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离职赋闲长达十五年后，临危受命，拨乱反正，为宋朝社会最安定、百姓最安乐的“元祐之治”奠定基础。对于司马光来说，这是他人生中荣耀至极却又辛酸无比的岁月。
　　废新法，为国解毒
　　1086年3月20日，司马光担任首相的第二天，老友中书舍人（给皇帝起草文件的官）林希来探望他。司马光看上去健康、安详，不过，林希在日记的后面，不无忧虑地写道：“司马大人说他的脚发炎肿胀，肿烂面积有巴掌大，黄水还没有出干净，虚弱无力。”
　　自年初患病以来，司马光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他请求辞去身肩的重要职务。2月19日，他向皇上严肃地作自我批评：因为生病把工作给耽误了；占着位子不做事，白拿工资；请求皇帝让他担任闲职，像过去一样在家安享晚年。但朝廷却让他出任首席宰相。他感到自己時日无多，于是加紧废除被他视为毒药的新法。
　　1070年，他挂职回洛阳的前一年，王安石对所有反对新法的人搞“因言获罪”，打压、排挤，甚至陷害“四友”之一的吕公著，司马光一怒之下离京前往永兴军路（驻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
　　此前他就听说免役法使陕西的穷人快活不下去了。虽然战争和天灾不断，每户家庭仍要交免役钱，甚至单丁（没有兄弟的成年男子）、女户（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女人做主的家庭）、外来户、佛寺及道观也不例外——这些贫困户此前从不服役——“这是连孤苦无依的光棍、寡妇也不放过啊！”
　　司马光到任后，他发现实际情况比传闻还糟。当地群众不仅受免役、保甲等新法的困扰，青苗法（政府将储备粮折合成本金，以20%的利率贷给断粮或缺粮的家庭，救济穷人、打击民间高利贷、增加财政收入）更是沦为地方政府剥削人民的工具。陕西官员通过设置各种复杂套餐，使农民借陈米一斗，到期缴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三斗粟米——民间高利贷都没这么严酷。最关键在于，在以富国为旗帜的改革中，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只看财政收入增长与否的结果，而忽视过程中的手段是否合理。
　　司马光连续打报告请求免去四等（贷款额依据各户资产分为五等）以下青苗钱的贷款利息，最高纳一斗二升。他甚至拒绝执行催收青苗钱的命令。但三个月的努力最终徒劳无功。
　　新法惨象历历在目，他当然希望立即整顿。十五年前，他对陕西百姓的哀号无能为力，现在大权在握，哪怕矫枉过正，也要做最后一搏。但新法已施行十多年，由此形成的利益集团早已盘根错节，要将他们一举解决并不容易，同时也难以取得同党的认可。
　　直到1086年2月，地方官员仍在强制百姓借贷青苗钱，出具所谓“出于自愿”的证明。经司马光劝说，太皇太后同意恢复常平法（政府在粮价低时高价买进，储存，粮价高时低价卖出，以维持粮价长期平衡），但很快出现反复。由于之前对西夏作战耗费了大量钱粮，而青苗法有利于短期内积聚财富，有些官员，甚至司马光举荐的范纯仁和苏轼，以财政收入不足为由阻挠。卧病在床的司马光听说后，强支病体上朝，怒斥：“不知道是什么奸诈邪恶的人在劝皇上恢复推行青苗法！”
　　最终，常平法得以恢复，但作了妥协、调整：分三等价格，保证丰年粮价低时政府以高价收购，灾年粮价高时以低价售出；官粮借贷只收本金，不收利息；为了防止官员催逼农民交粮，特意规定所借粮食跟赋税一起上交。
　　司马光最深恶痛疾的免役法，废除起来更加困难。古代赋税本只有租、调两种，租指田租，调指服役，后来又有庸。庸原是免役钱，后来变成正税，等于交了免役钱还得服役。此时，免役法规定要交免役钱，等于税上加税。司马光认为“不该让人民出钱”，将免役法全盘废除——实际上大部分民众倒觉得免役法挺方便。
　　司马光觉得朝廷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重复收税的免役法迟早成为长期不可挽回的顽症（“万世膏盲之疾”）。正如王夫之所言，免役钱后来果然又成为一项正税。明朝时，交了两份免役钱的百姓对此毫不知情，仍在服役；为免于服役，他们交了第三份免役钱。
　　“死生，命也”
　　司马光废新法为国家解了毒，却成了加速自己死亡的毒药。朋友看到他每天亲理政务的忙碌情形和日渐虚弱的身体，一再劝他保重身体，他回答了四个字： “死生，命也。”6月15日，他觉得身体好了些，就销假坚持上朝；9月22日，因过度忧虑和劳累，病情复发；10月4日，他已卧床不起，不能下地了。之后就陷入昏迷。服侍他的人发现，神志不清的司马光，口中喃喃的仍然是国家大事。他最后留下的八张纸，全是论述国家大事的笔记；枕边书，是一卷《役书》。
　　像牛一样冤，外敌给他平反
　　南宋马纯写的《陶朱新录》中记载了一件司马光的轶事：
　　华州村一个农夫养了一头牛。一天，农夫睡觉时，突然来了一只老虎，牛为了保护主人，用自己的两角赶走了老虎，救了主人。但熟睡中的主人对此一无所知。农夫醒来时，看到的是一头不知什么原因已遍体鳞伤的牛。他大怒，认为牛在兴妖作怪，便抡起棍棒打牛。牛不会说话，只能逃跑，这让农夫更加生气，于是他把牛抓来杀死，分割牛身，吃牛肉，一点不后悔。
　　司马光听完这个故事，感叹牛有功却被杀，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尽了力，死后却不能凭借自己的贡献而留下名声，和冤死的忠臣是一样的。他还说牛能够在主人醒来前抵挡住老虎，却不能在老虎离开后保全自己的功劳，活该被杀。
　　这件轶事其实是虚构的。马纯故意留下线索，让人发现这只是他借司马光的口编的一则寓言——他在寓言的开头写道，此事发生在绍圣年间（1094-1098）——距司马光去世已十余年。
　　然而，牛的结局某种意义上正是司马光的遭遇：尽管他没被处死，死后享尽哀荣，但他废新法、还富于民的政治遗产却被破坏了。他对新党进行过打压，但从未使用阴谋诡计。他去世后的第二年（1087），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旧党，就发动“车盖亭诗案”，将蔡确贬到号称“人间地狱”的岭南新州（今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并利用这起文字狱搞政治清算，将新党一网打尽。而1079年新党掀起的“乌台诗案”，只有苏轼一人被贬。至此，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演变为互相倾轧的党争。
　　1094年，重新上台的新党实施报复：剥夺司马光死后被授予的各种荣誉称号，砸毁司马光坟前的神道碑（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甚至一度打算砍烂司马光的棺材暴尸；所有旧党成员被列入“元祐党人”，立碑诋毁，甚至将他们的姓名铸刻在宝鼎上，就像大禹将魑魅魍魉（传说中的鬼怪，泛指坏人）的形象铸在鼎上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司马光平反的却是他生前长期忧虑的外患源头——辽、金两国。当听到司马光任宰相的消息时，辽国君臣说：“宋朝现在是司马光当宰相了，我们绝对不要生事惹来边界冲突。”1127年，金国大军攻入京城开封，在废墟中发现那尊丑化司马光等人的宝鼎，叹道：“宋朝的君臣之间，什么人该用，什么人不该用，乱到了这种地步，国家怎么能长久！”于是一怒之下将鼎击碎。
　　（摘自《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