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者穷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穷亦奇，如戴子是也”（《与刘大山书》），此为方苞评论戴名世的人与文之语。的确，生于顺治十年（1653）的戴名世命运可真够奇崛的，他平生不喜时文，五十岁之前以卖文授徒为生，之后方应科举，五十三岁得中举人，五十七岁得中进士，授职为翰林院编修。结果，六十一岁就因为《南山集》案被处死。如此说来，文章何止是穷人之具，简直是杀人的利器啊。方苞也因为给他作序被处死刑，后来因为李光地在康熙面前为其求情，方才免于一死。按照西哲克尔凯郭尔的标准——“只读死囚犯写的书”，那戴子的书无疑是值得一读的。
　　在《与王静斋先生书》中他这样写道：“不肖往时之苦，如人之溺于江河，未即死而漂浮于水上，假有拿舟而来者，犹可以援之而起也……盖世有见小儿之盗取玉卮以为戏者，曰待我明日来以钱易之，明日至而卮已毁。今不肖之所急者不过一糊口之地，奋飞远去以速脱于泥涂，而先生辈犹曰，徐徐吾图之，则终已毁于小儿之手耳。”
　　读此段不由想起庄子的涸辙之鲋的故事。正因如此，他读杜甫的诗，感触就特别的深刻：“吾读杜子美之诗曰：‘长啸宇宙间，高才日陵替。’又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以子美之才气，天下无双，顾潦倒终身，而时时步庸人之后尘，分昏愚之一饱，岂不痛哉！”
　　文人相轻不少见，文人之相互吹捧更是常见。对此，早享文名的戴名世有话要说：“以文谀人者，其文可知也。好人谀己之文者，其文亦可知也。古者赠人以言，必取其所不足而规之，委屈开导，务期其有成，此古人忠厚之道也。自世风之靡，一切皆趣于浮薄，而独谀人之文不嫌其过……夫称其人之所长而时时聒于耳，以求其悦也，此非小人，其孰能为之。”戴子其有前后眼乎？为什么我觉得他所说的，简直就是针对今日身边某些人而发的呢？
　　他在《与何屺瞻书》中直言不讳：“然余读集中所载，有云‘经义始于宋，作者但依傍宋人门径足矣，唐已不近，况高谈秦、汉乎’。足下之言云尔，余以为非也。夫自周、秦、汉、唐以来，文章之家多有，虽其门户阡陌各别，而其指归未有不一者也……至于文章之道，未有不纵横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章也。今之名士巧为自饰，拾取宋人语句以欺天下，或竟以古人为不当学。足下排而斥之，而足下复云尔耶？倘或别有所见，则过而存之可也，不然，愿足下改正之。”
　　这样直接指出对方存在的不足，对方可能一时接受不了，但冷静下来之后，或许由此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从而改正之，那岂是十篇八篇面谀之文所能替代的？如此具有古人的忠厚之道者，今日还有吗？
　　何止对于普通人如此，就是对于大诗人杜甫，他也不认为其是完人。他这样比喻道：“且夫毛嫱、西施，其体固无一不悦于目也，而或悦之过甚，至谓其溺为香泽也而珍而视之，鲜有不以为狂惑者矣。”并进一步指出：“昔者朱子（朱熹）谓子美（杜甫）夔州以后之诗颇不佳，虽未必尽然，而大约数十百卷之书，岂能无瑕与纇之错出，苟能一一为抉摘以明告后学，则古人之心安，而学之者不至于有所误，此固读书之法，不独注杜诗为然也……仆往者尝欲取杜诗为之评点论次，抉摘其瑕纇以明告后学，非敢苛于论古人也，正所以爱古人也，爱古人亦所以爱来者也。”
　　针对当时读书人著书求序于王公大人之风气，他这样看：“夫文者必待王公大人而重，则是《孟子》七篇成而必请序于齐宣、梁惠，司马迁《史记》成而必请序于丞相公孙弘、大将军卫青也。且夫意气不足以孤行而后有所附丽，言语不足以行远而后思所以炫其名声，彼乞序于王公大人而欣欣然遂以之自多，不待观其文而已知其不足重矣。彼王公大人不能却其请之坚也，亦不知其文之工拙果何如，率尔命笔，不无过情之言，人之见之者，读未终篇辄已掩卷而去，而况于其所序之文乎。是则王公大人之序且不能自重，而又安能重士之文？此所以有志之士不求序于王公大人，凡所以自重其文，而王公大人之贤者亦不轻与人以序，亦所以自重其序也。”
　　他对于明末之政治，往往也独具别眼：“呜呼！古人有言曰：‘亡国之臣贪于财。’岂不信夫。有明之季，内外诸臣之贪黩甚矣，卒之君死国亡，而己之身家亦多糜碎，其金钱竟安归哉。（程）之藩以贫故，始见抑于兵部，继受挫于御史，此之兵部、御史，何以异于张献忠、李自成？群盗满朝，国欲不亡，得乎？”
　　戴子自述：“鄙人沦落荒山，无与告语，思古之人而不得见，往往悲歌至于泣下。”他渴望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园林，归隐其中以撰写晚明历史，于是有了《意园记》：“意园者，无是园也，意之如此云耳。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树千章，竹万个。主人携书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张，酒一瓮”，一切均是想象中的也。而现实中，他所居为“忧庵”，“戴子所居曰忧庵……舟中即忧庵也……逆旅即忧庵也……书室即忧庵也……行台、公署即忧庵也”。他以“田”为字，“余以迂钝鲁拙，人之情，世之态，皆不习也，以故无所用乎其间。将欲从老农老圃而师焉，乐道有莘之野，而抱膝南阳之庐，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余感农夫之言，思《诗》人之旨，而字余曰‘田”，以著其素志云。”又以“褐夫”为字，“褐”为粗布衣服，贱服也，他这样说：“余固鄙人也，舍是无以为吾字矣。天下之人，上自君公，以至于大夫士，其等列以渐而降，最下至于褐夫，则垢污贱简极矣。其所处也至卑，其于世也无伍，富贵利达之所无望，而声势名誉之所不及，庸人孺子皆得傲且侮之而无所忌，以故古者谚之谩必以云。然则余不以为字而谁字乎？吾恶夫世之窃其名而无其实者，又恶夫有其实而辞其名者。若余真褐之夫也，虽欲辞其名不得矣。”又自号曰“药身”；“余所尝备极天下之苦，一身之内，节节皆病，盖婉转愁痛者久矣。又余多幽忧感慨，且病废无用于世，徒采药山间，命之以其业，则莫如此为宜。”抄录至此，我不免废书而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