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9月10日，农历闰七月十八，历史上平淡无奇的一天。但在这一天，道光皇帝发布的上谕中，被史官视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发生在直隶文安县的一起强奸幼女案。
　　道光皇帝的愤怒
　　这源于皇帝接到的来自都察院的一封奏折。奏折中说，有一名女子到都察院控告乡人高扶格强奸她的年幼女儿。到都察院告状的是王吕氏，这个乡下女人孤身上了京城，不知道历经了怎样的艰险辛苦才找到负责监察和弹劾的都察院。
　　王吕氏和丈夫把高扶格告到了文安县衙，知县接了案子，叫县衙里的女役查验了受害者的伤痕，却并未当即将高扶格关进大牢，而是在二十多天后，才再次派遣差人，传令王吕氏等到县衙“复行审验”。
　　奏折中汇报的情形让道光愤怒，他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县官在徇私枉法。于是道光在上谕中说，高扶格强奸王吕氏之幼女，有县衙女役的“供单”证词，严加审问，应该不难定罪。然而知县迟迟不肯定案，“其中显有别情”。
　　在清代，强奸幼女是“犯奸”罪名中最严重的一种。对一般的强奸案，《大清律例》中规定，强奸者绞监候，即判处绞刑，秋后再审，决定是否执行。强奸未遂者，则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轮奸良家妇女者，为首斩立决，同案犯绞监候，而虽为同谋，但并未参与轮奸的案犯，要发配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而对强奸幼女案则规定：“强奸十二岁以下幼女，因而致死，及将未至十岁之幼女诱去强行奸污者，照光棍例斩决；其强奸十二岁以下、十岁以上幼女者，拟斩监候。”即便幼女与案犯通奸而非被强奸，也要按照“虽和同强”之法，判处绞监候。而倘若强奸十二岁以下幼女未遂，但经过审查，确有其事的，案犯也要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所以，文安县的强奸幼女案人命关天，高扶格即便强奸未遂，也要被发配黑龙江；若强奸既遂，则必死无疑。
　　宋代到清代律法中的惩罚
　　《大清律例》所定的强奸幼女罪，延续的是明代法律中的规定，只是将绞刑改成了缓刑，在秋后执行，同时对强奸十岁以下幼女的进一步加重了处罚。这种对幼女特别保护的法律传统可以追溯到南宋。
　　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丞相謝深甫等编撰成《庆元条法事类》，其中对强奸幼女案有了特别的记载：强奸十岁以下幼女，即使是通奸也按强奸论处，流放三千里到险恶的地方去；未遂者流放五百里。倘若在强奸时使幼女身体受伤，则判处绞刑。
　　随后，元代的法律中大体沿袭了宋代律法，但刑罚更为详细和严酷。《元典章》中规定：诸强奸人幼女者处死，虽和同强，女不坐。凡称幼女，止十岁以下。元代法律中还区分了强奸者的年龄。年老者奸淫幼女，杖责一百七十，不许以财物赎罪；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男性，与幼女和奸，也按强奸罪论处，但免去死刑，改为杖责一百七十，幼女无罪。而强奸十岁以上的女性，处罚也都是杖责一百七十。倘若三名男性强奸一名女性，则男子皆处死。
　　此外，元代法律中还特别规定，官员犯奸罪，也跟普通人一样处罚。这并不意味着元代法律更加平等，因为它同时规定，主人奸淫奴仆的妻子是无罪的。
　　捕蝗耽误了审案
　　回到道光四年的这起强奸幼女案，皇帝愤怒地将案件发给了军机大臣、负责管理刑部的蒋攸铦，要他立即提取犯罪证据证词，“秉公严审”。
　　根据军机大臣蒋攸铦的调查，知县何熙绩接到王吕氏报案之后，因为文安县发生蝗灾，他便亲赴乡下，指导扑杀蝗虫之事。蝗灾在当时是大事，事关百姓饥寒生死和地方安定，理当优先处置。所以，地方官并非故意将案件拖延不办。而根据调查，高扶格强奸王吕氏十一岁幼女，实际并未成功，属于强奸幼女未遂，按律应发配烟瘴之地充军。
　　蒋攸铦很快就将调查结论回报给了道光皇帝，说知县“并非无故延迟，应免置议”，并请皇帝审核他对案件的审判结果。一个帝国官员的污点被排除了，而败坏人伦的恶徒也受到了处罚，这意味着皇帝的处治还算清明，自己的勤勉并非没有回报。于是，道光皇帝满意地批准了蒋攸铦的奏折，将案件交刑部处理。
　　而清代文献中，关于强奸幼女案的记载远不止这一条，有“虽和同强”，即使幼女同意也按强奸论处的原则在，即便真有幼女引诱在先，犯案者也绝无因此赦免的可能。
　　（刘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