、牧草等物，这些盐碱地的规模往往很大，一般都在几万亩以上，有的甚至达到几十万亩，其合同的有效期一般也是50年、80年等，而对它们的管理也归购买者所属的行政区域管辖，因此他们购买的这些盐碱荒滩、荒地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新的“飞地”。
“在一般情况下，‘飞地’的存在并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就是在国外，这种情况也十分普遍。”陆学艺告诉记者，根据我国对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乡以下的变动，由省级政府决定，而更高级别的调整，则要上报国务院，因此，“飞地”尤其是省级“飞地”的调整在行政方面也是十分慎重的事情。
“对于目前国内大量存在的这些‘飞地’，也没有必要强行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 这些‘飞地’的调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一些因为漫长历史所形成的‘飞地’，有时甚至还涉及到当地居民意愿和习俗等各方面的问题，重新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难度非常大，并且不少‘飞地’以前都尝试过多区域调整，但是很多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现在我国的‘飞地’也不能盲目进行调整。”陆学艺表示。
可是有些“飞地”，确实也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困扰。比如在重庆合川区，有一个叫做天子村的地方连同居住于此的近700个人都归属于重庆，但是这个村子却又在四川省武胜县的版图之内。这意味着，若是他们安装了四川的电话，致电天子村位于重庆合川区的“本部”就是长途，而如果只装合川区的电话，他们拨打武胜县电话就又成了长途。为此，为了节约电话费，天子村村主任陈和平的桌上摆着两部电话，一部贴着“重庆”，另一部贴着“四川”。
“其实如果运用得当，‘飞地’这种模式还会产生出很好的经济社会效应。陆学艺说，目前中国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十分巨大，如果将西部贫困地区的一些地方划为东部发达地方的‘飞地’，就可以迅速带动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从而加快他们脱贫致富的进程，而这对国家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