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中国诗歌30年来的一个活化石般的存在”，杨克觉得，诗歌应该有一种处理当代的能力。他说，“冒犯俗世是艺术家的天然特权”，但诗人要为真实写作。
30多年前，诗人杨克和3位作家一起去了广西花山，后来他写出了青年时代的代表作《走向花山》，而作家们很快都改了行，“对文学金盆洗手”。
现代化的每一步，看上去都在消灭诗人。有的自杀，有的疯狂，有的漂泊，有的隐退，还有一些曾经著名者困窘无依，人们看见他，却不知道他是谁。
而杨克，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之一、诗坛“盘峰论剑”的引爆者，一直活跃到今天，以至于有人说，他是“中国诗歌30年来的一个活化石般的存在”。
我在2016年8月30日找到杨克，打算从他身上找到“一个自由的灵魂如何化解时代围困”的答案。我发现，他其实是宽容地去定义“美”，在钢筋水泥丛中也能看到诗在闪耀。
诗人宽容了时代，时代也回馈了诗人。
1990年，杨克从广西到广州，之后一直定居于此。
20多年来，整个中国的城市都在剧烈生长，物质欲望就像一个没有天敌的外来物种，在人们心里攻城略地。
诗人们自觉扮演了敌对方：面对当代，似乎只有批判才能构成诗；一个村姑唱着山歌，写作者紛纷赞美，而一个模特穿着时装，天然便是丑的。
杨克不以为然：“模特真是丑的吗？如果非要这样观念化地写作，就脱离了诗的真实。”
很多人无法割舍传统价值，在深圳、东莞生活几十年，一写诗，还是乡愁，“四川老家”成了一种基本的形态，对工业和商业环境下的美不忍领会，于是诗歌总被过去圈禁着。
杨克打了个比方：在一个深秋，走到黄河之畔，诗人们就会文思泉涌。
“这时候能写出来，是因为自古有很多人写。你以为是你在写，其实只是唤起了一种文化记忆，你不是写了一首诗，只是仿写了一首诗。面对当代才有的东西，就写不出来了，因为历史里没有参照物。”
高楼、商场、火车站、野生动物园……一切与传统审美相悖的意象，都会招来诗人们情绪性的厌恶、批判或回避。
杨克则用诗迎了上去，他觉得，诗歌应该有一种能力—处理当代的能力。
于是他写，“高楼大厦是城市里的庄稼”；他写，商场里的美女让“不知谁家的丈夫不小心撞上了玻璃”；他写，野生动物园“再大的牢笼也是牢笼”。
当代的事件也成为诗门的钥匙，曼德拉出狱当天，他写了《纳尔逊·曼德拉》，德兰修女去世当天，他写了《德兰修女》。
即便和别人一样写传统意象，比如还是黄河，他也是以现代主义的方式去思维：“江山是皇家的，河山才是我的祖国。”
事实已然，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农耕时代到消费时代、信息时代，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脆生生地断裂。“我们正好处在断裂带上，那么怎么办？不能去逃避，而是有责任去呈现它，用有惊喜的意象，去赋予它美学上的意义。从中你还可以打开一个美学的小方向，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向度。”
“以前形容一个美丽女子，说她像兰花，今天你不常看到兰花，那说她像水灵灵的青菜，也并无不可，诗意并没有下降。前人用‘城上高楼接太荒’，今天你在广州，看到高楼但看不到‘接太荒’，如果还要硬写，那是违背生命感受的。”
就这样，杨克搭着诗歌的肩膀一路走来。
在诗歌之路的起点，是杨克拥抱了诗歌还是诗歌拥抱了杨克，已经说不清楚。
他说，本来自己可能会写小说，但因为高中语文老师热爱诗歌，学生们又容易被感染，偶然就写起了诗。不过，在此之前，他也写过诗，因此无法给出发点一个确切的时间。
80年代是一个适合诗的年代，除了自由气息洋溢之外，每一个领域都对人才不拘一格。杨克的第一本诗集《太阳鸟》在1985年出版，1988年他就获得了广西官方的第一届“铜鼓奖”—广西的文学最高奖。
“我们那时候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年轻，前面有很多老前辈，人家可能从50年代开始就写诗，出过很多书。第一次发奖就能发给年轻人，放在今天根本不可能。”杨克说，“那时候我们连评委是谁都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后来评奖才有了各种利益博弈，常常引得社会上意见纷纭。”
创新是年轻人得到鼓励的理由，而创新在那个时代比现在容易得多。年轻人读了很多西方现代派作品，开始用现代主义的方式写作，一写出来，就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新文本，它们的个体性显著区别于过去数十年文学的“集体合唱”。
很多人20多岁就成名了，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当时写了一篇《透明的红萝卜》就声名大噪，杨克说，正因为它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不同，那是“一个人的时代”。
而今天无论写诗、写小说，“大路子”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很难再别开生面。“这就是我们那一代的运气。”
历史从来不会持续地给某个群体喂食，正是沉浮构成了它的精彩。杨克走着走着，身边的人不断减少，因为在大发展背景下，诗歌得到的回报一路走低。
杨克的诗集《图腾的困惑》，卖掉5000本，得到5000元的稿费。当时他的工资只有50多元，“随便写一本薄薄的书就得到了相当于10年工资的报酬”。要知道，那是一个“万元户”还处在经济能力的金字塔顶端的时代。
1990年，杨克获得台湾“第二届石韵新诗奖”第一名，奖金折合人民币数千元，也是一笔大数目，诗人杨黎、评论家毛翰都写信给他，寻求赞助。
然而，其他行业的报酬快速增长，诗人们很快就陷入了“相对贫困”。“现在一些行业的收入已经以亿计，一些做房地产的商人，身家百亿。今天就算得到10万元的奖金或者版税，都显得很可笑，何况这还很难。” 杨克的书一直卖得动，大部分诗人的书都是自费出版，免费赠阅。在现实的诱惑或逼迫之下，诗人们只能离开。
“这说明，当时很多人从事文学，不仅仅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后来很多人离开，也不是因为对文学不再热爱。精神境界总被夸大，但现实不是那么回事。”杨克说，认识到这一点，自己对人们因为经济理由而离开一个行业，就都能够理解，那些“金盆洗手”的朋友，“从此都比我有钱”。
在一首题为《广州》的诗里，他写道：“想象点钞机翻动大额钞票的声响/这个年代最美妙动听的音乐/总有人能听到/总有人的欲望可以万紫千红地开花。”
在集体哀叹时代的聚光灯已经照耀其他行业的时候，杨克显得异常淡然：“凭什么聚光灯就要一直照在你身上？”
一个群体越是艰难匮乏，就越难“和平共处”，诗人群体亦然。互相轻视和挤压的风气，日见其盛。
杨克说，比如有时参加诗会，会碰上北岛，他就是比我厉害，我觉得理所当然，但有的诗人不一样，他会觉得不舒服。
2015年春天，余秀华一夜成名，《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种另类的表达引来了很多批评，大部分尖酸刻薄的评论，都来自诗人，一股醋意弥漫在诗坛。而杨克，则对余秀华给予了毫不吝惜的赞扬，他说，“冒犯俗世是艺术家的天然特权”。
“比起写了很多年诗的人，余秀华客观上不会差。有人说比她水平高的人不少，也没有得到这么高的社会认可和物质回报，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世界从来都是这样运行的。我们期望更多人能得到余秀华那样的待遇，但不是说得不到你就生气。”杨克说，“余秀华的诗集卖出这么多，我卖得最好的也只是她的零头，而且我已经是去年少数几个作品最畅销的诗人之一，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生气，就要忿忿不平。诗歌因为余秀华而得到关注，你应该高兴。”
在这个时代里，有勇气以成为一名诗人为志趣，已经非常不易，所以杨克对待“新人”，总是尽力帮忙。
他常常为诗坛新秀的诗集作序。“别人还认为，我是不是从中捞了什么好处。其实我也不愿意写，在博客上已经声明不写这些东西，但人家一来找我，我就心软了。很多人出了名，就只愿意给更有名的人写，不帮新出道的人，因为帮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很穷，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但正是这些人才需要帮助。”
“我很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年轻的时候去找一个名人，腿都会发抖，害怕别人不理睬我们，我知道这对人的伤害、打击很大。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名人，而是认为‘天下诗人都是亲戚’，既然是‘亲戚’，人家找你就很正常。”
没有工作的，杨克还要帮忙找工作。“我肯定是全中国帮诗人找工作最多的诗人。”
青年诗人阿斐说，在当代中国著名诗人里面，有现代人格的诗人屈指可数。“我所见的，更多是充满了浓重的帝王思想者，是那种‘梨园班主’的角色。”他说，杨克有自由精神，对年轻诗人“无私提携”，从不因自己的诗歌趣味或者所谓阵营，而去扼杀其他优秀的诗人或诗作。
阿斐把杨克称为“80后诗人的‘托举哥’”，而阿斐自己，正是其中的受益者。
杨克认为，一个人对别人应该心怀善意，这是诗人的真实性，“诗人对真善美应该是真诚的”。
2016年8月23日，杨克的诗歌研讨会召开，与会者提到了他的矛盾性：“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心在民间。”
杨克认为，这是准确的。在写作的时候，他坚持“民间立场”，从底层角度打量社会与众生，因而在诗中倾注着对公平正义的呼唤。
“写作的时候，你不可能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说话。”他认为，社会发展需要富人，他们产生于自由竞争，更有能力推动效率提升，但为了防止社会变成一个完全弱肉强食的场所，写作者必须更关心弱势群体和普通人，那些没有那么强的竞争能力的人。“这并不特别，自古皆然，1000多年前杜甫也是这样的。”
但同时，诗人不能为观念写作，而要为真实写作。“有些人价值立场过于鲜明，对公平的呼唤到了要彻底牺牲效率的程度，那一定是错的，因为你对穷人的所谓关怀最终也实现不了。”
汶川地震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富人捐1亿元和穷人捐1元，并没有差别，杨克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精神价值上是一致的，但客观上我们要承认富人捐出1亿元，实际作用肯定更大。”
他理想中的自己，是在写作上有鲁迅的精神，大胆地批判，而对待生活则更像胡适，多一些包容，少一些挑剔。“对别人和自己的缺点，都应该有所原谅。”
诗歌和诗人群体都在边缘化，这是在和杨克的谈话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不过，他从不愤愤于人们不再读诗，除了客观认识快节奏的时代背景之外，他也从诗人群体身上找原因。
“我们现在写所谓的‘难度诗歌’太多了，太强调精英主义和独创性，而对人类普遍精神的表达不足。”杨克说，顾城把江水形容为“展开暗黄的裹尸布”，很多诗人都在类似的方向上痴心索句，而写“水作青罗带”、“我把西湖比西子”的人太少，认识不到后者也是好诗。
“他们似乎忘了，诗不是只写给写诗的人看的。”
杨克所在的“第三代诗人”阵营，正是以对顾城所在的朦胧诗的反叛和挑战而成型。这场价值搏斗，到今天也没有结束，诗歌应该属于平民还是精英，争论依然继续。
现在的杨克更多地以行动表达信念，2010年开始，“中国最忙的诗人”杨克还经常抽空给小学生上诗歌课。
他说，让更多的人能读一点诗，拥有更丰厚的生命，也是诗人的责任。
杨克
1957年生，广西人，著名诗人。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编审。中国“第三代实力派诗人”，“民间写作”代表性诗人之一。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世界文学》《上海文学》《花城》《当代》《大家》《青年文学》《天涯》《作家》《山花》等大陆有影响的报刊发表了大量诗歌、评论、散文及小说作品，还在《他们》《非非》《一行》等民刊以及海外报刊和网络发表作品。
火车提前开走
少女提前成熟
插在生日蛋糕上的蜡燭
提前吹灭
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白刀子提前进去
红刀子提前出来
只是孵房的小鸡拒绝出壳
只是入夜时分
月光不白
马路上晨跑的写实作家
在本来无车的时刻
被头班车撞死 理解了
黑色幽默和荒诞派
老地点老时间赴约会的小伙
从此遇上另一个女孩
躺在火葬场的死者
享年徒有虚名
莫名其妙被窃走一小时阳光空气
一个个目瞪口呆
时间是公正的么？
30多年前，诗人杨克和3位作家一起去了广西花山，后来他写出了青年时代的代表作《走向花山》，而作家们很快都改了行，“对文学金盆洗手”。
现代化的每一步，看上去都在消灭诗人。有的自杀，有的疯狂，有的漂泊，有的隐退，还有一些曾经著名者困窘无依，人们看见他，却不知道他是谁。
而杨克，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之一、诗坛“盘峰论剑”的引爆者，一直活跃到今天，以至于有人说，他是“中国诗歌30年来的一个活化石般的存在”。
我在2016年8月30日找到杨克，打算从他身上找到“一个自由的灵魂如何化解时代围困”的答案。我发现，他其实是宽容地去定义“美”，在钢筋水泥丛中也能看到诗在闪耀。
诗人宽容了时代，时代也回馈了诗人。
和光同尘
1990年，杨克从广西到广州，之后一直定居于此。
20多年来，整个中国的城市都在剧烈生长，物质欲望就像一个没有天敌的外来物种，在人们心里攻城略地。
诗人们自觉扮演了敌对方：面对当代，似乎只有批判才能构成诗；一个村姑唱着山歌，写作者紛纷赞美，而一个模特穿着时装，天然便是丑的。
杨克不以为然：“模特真是丑的吗？如果非要这样观念化地写作，就脱离了诗的真实。”
很多人无法割舍传统价值，在深圳、东莞生活几十年，一写诗，还是乡愁，“四川老家”成了一种基本的形态，对工业和商业环境下的美不忍领会，于是诗歌总被过去圈禁着。
杨克打了个比方：在一个深秋，走到黄河之畔，诗人们就会文思泉涌。
“这时候能写出来，是因为自古有很多人写。你以为是你在写，其实只是唤起了一种文化记忆，你不是写了一首诗，只是仿写了一首诗。面对当代才有的东西，就写不出来了，因为历史里没有参照物。”
高楼、商场、火车站、野生动物园……一切与传统审美相悖的意象，都会招来诗人们情绪性的厌恶、批判或回避。
杨克则用诗迎了上去，他觉得，诗歌应该有一种能力—处理当代的能力。
于是他写，“高楼大厦是城市里的庄稼”；他写，商场里的美女让“不知谁家的丈夫不小心撞上了玻璃”；他写，野生动物园“再大的牢笼也是牢笼”。
当代的事件也成为诗门的钥匙，曼德拉出狱当天，他写了《纳尔逊·曼德拉》，德兰修女去世当天，他写了《德兰修女》。
即便和别人一样写传统意象，比如还是黄河，他也是以现代主义的方式去思维：“江山是皇家的，河山才是我的祖国。”
事实已然，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农耕时代到消费时代、信息时代，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脆生生地断裂。“我们正好处在断裂带上，那么怎么办？不能去逃避，而是有责任去呈现它，用有惊喜的意象，去赋予它美学上的意义。从中你还可以打开一个美学的小方向，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向度。”
“以前形容一个美丽女子，说她像兰花，今天你不常看到兰花，那说她像水灵灵的青菜，也并无不可，诗意并没有下降。前人用‘城上高楼接太荒’，今天你在广州，看到高楼但看不到‘接太荒’，如果还要硬写，那是违背生命感受的。”
就这样，杨克搭着诗歌的肩膀一路走来。
走着走着人就少了
在诗歌之路的起点，是杨克拥抱了诗歌还是诗歌拥抱了杨克，已经说不清楚。
他说，本来自己可能会写小说，但因为高中语文老师热爱诗歌，学生们又容易被感染，偶然就写起了诗。不过，在此之前，他也写过诗，因此无法给出发点一个确切的时间。
80年代是一个适合诗的年代，除了自由气息洋溢之外，每一个领域都对人才不拘一格。杨克的第一本诗集《太阳鸟》在1985年出版，1988年他就获得了广西官方的第一届“铜鼓奖”—广西的文学最高奖。
“我们那时候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年轻，前面有很多老前辈，人家可能从50年代开始就写诗，出过很多书。第一次发奖就能发给年轻人，放在今天根本不可能。”杨克说，“那时候我们连评委是谁都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后来评奖才有了各种利益博弈，常常引得社会上意见纷纭。”
创新是年轻人得到鼓励的理由，而创新在那个时代比现在容易得多。年轻人读了很多西方现代派作品，开始用现代主义的方式写作，一写出来，就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新文本，它们的个体性显著区别于过去数十年文学的“集体合唱”。
很多人20多岁就成名了，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当时写了一篇《透明的红萝卜》就声名大噪，杨克说，正因为它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不同，那是“一个人的时代”。
而今天无论写诗、写小说，“大路子”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很难再别开生面。“这就是我们那一代的运气。”
历史从来不会持续地给某个群体喂食，正是沉浮构成了它的精彩。杨克走着走着，身边的人不断减少，因为在大发展背景下，诗歌得到的回报一路走低。
杨克的诗集《图腾的困惑》，卖掉5000本，得到5000元的稿费。当时他的工资只有50多元，“随便写一本薄薄的书就得到了相当于10年工资的报酬”。要知道，那是一个“万元户”还处在经济能力的金字塔顶端的时代。
1990年，杨克获得台湾“第二届石韵新诗奖”第一名，奖金折合人民币数千元，也是一笔大数目，诗人杨黎、评论家毛翰都写信给他，寻求赞助。
然而，其他行业的报酬快速增长，诗人们很快就陷入了“相对贫困”。“现在一些行业的收入已经以亿计，一些做房地产的商人，身家百亿。今天就算得到10万元的奖金或者版税，都显得很可笑，何况这还很难。” 杨克的书一直卖得动，大部分诗人的书都是自费出版，免费赠阅。在现实的诱惑或逼迫之下，诗人们只能离开。
“这说明，当时很多人从事文学，不仅仅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后来很多人离开，也不是因为对文学不再热爱。精神境界总被夸大，但现实不是那么回事。”杨克说，认识到这一点，自己对人们因为经济理由而离开一个行业，就都能够理解，那些“金盆洗手”的朋友，“从此都比我有钱”。
在一首题为《广州》的诗里，他写道：“想象点钞机翻动大额钞票的声响/这个年代最美妙动听的音乐/总有人能听到/总有人的欲望可以万紫千红地开花。”
在集体哀叹时代的聚光灯已经照耀其他行业的时候，杨克显得异常淡然：“凭什么聚光灯就要一直照在你身上？”
新人的“托举哥”
一个群体越是艰难匮乏，就越难“和平共处”，诗人群体亦然。互相轻视和挤压的风气，日见其盛。
杨克说，比如有时参加诗会，会碰上北岛，他就是比我厉害，我觉得理所当然，但有的诗人不一样，他会觉得不舒服。
2015年春天，余秀华一夜成名，《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种另类的表达引来了很多批评，大部分尖酸刻薄的评论，都来自诗人，一股醋意弥漫在诗坛。而杨克，则对余秀华给予了毫不吝惜的赞扬，他说，“冒犯俗世是艺术家的天然特权”。
“比起写了很多年诗的人，余秀华客观上不会差。有人说比她水平高的人不少，也没有得到这么高的社会认可和物质回报，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世界从来都是这样运行的。我们期望更多人能得到余秀华那样的待遇，但不是说得不到你就生气。”杨克说，“余秀华的诗集卖出这么多，我卖得最好的也只是她的零头，而且我已经是去年少数几个作品最畅销的诗人之一，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生气，就要忿忿不平。诗歌因为余秀华而得到关注，你应该高兴。”
在这个时代里，有勇气以成为一名诗人为志趣，已经非常不易，所以杨克对待“新人”，总是尽力帮忙。
他常常为诗坛新秀的诗集作序。“别人还认为，我是不是从中捞了什么好处。其实我也不愿意写，在博客上已经声明不写这些东西，但人家一来找我，我就心软了。很多人出了名，就只愿意给更有名的人写，不帮新出道的人，因为帮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很穷，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但正是这些人才需要帮助。”
“我很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年轻的时候去找一个名人，腿都会发抖，害怕别人不理睬我们，我知道这对人的伤害、打击很大。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名人，而是认为‘天下诗人都是亲戚’，既然是‘亲戚’，人家找你就很正常。”
没有工作的，杨克还要帮忙找工作。“我肯定是全中国帮诗人找工作最多的诗人。”
青年诗人阿斐说，在当代中国著名诗人里面，有现代人格的诗人屈指可数。“我所见的，更多是充满了浓重的帝王思想者，是那种‘梨园班主’的角色。”他说，杨克有自由精神，对年轻诗人“无私提携”，从不因自己的诗歌趣味或者所谓阵营，而去扼杀其他优秀的诗人或诗作。
阿斐把杨克称为“80后诗人的‘托举哥’”，而阿斐自己，正是其中的受益者。
杨克认为，一个人对别人应该心怀善意，这是诗人的真实性，“诗人对真善美应该是真诚的”。
诗人的责任
2016年8月23日，杨克的诗歌研讨会召开，与会者提到了他的矛盾性：“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心在民间。”
杨克认为，这是准确的。在写作的时候，他坚持“民间立场”，从底层角度打量社会与众生，因而在诗中倾注着对公平正义的呼唤。
“写作的时候，你不可能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说话。”他认为，社会发展需要富人，他们产生于自由竞争，更有能力推动效率提升，但为了防止社会变成一个完全弱肉强食的场所，写作者必须更关心弱势群体和普通人，那些没有那么强的竞争能力的人。“这并不特别，自古皆然，1000多年前杜甫也是这样的。”
但同时，诗人不能为观念写作，而要为真实写作。“有些人价值立场过于鲜明，对公平的呼唤到了要彻底牺牲效率的程度，那一定是错的，因为你对穷人的所谓关怀最终也实现不了。”
汶川地震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富人捐1亿元和穷人捐1元，并没有差别，杨克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精神价值上是一致的，但客观上我们要承认富人捐出1亿元，实际作用肯定更大。”
他理想中的自己，是在写作上有鲁迅的精神，大胆地批判，而对待生活则更像胡适，多一些包容，少一些挑剔。“对别人和自己的缺点，都应该有所原谅。”
诗歌和诗人群体都在边缘化，这是在和杨克的谈话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不过，他从不愤愤于人们不再读诗，除了客观认识快节奏的时代背景之外，他也从诗人群体身上找原因。
“我们现在写所谓的‘难度诗歌’太多了，太强调精英主义和独创性，而对人类普遍精神的表达不足。”杨克说，顾城把江水形容为“展开暗黄的裹尸布”，很多诗人都在类似的方向上痴心索句，而写“水作青罗带”、“我把西湖比西子”的人太少，认识不到后者也是好诗。
“他们似乎忘了，诗不是只写给写诗的人看的。”
杨克所在的“第三代诗人”阵营，正是以对顾城所在的朦胧诗的反叛和挑战而成型。这场价值搏斗，到今天也没有结束，诗歌应该属于平民还是精英，争论依然继续。
现在的杨克更多地以行动表达信念，2010年开始，“中国最忙的诗人”杨克还经常抽空给小学生上诗歌课。
他说，让更多的人能读一点诗，拥有更丰厚的生命，也是诗人的责任。
个人档案
杨克
1957年生，广西人，著名诗人。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编审。中国“第三代实力派诗人”，“民间写作”代表性诗人之一。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世界文学》《上海文学》《花城》《当代》《大家》《青年文学》《天涯》《作家》《山花》等大陆有影响的报刊发表了大量诗歌、评论、散文及小说作品，还在《他们》《非非》《一行》等民刊以及海外报刊和网络发表作品。
作品欣赏
夏时制
火车提前开走
少女提前成熟
插在生日蛋糕上的蜡燭
提前吹灭
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白刀子提前进去
红刀子提前出来
只是孵房的小鸡拒绝出壳
只是入夜时分
月光不白
马路上晨跑的写实作家
在本来无车的时刻
被头班车撞死 理解了
黑色幽默和荒诞派
老地点老时间赴约会的小伙
从此遇上另一个女孩
躺在火葬场的死者
享年徒有虚名
莫名其妙被窃走一小时阳光空气
一个个目瞪口呆
时间是公正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