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奶奶88周岁。过完春节，她有半个月茶水不进，睡在堂屋中间的床上，一口气没上来，走了。奶奶活到近九十岁，农村叫喜丧，识字的人叫寿终正寝，乃有福之人。
　　奶奶这辈子吃尽苦头，9岁时父母双亡，和一个弟弟相依为命，过着穷得叮当响的日子，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野菜、树皮、花生壳，能吃的都吃过。父母双亡留给奶奶的是犟脾气，爱吵闹、较真，十几岁“上婆家”，成了董庙村董彪的媳妇。她和董彪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董彪勤劳肯干，农闲时推小货车溜村串巷买个针头线脑，贴补家用。一日董彪黑夜赶路被匪徒一棍子打死，抢走货物和零钱。匪徒们将董彪的尸体扔在芦苇荡里。那个年代还叫解放前，人命如草芥，死了就死了。这可苦了奶奶，奶奶这个刚性子很难向困难低头，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她拎了一包家什，嫁给了濠城镇的鳏夫丁玉平——一个专做棺材的木匠，也就是我爷爷。翌年，奶奶生下了我父亲。

　　我父亲八九岁时，又逢上了“戒年”（1960年大饥荒），淮北平原每家每户都饿死人，人没有吃的，就吃秫秸、花生壳等，吃了这些东西肚子胀，拉不下来屎，用手抠，喝水更胀，最后只有死路一条，人死了拖到湖里埋了（湖：田地）。奶奶只顾自己和儿子，根本不顾爷爷的死活（当然那年头也顾不了）。爷爷没撑几天就饿死了。几个庄邻有气无力地用门板钉了口棺材，找牛车拖出去埋了。奶奶中年再次丧夫又成了寡妇，和儿子相依为命。奶奶的弟弟，我的舅姥爷，跑反跑到东北混穷，居然侥幸参了军，部队安排识了些字的舅姥爷当了军医。
　　在农村，娘俩过日子，少不了被人欺负。有次，我家的石磙子被村人王树金强行拉走，不还了。奶奶跑到王树金家索要，被树金妈扯掉几缕头发，回家恼得睡了几天，石磙子还是被霸占了。奶奶气得扎了一个胸插尖刀的草人，放在十字路口，诅咒王树金。还有一次，我家的鸡跑到华维国家的草屋顶，华的大儿子新华在屋顶撒了药，小鸡们吃了毒药浸过的玉米粒，纷纷从屋顶滚了下来，奶奶在华维国家门口蹦了几天大骂不休。在生产队每年都透支，拿不到平均工分，还要交点钱给生产队。奶奶养鸡卖鸡蛋，在自留地里，想办法种菜、种瓜，补上生产队的钱。1960年后，生活突然改善了，一日三餐虽然吃的是红薯、高粱、玉米等粗粮，但是可以糊饱肚子。父亲告诉我，“老天救人啊，天无绝人之路。1961年春天，房前屋后都长满了灰灰菜，那是救命的野菜。”
　　父亲初中毕业后开始在生产队当会计，因为本分老实，和大队书记关系又好，被推荐到宿县地区“五七”大学读农机专业。当时是“社来社去”不包分配，父亲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农机维修上学有专长，“五七大学”毕业后没去拖拉机站工作，而是回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员。奶奶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到处夸儿子有出息。
　　农村包产到户后，农民过上了好日子。我家分到7亩责任田，一季小麦、一季黄豆，还养了一窝肥肥的猪崽，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得到根本改善，再也不为饿肚子发愁。可是，奶奶有个业余爱好：讨饭。她有十年光景冬闲时和一帮人到广东讨饭。在我小时，就听说她到过肇庆、茂名，也到过广西梧州、玉林等地。她把讨来的米零存整取换成钱，再从邮局把钱打回家。奶奶春暖时从“客居地”带回年糕、腐竹、糍粑之类，有时也分给邻居品尝。奶奶年年出去讨饭，晚辈们觉得挺没面子，又不是遇到旱涝灾害，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干嘛出去讨饭？可是，没一个人敢阻止奶奶去两广讨饭。我父亲背了很重的思想包袱，作为小学校长，是村里的“脸朝外的人”，老娘出去讨饭，丢脸呐。但奶奶“油盐不进”，我行我素。每年大雁南飞时，她便和搭档们大包小行李扒火车向岭南迤逦而去。
　　1996年，奶奶76岁。父亲在那年秋天遽然去世。奶奶这次又是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悲伤至极。奶奶心硬挺了过来，很快摆脱了丧子的痛苦。腰板硬朗地忙这忙那了。
　　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这三件事都被奶奶碰上了。人总是要死的，这世界哪有不死的人？从无疾而终、寿终正寝这个角度来讲，奶奶是有福之人。奶奶是体面死去的——让村里老人们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