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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有句老话叫“人走茶凉”，这是对官场生态的一个形象比喻，但近年来的一些腐败现象却让人意外地发现这一常规被打破了。许多在位时低调的官员在退休之后反而在政、商两界混得更加风生水起，“我们唱着夕阳红，下海经商办企业；我们讲着秋天的故事，离职以后富起来……”权力期权得以兑现。面对“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腐败新动向，如何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和预防，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撩开退休官员“二次创业”的面纱，其工作岗位、工作量及“劳动所得”，令人瞠目结舌，震憾惊愕——完全是官场腐败的外延和拓展。这一腐败的新动向，亟待引起国家高层及纪检监察部门的高度重视。
当前干部退休后，多数去向低调而神秘，不少甚至彻底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似乎已安享晚年，颐养天年。可是，最近媒体的连续曝光，让人们终于见到了不少退休干部的庐山真面目，或者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一些干部退而不休忙着挣钱，在前半生过足了权瘾之后，后半生开始过一把钱瘾。官员退休之后的腐败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兼职，“钱”途似锦
2011年6月27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作《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中指出，2010年，铁道部所属信息中心6名司局级干部未经批准，在所属企业兼职，其中个别领导一人兼任18家所属企业董事长。一人兼18家企业董事长，这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奇观。显然，兼任18家企业董事长的，是权力而不是人；依靠的不会是个人能力，而是依附于个人身份的权力。一边在铁道部及其相关部门为官，一边又在所属企业当老总，财源滚滚的同时，也为日后退休铺平了道路，一旦退出政坛，立马投身商场。无独有偶，现实中恰恰有过这样的先例，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原局长周广玉，身兼18家公司的老板，所不同的是，这些企业是他挪用下属企业资金注册，通过所属公司收受贿赂，非法牟利。
弄权，梅开二度
一些官员从重要岗位退休后，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只不过是由明转暗，由台前退到幕后，继续操纵权力，并从中获得好处。这样的腐败比在职时更为隐蔽，更为猖獗，也更为肆无忌惮。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人民法院原院长脑日布退休后，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专门在自己任职过的乌审旗人民法院打官司，基本上凡打必赢。他说：“判案的骨干基本上都是我的部下。一般我受理的案子都是赢的官司。”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即便是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法官，也不能到他曾经任职的法院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更何况是法院院长。一些已退休的法官及曾经在法院工作过的法官，明知这样做违反《法官法》，但仍然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代理诉讼案件。法官如此，其他行业亦如此。比如，税务官员退休后，干脆办起税务师事务所，利用原来的关系和资源，为企业代理税收事务。其中的“潜规则”他们都知道，企业也乐于找有背景的事务所来为自己代理。
中介，担当掮客
官员在任时重权在握，退休后威风犹存，找人办事，如鱼得水；拉拢关系，信手拈来。因此，不少官员退休后成了行贿的中介、担当起掮客的角色。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上海市原房屋土地管理局副局长殷国元，便是这样从中渔利的中介人。他们既为同乡，又为同僚，交往甚密。李元1994年在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工作，1998年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2008年2月退休。退休后李元到全国政协任职。在频繁而积极的调研活动中，李元与很多矿产企业关系密切，其中奥秘不言自明。李元被“双开”虽未列举其腐败案件，但其“掮客”的角色昭然若揭。而上海原房屋和土地管理局副局长殷国元退休后，则赤膊上阵干起了中介。其退休后任上海土地学会副会长，看似已经离权力远了，但他积极为一些房地产企业运作国土局关系，帮助开发商违法办理土地事项，从中获取利益。当前土地掮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提供信息咨询给土地买卖的“土地贩子”们；另一类就是各地国土部门退休官员，其旧部下属多数为掌权者，而其身份和地位也便于从中斡旋很多事情。殷国元就是这样的“高级土地掮客”。
挂名，财源滚滚
官员退休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精神体力都大不如前，担任实职勉为其难。但这挡不住他们的财路，只要在企業或曾经的下属单位挂个空衔，同样得到丰厚的回报。因为，他们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据媒体透露，一些曾经的领导干部，非常热衷于去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发挥余热”。据调查，在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其中不乏副部级以上高官。中国石油独董刘鸿儒曾为中国证监会原主席；独董崔俊慧为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人寿独董马永伟为中国保监会原主席；浦发银行的独立董事之一为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书记刘廷焕。《投资者报》2010年做过一次调查，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前官员总数达到1599人，其中有467人目前在上市公司职务是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中，不少已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这些人只能是供奉的“菩萨”，在国企享受“香火”。神华独立非执行董事、原国家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已84岁；中煤独立董事、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81岁；原国家电力部经济调节司司长叶继善，担任国电电力独董。
影子，影响官场
退休官员昔日执掌大权时，都曾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在一方很有权势和威望，一旦退休余威犹存，其影响力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依旧显赫。他们的“影子”在较长时间内影响着官场的后任官员和事情的处理。一些企业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纷纷到官场“淘宝”，争抢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官员。退休官员成了企业竞相聘请的“香饽饽”。紫金矿业集团是福建省上杭县的大型企业，先后两次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187．71万元。而媒体披露的一些细节也颇耐人寻味：担任紫金矿业独立董事的就有来自北京、福建等政界前官员。据媒体披露，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有原地矿部前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陈毓川，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原主任、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林永经。此外，福建省以及上杭县政界多位退休领导干部，也被紫金矿业委以闲职后，年薪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比如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林水清此前为上杭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监事林新喜曾任上杭县纪委副书记、常委。
余温，炙手可热
官员退休之后的余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高热状态，尤其是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简直炙手可热，是企业追捧的对象。据调查，有49．3%的A股上市国企，都聘请了前官员作为高管。而这些退休官员大多来自于企业主管业务相关的政府部门。曾任安监总局副局长的王显政，在卸任一年后，即以独董的身份加入了主营煤炭业务的国企昊华能源；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的许善达，卸任半年后就成了工商银行的独立董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建君在浙江温州、江苏南部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温州一家著名企业聘请了它所在的县级市退休的财政局长为财务主管。此人当过三任财政局长，现在这个市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大多是他以前的下属。在温州的中日合资企业荏原·嘉利特泵业有限公司也建立了党支部，聘请了一名退休机关干部担任支部书记。一位曾在市里工作的官员，退休后到一家企业任办公室主任。他解释企业聘用退休官员的目的是发挥“四余”，即余热、余权、余威、余网。
干政，颐指气使
“权力余温”是一种得天独厚的话语资源和社交资源，它意味着更为广阔的人脉和关系网络，更便利的说话机会，以及更容易引起重视的影响力。辽宁省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退休后，经常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指手画脚，有时甚至要挟组织，蛮不讲理。在王亚忱的庇护下，其儿子、女儿在地方都成了别人惹不起的人物。王亚忱在任时，将女儿王晓云从一个普通工人，一路提拔为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儿子王晓刚也从一个普通工人，提拔为阜新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队长。而另一个儿子王晓军则选择了经商。王亚忱在阜新编织了一张“家族权力网”。因而，退休后依然故我，为所欲为。为了争夺阜新商贸城所有权，退休多年的王亚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儿女掌握的公权力，一步步将阜新商贸城据为己有。王亚忱与阜新商贸城真正的主人高文华发生矛盾后，不仅利用子女在公安机关工作的便利，将高关进看守所，关押11个月，还直接找到市委主要领导，说高文华不仅应该抓，而且必须要判刑。
特权，二次“创业”
坊间流传着一首戏仿的歌曲：“我们唱着夕阳红，下海经商办企业；我们讲着秋天的故事，离职以后富起来……”并不是所有官员退休后都到企业任职，也有一些官员退休后选择了二次“创业”。他们利用人脉关系及影响力，办起自己的实体，赚得钵满盆流。其实，这也是权力的“再利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一退休副局长张必河，2006年利用周里村新农村建设之机，以生态农业开发为名，占地400亩，私自建起了“元湖农庄”，主要经营餐饮、垂钓、会议、休闲和客房。张必河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批准，在园区内盖起了别墅等违章建筑。庄园建立之初，张必河从农民手里以每亩400多元的补助租用了土地，合同期限为5年。农民们看到庄园里大建违章建筑，而且有很多土地撂荒，十分心疼。于是，合同期满后，农民们不愿再出租土地。但囿于张必河的人脉，所在街道要求农民与张必河续签15年合同。
退休干部腐败，一个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中国有句老话叫“人走茶凉”，这是对官场生态的一个形象比喻，但近年来的一些腐败现象却让人意外地发现这一常规被打破了。许多在位时低调的官员在退休之后反而在政、商两界混得更加风生水起，“我们唱着夕阳红，下海经商办企业；我们讲着秋天的故事，离职以后富起来……”权力期权得以兑现。面对“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腐败新动向，如何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和预防，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新课题。
撩开退休官员“二次创业”的面纱，其工作岗位、工作量及“劳动所得”，令人瞠目结舌，震憾惊愕——完全是官场腐败的外延和拓展。这一腐败的新动向，亟待引起国家高层及纪检监察部门的高度重视。
当前干部退休后，多数去向低调而神秘，不少甚至彻底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似乎已安享晚年，颐养天年。可是，最近媒体的连续曝光，让人们终于见到了不少退休干部的庐山真面目，或者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一些干部退而不休忙着挣钱，在前半生过足了权瘾之后，后半生开始过一把钱瘾。官员退休之后的腐败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兼职，“钱”途似锦
2011年6月27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作《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中指出，2010年，铁道部所属信息中心6名司局级干部未经批准，在所属企业兼职，其中个别领导一人兼任18家所属企业董事长。一人兼18家企业董事长，这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奇观。显然，兼任18家企业董事长的，是权力而不是人；依靠的不会是个人能力，而是依附于个人身份的权力。一边在铁道部及其相关部门为官，一边又在所属企业当老总，财源滚滚的同时，也为日后退休铺平了道路，一旦退出政坛，立马投身商场。无独有偶，现实中恰恰有过这样的先例，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原局长周广玉，身兼18家公司的老板，所不同的是，这些企业是他挪用下属企业资金注册，通过所属公司收受贿赂，非法牟利。
弄权，梅开二度
一些官员从重要岗位退休后，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只不过是由明转暗，由台前退到幕后，继续操纵权力，并从中获得好处。这样的腐败比在职时更为隐蔽，更为猖獗，也更为肆无忌惮。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人民法院原院长脑日布退休后，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专门在自己任职过的乌审旗人民法院打官司，基本上凡打必赢。他说：“判案的骨干基本上都是我的部下。一般我受理的案子都是赢的官司。”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即便是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法官，也不能到他曾经任职的法院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更何况是法院院长。一些已退休的法官及曾经在法院工作过的法官，明知这样做违反《法官法》，但仍然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代理诉讼案件。法官如此，其他行业亦如此。比如，税务官员退休后，干脆办起税务师事务所，利用原来的关系和资源，为企业代理税收事务。其中的“潜规则”他们都知道，企业也乐于找有背景的事务所来为自己代理。
中介，担当掮客
官员在任时重权在握，退休后威风犹存，找人办事，如鱼得水；拉拢关系，信手拈来。因此，不少官员退休后成了行贿的中介、担当起掮客的角色。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上海市原房屋土地管理局副局长殷国元，便是这样从中渔利的中介人。他们既为同乡，又为同僚，交往甚密。李元1994年在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工作，1998年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2008年2月退休。退休后李元到全国政协任职。在频繁而积极的调研活动中，李元与很多矿产企业关系密切，其中奥秘不言自明。李元被“双开”虽未列举其腐败案件，但其“掮客”的角色昭然若揭。而上海原房屋和土地管理局副局长殷国元退休后，则赤膊上阵干起了中介。其退休后任上海土地学会副会长，看似已经离权力远了，但他积极为一些房地产企业运作国土局关系，帮助开发商违法办理土地事项，从中获取利益。当前土地掮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提供信息咨询给土地买卖的“土地贩子”们；另一类就是各地国土部门退休官员，其旧部下属多数为掌权者，而其身份和地位也便于从中斡旋很多事情。殷国元就是这样的“高级土地掮客”。
挂名，财源滚滚
官员退休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精神体力都大不如前，担任实职勉为其难。但这挡不住他们的财路，只要在企業或曾经的下属单位挂个空衔，同样得到丰厚的回报。因为，他们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据媒体透露，一些曾经的领导干部，非常热衷于去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发挥余热”。据调查，在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其中不乏副部级以上高官。中国石油独董刘鸿儒曾为中国证监会原主席；独董崔俊慧为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人寿独董马永伟为中国保监会原主席；浦发银行的独立董事之一为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书记刘廷焕。《投资者报》2010年做过一次调查，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前官员总数达到1599人，其中有467人目前在上市公司职务是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中，不少已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这些人只能是供奉的“菩萨”，在国企享受“香火”。神华独立非执行董事、原国家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已84岁；中煤独立董事、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81岁；原国家电力部经济调节司司长叶继善，担任国电电力独董。
影子，影响官场
退休官员昔日执掌大权时，都曾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在一方很有权势和威望，一旦退休余威犹存，其影响力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依旧显赫。他们的“影子”在较长时间内影响着官场的后任官员和事情的处理。一些企业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纷纷到官场“淘宝”，争抢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官员。退休官员成了企业竞相聘请的“香饽饽”。紫金矿业集团是福建省上杭县的大型企业，先后两次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187．71万元。而媒体披露的一些细节也颇耐人寻味：担任紫金矿业独立董事的就有来自北京、福建等政界前官员。据媒体披露，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有原地矿部前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陈毓川，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原主任、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林永经。此外，福建省以及上杭县政界多位退休领导干部，也被紫金矿业委以闲职后，年薪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比如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林水清此前为上杭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监事林新喜曾任上杭县纪委副书记、常委。
余温，炙手可热
官员退休之后的余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高热状态，尤其是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简直炙手可热，是企业追捧的对象。据调查，有49．3%的A股上市国企，都聘请了前官员作为高管。而这些退休官员大多来自于企业主管业务相关的政府部门。曾任安监总局副局长的王显政，在卸任一年后，即以独董的身份加入了主营煤炭业务的国企昊华能源；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的许善达，卸任半年后就成了工商银行的独立董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建君在浙江温州、江苏南部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温州一家著名企业聘请了它所在的县级市退休的财政局长为财务主管。此人当过三任财政局长，现在这个市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大多是他以前的下属。在温州的中日合资企业荏原·嘉利特泵业有限公司也建立了党支部，聘请了一名退休机关干部担任支部书记。一位曾在市里工作的官员，退休后到一家企业任办公室主任。他解释企业聘用退休官员的目的是发挥“四余”，即余热、余权、余威、余网。
干政，颐指气使
“权力余温”是一种得天独厚的话语资源和社交资源，它意味着更为广阔的人脉和关系网络，更便利的说话机会，以及更容易引起重视的影响力。辽宁省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退休后，经常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指手画脚，有时甚至要挟组织，蛮不讲理。在王亚忱的庇护下，其儿子、女儿在地方都成了别人惹不起的人物。王亚忱在任时，将女儿王晓云从一个普通工人，一路提拔为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儿子王晓刚也从一个普通工人，提拔为阜新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队长。而另一个儿子王晓军则选择了经商。王亚忱在阜新编织了一张“家族权力网”。因而，退休后依然故我，为所欲为。为了争夺阜新商贸城所有权，退休多年的王亚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儿女掌握的公权力，一步步将阜新商贸城据为己有。王亚忱与阜新商贸城真正的主人高文华发生矛盾后，不仅利用子女在公安机关工作的便利，将高关进看守所，关押11个月，还直接找到市委主要领导，说高文华不仅应该抓，而且必须要判刑。
特权，二次“创业”
坊间流传着一首戏仿的歌曲：“我们唱着夕阳红，下海经商办企业；我们讲着秋天的故事，离职以后富起来……”并不是所有官员退休后都到企业任职，也有一些官员退休后选择了二次“创业”。他们利用人脉关系及影响力，办起自己的实体，赚得钵满盆流。其实，这也是权力的“再利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一退休副局长张必河，2006年利用周里村新农村建设之机，以生态农业开发为名，占地400亩，私自建起了“元湖农庄”，主要经营餐饮、垂钓、会议、休闲和客房。张必河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批准，在园区内盖起了别墅等违章建筑。庄园建立之初，张必河从农民手里以每亩400多元的补助租用了土地，合同期限为5年。农民们看到庄园里大建违章建筑，而且有很多土地撂荒，十分心疼。于是，合同期满后，农民们不愿再出租土地。但囿于张必河的人脉，所在街道要求农民与张必河续签15年合同。
退休干部腐败，一个亟待破解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