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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我的罗陀斯》,我的思绪回到了两年前乌鲁木齐南路办公室的一幕场景:下班后,我独自坐在那里读《书城》杂志上吴亮先生的文章,暮色四合,“车子缓缓驶出市区,我的心里既不沉重也没有伤感,相反,充满的是一种生命之喜悅”……这段怀念逝者的文字让我泪盈于眶。《书城》的专栏“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后来就汇集成为《我的罗陀斯》。
“罗陀斯”出自《伊索寓言》:一名运动健将旅行归来,对众人夸口,说自己在罗陀斯(即今天的罗德岛)跳得如何之远,就连奥林匹克选手也比不过他。旁人说道:“假若真有其事,也不需要什么见证,就当这里是罗陀斯好了,你跳吧!”这个典故因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而变得著名。吴亮说:“我别无选择,上海就是我的罗陀斯。”他在这本书中,以当年的地下阅读为线索,讲述上世纪70年代那些与书有关的人和事。
上世纪70年代,美好的理想尚未诞生便已夭折。科学技术在1974年重新获得了重视,吴亮拣出《物种起源》,沉浸于其中,萌生出当一名自然科学家的愿望,像达尔文那样去远航、去美洲。但现实是,从1971年到1985年,他度过了长达14年的工厂生涯,最终偶然间成为一名作家,“因为写作,我得以使我的过去岁月重现光芒”。写作的魔法倒转了时空,混淆了存在与虚无,今天的绿地退回为昔日的杨家弄、九十八弄、太合里,“我们撒开脚丫子在里面狂奔”。
如文学批评家李陀所言,七十年代是两个狂飙之间的十年,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验十分特殊,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我们的学生时代早早夭折,没有过渡,没有预习,直接被抛入成人社会,独自面对新现实。”传统上,中国文人读书的目的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但在七十年代,一切都处于不确定之中,秩序已不存在,理想看不到曙光,阅读的目的是什么?
吴亮在书中不断地回应着这个问题。“着迷于阅读是为了阅读本身。”为了逃避,为了保全内心的自由,“一种保持内心倾向的自由,一种价值观念尽可能不被他人支配的自由”。他让自己的生活陷于书籍和幻想,两耳不闻窗外事。读书让人得以暂时与现实脱节,通过文字想象,同一种陌生事物、陌生欲望发生隐秘联系。“读福尔摩斯,绷紧你的心,现实从你身旁消失,消失在你正在读书的房门之外,消失在你日复一日沉闷劳累的日常生活尽头。”他会在修筑防空洞的间隙读《共产党宣言》,姐姐们在没有工作也没有爱情的生活中,与世隔绝,怀着无奈、绝望和甜蜜,偷偷读《简·爱》。
他的阅读量惊人,马恩著作、俄罗斯文学、科学著作、传统典籍,无所不包,读了许多当年看来完全是不必要的书,那些被贴上无用、陈旧、幼稚、有毒和危险等标签的书。
“一本书,尤其是一本异国的小说,作者已仙逝,它的翻译者已身陷囹圄甚或罹难,在一个荒漠的年代,竟有那么多饥渴的陌生年轻人在私底下等待它,传递它,实在是它未曾意料到的命运。”这种丰富的阅读让他的文字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语言繁密,层层叠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生命太脆弱,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读书甚至也不是为了格物致知,“读书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体验”。“书在我的生活中所起的效用,几乎堪称全能,其中奥秘复杂简直无法道尽。”爱情中的癫狂和温柔,“我只是从书本中经历了你们,我从你们这里之所获,比道听途说更深入,也许比亲身经验更彻骨。”
想到去远行,《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沃伦斯基相遇的那个车站给他提供了火车站的原型。《钢巴拉》让他恍然发现大街上的陌生女人,《高老头》《贝姨》等巴尔扎克的小说教会他如何观看周围的一切,重新打量街区的混杂结构和琐碎细节。
正是巴尔扎克那双敏锐、刻薄甚至庸俗的眼睛,驱使并教会他乐此不疲地观察生活,观察上海。上海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只要见一丝缝隙,便百折不挠地迷恋物质生活,穷讲究那些由此派生的情趣幻觉”。少年宫那位七十年代初因“犯生活错误”而被罢黜的勤杂工,依旧每天把头发梳得晶亮,把裤线烫得笔直,在家里用铝制咖啡壶煮咖啡。被开除公职遣送到青海的四舅回上海探亲时仍伸展双臂开怀大笑,同身份、经历和现状完全不符,他在绝境中没有沦落,而是努力像一个人那样生活,哪怕仅有一个下午。
在上世纪70年代,《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弱不禁风的少年变得能扛起180斤麻袋上麦囤;陈丹青在赣南的深山中长途跋涉,学会平静坚毅;北岛在做建筑工人,创办了文学杂志《今天》。与他们相比,吴亮更彻底地游离在大时代之外,生活中除了阅读,还有那些“偶尔的沉醉,短暂的欢愉”,他和同伴们在“冬暖夏凉”的秘密乐园防空洞底下,举办地下音乐会,唱着一首四百年前的北爱尔兰民歌《伦敦德里小调》:“你轻轻漫步踏在我的身上,让我就在你的脚下埋葬。”学校所灌输的歌曲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褪色而被遗忘,依据心灵的感应所热爱的音乐便成为了青春与生命记忆的一部分。
在书中提及的道路,乌鲁木齐路、长乐路、成都路、淮海路,矗立着那些一百年前就已存在的带着异国情调的精致建筑。每当人们走过它们面前,会觉得那些窗户和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个故事,而吴亮的这部私人传记则让我们得以知晓那段属于七十年代的心灵往事——
“昨天在文字中生动地复活,让今天的人和昨天对话。”
《我的罗陀斯》
作者:吴亮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亮:1955年出生于上海。1980年开始写作并发表文学评论,1985年调至上海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写作至今,出版有各类专著与文集数十种。
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
作者:司徒朔
出版:中国发展出版社
胡适、毛泽东、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陈公博、陶希圣、邓中夏、俞平伯、朱自清……那个世纪的九零后们(1890至1900年出生)勾勒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今天。1919年,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出发地就是北大——一所当时只有约两千人的大学。那一年,是中国近代思想百家争鸣的开山之年,留下了中国近百年来国运变革和民族复兴的缩影。自那一年开始,各路思想纷纷走向前台,各种运动风起云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之重要推力。也正是这关键的一年,中国在现代化的路上蹒跚起步、艰难跋涉继而跑步前进……
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
作者:丹·艾瑞里(美)
译者:赵德亮 夏蓓洁
出版:中信出版社
18岁时的一场爆炸意外,让艾瑞里全身皮肤70%灼伤,住在烧伤病房达三年之久。身穿治疗用黑色弹性紧身衣、头戴面罩的他,自嘲为“蜘蛛侠”。但恰恰是在这段漫长、无聊,而又痛苦不堪的岁月里,那套奇异的“蜘蛛侠”服装拉开了他与外界的距离,使他可以以局外人的眼光重新看待身边的世界,从此有了探索人类行为与经济关系的兴趣。这本艾瑞里的《怪诞行为学》,书名起得确实比较怪诞,实际上书的内容并不怪诞,它讲述的是关于人们日常司空见惯的非理性行为,或者说可预测的非理性行为。比如说你买一支钢笔,甲商店卖25元,乙商店卖18元,你会为了这7元钱跑15分钟去乙商店。你买一件衣服,甲商店卖455元,乙商店卖448元,同样是省7元钱,你却不愿意跑15分钟去乙商店……
资本暗算:揭秘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迷局
作者:田刚
出版: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你炒股么?在中国股市设立的头十年里,由大户、游资组建起来的庄家队伍成为中国股市的“中流砥柱”,对市场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解密庄家、与庄共舞也成为中小投资者的生存法则。庄家与散户构成了一个二维的互动体系,互相利用、互为依存、彼此暗算,大多数情况下庄家都能够成功暗算散户。当然,也有部分“玩砸了”的庄家反被散户群体暗算,成为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代价高昂的出局者。但是,今天如果你还觉得,你赔钱是由于“庄家”太坏!那么我不得不说,真的,你OUT了。经媒体调查发现,40.6%的投资者坦言“赔钱了”,承认赚钱的人不到两成。如果说资本市场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领域,那么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公众投资者显然成为了“被分配”的主角……
“罗陀斯”出自《伊索寓言》:一名运动健将旅行归来,对众人夸口,说自己在罗陀斯(即今天的罗德岛)跳得如何之远,就连奥林匹克选手也比不过他。旁人说道:“假若真有其事,也不需要什么见证,就当这里是罗陀斯好了,你跳吧!”这个典故因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而变得著名。吴亮说:“我别无选择,上海就是我的罗陀斯。”他在这本书中,以当年的地下阅读为线索,讲述上世纪70年代那些与书有关的人和事。
上世纪70年代,美好的理想尚未诞生便已夭折。科学技术在1974年重新获得了重视,吴亮拣出《物种起源》,沉浸于其中,萌生出当一名自然科学家的愿望,像达尔文那样去远航、去美洲。但现实是,从1971年到1985年,他度过了长达14年的工厂生涯,最终偶然间成为一名作家,“因为写作,我得以使我的过去岁月重现光芒”。写作的魔法倒转了时空,混淆了存在与虚无,今天的绿地退回为昔日的杨家弄、九十八弄、太合里,“我们撒开脚丫子在里面狂奔”。
如文学批评家李陀所言,七十年代是两个狂飙之间的十年,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验十分特殊,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我们的学生时代早早夭折,没有过渡,没有预习,直接被抛入成人社会,独自面对新现实。”传统上,中国文人读书的目的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但在七十年代,一切都处于不确定之中,秩序已不存在,理想看不到曙光,阅读的目的是什么?
吴亮在书中不断地回应着这个问题。“着迷于阅读是为了阅读本身。”为了逃避,为了保全内心的自由,“一种保持内心倾向的自由,一种价值观念尽可能不被他人支配的自由”。他让自己的生活陷于书籍和幻想,两耳不闻窗外事。读书让人得以暂时与现实脱节,通过文字想象,同一种陌生事物、陌生欲望发生隐秘联系。“读福尔摩斯,绷紧你的心,现实从你身旁消失,消失在你正在读书的房门之外,消失在你日复一日沉闷劳累的日常生活尽头。”他会在修筑防空洞的间隙读《共产党宣言》,姐姐们在没有工作也没有爱情的生活中,与世隔绝,怀着无奈、绝望和甜蜜,偷偷读《简·爱》。
他的阅读量惊人,马恩著作、俄罗斯文学、科学著作、传统典籍,无所不包,读了许多当年看来完全是不必要的书,那些被贴上无用、陈旧、幼稚、有毒和危险等标签的书。
“一本书,尤其是一本异国的小说,作者已仙逝,它的翻译者已身陷囹圄甚或罹难,在一个荒漠的年代,竟有那么多饥渴的陌生年轻人在私底下等待它,传递它,实在是它未曾意料到的命运。”这种丰富的阅读让他的文字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语言繁密,层层叠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生命太脆弱,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读书甚至也不是为了格物致知,“读书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体验”。“书在我的生活中所起的效用,几乎堪称全能,其中奥秘复杂简直无法道尽。”爱情中的癫狂和温柔,“我只是从书本中经历了你们,我从你们这里之所获,比道听途说更深入,也许比亲身经验更彻骨。”
想到去远行,《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沃伦斯基相遇的那个车站给他提供了火车站的原型。《钢巴拉》让他恍然发现大街上的陌生女人,《高老头》《贝姨》等巴尔扎克的小说教会他如何观看周围的一切,重新打量街区的混杂结构和琐碎细节。
正是巴尔扎克那双敏锐、刻薄甚至庸俗的眼睛,驱使并教会他乐此不疲地观察生活,观察上海。上海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只要见一丝缝隙,便百折不挠地迷恋物质生活,穷讲究那些由此派生的情趣幻觉”。少年宫那位七十年代初因“犯生活错误”而被罢黜的勤杂工,依旧每天把头发梳得晶亮,把裤线烫得笔直,在家里用铝制咖啡壶煮咖啡。被开除公职遣送到青海的四舅回上海探亲时仍伸展双臂开怀大笑,同身份、经历和现状完全不符,他在绝境中没有沦落,而是努力像一个人那样生活,哪怕仅有一个下午。
在上世纪70年代,《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弱不禁风的少年变得能扛起180斤麻袋上麦囤;陈丹青在赣南的深山中长途跋涉,学会平静坚毅;北岛在做建筑工人,创办了文学杂志《今天》。与他们相比,吴亮更彻底地游离在大时代之外,生活中除了阅读,还有那些“偶尔的沉醉,短暂的欢愉”,他和同伴们在“冬暖夏凉”的秘密乐园防空洞底下,举办地下音乐会,唱着一首四百年前的北爱尔兰民歌《伦敦德里小调》:“你轻轻漫步踏在我的身上,让我就在你的脚下埋葬。”学校所灌输的歌曲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褪色而被遗忘,依据心灵的感应所热爱的音乐便成为了青春与生命记忆的一部分。
在书中提及的道路,乌鲁木齐路、长乐路、成都路、淮海路,矗立着那些一百年前就已存在的带着异国情调的精致建筑。每当人们走过它们面前,会觉得那些窗户和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个故事,而吴亮的这部私人传记则让我们得以知晓那段属于七十年代的心灵往事——
“昨天在文字中生动地复活,让今天的人和昨天对话。”
《我的罗陀斯》
作者:吴亮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亮:1955年出生于上海。1980年开始写作并发表文学评论,1985年调至上海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写作至今,出版有各类专著与文集数十种。
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
作者:司徒朔
出版:中国发展出版社
胡适、毛泽东、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陈公博、陶希圣、邓中夏、俞平伯、朱自清……那个世纪的九零后们(1890至1900年出生)勾勒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今天。1919年,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出发地就是北大——一所当时只有约两千人的大学。那一年,是中国近代思想百家争鸣的开山之年,留下了中国近百年来国运变革和民族复兴的缩影。自那一年开始,各路思想纷纷走向前台,各种运动风起云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之重要推力。也正是这关键的一年,中国在现代化的路上蹒跚起步、艰难跋涉继而跑步前进……
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
作者:丹·艾瑞里(美)
译者:赵德亮 夏蓓洁
出版:中信出版社
18岁时的一场爆炸意外,让艾瑞里全身皮肤70%灼伤,住在烧伤病房达三年之久。身穿治疗用黑色弹性紧身衣、头戴面罩的他,自嘲为“蜘蛛侠”。但恰恰是在这段漫长、无聊,而又痛苦不堪的岁月里,那套奇异的“蜘蛛侠”服装拉开了他与外界的距离,使他可以以局外人的眼光重新看待身边的世界,从此有了探索人类行为与经济关系的兴趣。这本艾瑞里的《怪诞行为学》,书名起得确实比较怪诞,实际上书的内容并不怪诞,它讲述的是关于人们日常司空见惯的非理性行为,或者说可预测的非理性行为。比如说你买一支钢笔,甲商店卖25元,乙商店卖18元,你会为了这7元钱跑15分钟去乙商店。你买一件衣服,甲商店卖455元,乙商店卖448元,同样是省7元钱,你却不愿意跑15分钟去乙商店……
资本暗算:揭秘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迷局
作者:田刚
出版: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你炒股么?在中国股市设立的头十年里,由大户、游资组建起来的庄家队伍成为中国股市的“中流砥柱”,对市场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解密庄家、与庄共舞也成为中小投资者的生存法则。庄家与散户构成了一个二维的互动体系,互相利用、互为依存、彼此暗算,大多数情况下庄家都能够成功暗算散户。当然,也有部分“玩砸了”的庄家反被散户群体暗算,成为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代价高昂的出局者。但是,今天如果你还觉得,你赔钱是由于“庄家”太坏!那么我不得不说,真的,你OUT了。经媒体调查发现,40.6%的投资者坦言“赔钱了”,承认赚钱的人不到两成。如果说资本市场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领域,那么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公众投资者显然成为了“被分配”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