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駱以军的朋友都叫他“骆胖”，其实，他并不是很胖。
　　8月17日晚上，在2666图书馆见到骆以军，他刚结束一场专访，稍微停顿，喝口水，坐在沙发上抽烟。童真无邪的眼神，签名时要画上一个笑脸，是不是用“可爱”两字来形容更准确？看得出来，这一次来上海，骆以军心情大好，媒体追捧，粉丝签名签到手软，各种活动应接不暇。这位2010年香港“红楼梦文学奖”首奖得主在上海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一个明星作家的滋味。
　　不过以为任何时候访问骆以军都可以满载而归则不免有点大意，他的抑郁症就像定时炸弹，发作起来，他只好远离人群，吃药，让自己逐渐平复情绪。
　　抑郁，是因为残酷的生活。“在台湾，光靠版税根本没法养活自己。”骆以军谈起往事，也忍不住要叹苦经。别以为光大陆的作家惨，台湾作家也不易。那一段时间，骆以军的孩子刚刚出生，父亲中风身体彻底垮了，他又是专职写作，收入方面真是入不敷出，焦虑，那是可以想象的事。
　　他把写了一半的《西夏旅馆》停了下来，好不容易才熬过这道难关。那时的孤独与煎熬，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也正因于此，他与自杀的女作家邱妙津的隔空对话《遣悲怀》才显得那样真切动人，轻易就触动了我们敏感的神经。
　　从抑郁症走出来两年后，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长篇巨著《西夏旅馆》横空出世，震惊了港台文学界。在轻阅读占据绝对主流的台湾和香港，写这样的长篇近乎自杀，幸好，“红楼梦奖”给了他肯定，30万港币的奖金也可以解燃眉之急。杀出一条血路的骆以军缓了一口气，作为最近十年台湾中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骆以军的写作赢得越来越多的尊敬，他的生活趋于安定，可是他不安分的灵魂绝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挖开自己的心，看它在怎样的流血和疼痛，不逃避，不粉饰，真实，有时就是这样残酷而犀利。真实的疼痛，在骆以军的笔下。
　　
　　他也曾经是个小混混
　　
　　新民周刊：你曾说你自己的童年是很贫乏很无趣的年代，那你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
　　骆以军：不能说我的童年无趣，其实我还蛮怀念这种弄堂里的童年生活的。只是那时候，台湾还没解严，电视只有三台，巷子里还是只有杂货店，给我的感觉很沉闷，没有像现在速度这么快。恐怕15年前的上海人也是这样，时光仿佛停顿了，我住的小区就像是在时光的河流上架起的桥。
　　我高中的时候去台北学坏了，认识了一些小混混，那些人，有点像侯孝贤电影里的小流氓，或是贾樟柯电影里的那些无聊的人，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很浮躁，经常打架，但没有参加帮派。所谓的一些本省人，他们的身世跟我完全不一样，甚至骂脏话都跟我爸这样外省来的不一样，我爸会骂操你妈的逼，但是他们用台语骂，我听不懂。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外省身份，我就对着镜子一直练那些骂人的脏话，等着出去跟别人对骂，我不会讲台语，可是台语骂娘的话很地道。
　　新民周刊：你父亲是中文系的老师，写作是否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骆以军：他对我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家庭的氛围。我们家里全是书，小时候，我和我哥哥姐姐的床都是被书柜隔开的，整个空间就真的很像图书馆。
　　只是我高中以后就在鬼混，上了高中之后就没怎么看书，和我的哥们在一起，抽烟打架，晃，虚度光阴。我还离家出走，闹到我父亲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我的青春期对于我父亲来说是很痛的一段时光，他心里肯定想，为什么生了我这样一个孽种？因为他就是老师，为人很正派，他帮助了很多学坏的孩子走上正道，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是这样。
　　新民周刊：后来怎么“学好”了？又为什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骆以军：我没想到我以后要写小说，当时懵懵懂懂。我想离开我的那些哥们，但是又摆脱不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他闯了一堆祸一心只想去西部，我就想到花莲台东，或者去当神父。那时候台湾很流行三毛，我又想要去撒哈拉，就想到处流浪，离开这个沉闷的世界。我高一高二的成绩都很糟，英文只考了7分，物理化学又不好。当时考大学，最冷门的就是农科，考生物。我在外面补习，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生物最后考了90分，在当时是很好的了。当时我考森林系，是幻想以后能当一名巡山员，可以在山里写作。
　　我考的这个学校“中国文化大学”又是一个很烂的学校，像台大的森林系他们有一片很大的实验林场，只有我读的这个学校是没有实验林场，文化大学的森林系是让学生在后面的一个小山坡种香菇然后卖，这个系现在已经倒掉了。我入学之后发现要读《普通植物学》，不是我想的那回事，结果我考试都是在作弊。唯一的好处是我住的宿舍在阳明山上面，在阳明山上你能明显感受到四季的变化，冬天非常美。
　　在“中国文化大学”，我大一的时候狂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日本的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读的时候真觉得整个灵魂狂魔在涌动。那时候，我到了冬天就会很忧郁，很闷，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森林系好难混，还好运气好，因为张大春当时在中文系，大二我就插班到中文系。
　　
　　中间挂掉了，然后重新认识自己
　　
　　新民周刊：写《西夏旅馆》之前是怎么去宁夏旅行，并看了李元昊的墓的？
　　骆以军：糊里糊涂跟老婆参加了旅行团，和她那些学姐学妹一起来了趟大陆。他们的旅行很奇怪，先去宁夏再去呼和浩特，然后又去中苏边界。内蒙那段我很痛苦，我觉得那些学姐不会玩，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坐车，每一个景点都是走马观花。我好想在某个小镇多呆一会，可是她们看完景点之后回旅馆吃饭，吃完第二天又坐小巴去另外的景点，就这样，什么都没看仔细。
　　在宁夏的话，确实对我触动很大。当时就有很强的欲望想写西夏，我那时对我外省人身份有一种感觉，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描述方法。直到一位台湾的小说家介绍我看奈保尔，后来又读鲁迅，就像打开了另一个视窗，重新摸索一种叙述的方式。
　　新民周刊：这是你最长的一部小说，是不是也是你最看重的一部小说？
　　骆以军：确实，这部小说是我最看重的。我投入了写三部小说的精力。后来收尾也是因为出版社的出版压力，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我可能会一直写下去写到100万字都不一定。
　　这部小说我差不多写了4年，也不是一直在写，中间因为抑郁症中断了9个多月，好了之后也没有继续写下去，大概有一年之后才重新动笔。我没有接专栏，老婆生了第一个小孩，在这种状况下写完。我有想过像潜泳一样，吸一口气然后潜入海底，一鼓作气，但是不可能，中间挂掉过，然后重新开始认识自己。
　　新民周刊：得抑郁症是什么样的原因？
　　骆以军：婚姻状态、经济压力、小孩出生、没有家产可能都是我患抑郁症的原因。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你如果决定结婚就要准备好，突然结婚以后小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然后父亲身体又垮掉，接踵而来的生活压力，当然还有台湾那个时代的压力，都让我受不了。
　　我当时写小说越来越觉得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但是呢，过去那十年很多长辈也不是很喜欢我，让我有怀才不遇之感。在台湾，光靠版税不可能生活下来，一本书要卖到十万二十万才有可能。要卖到那个数，你估计都得去写亲子书，很多作家都是瞄准大市场的作家，他们知道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写法能够畅销，但是我不行，我知道，赢得市场的不可能是纯文学。
　　新民周刊：我采访王德威的时候，王德威向我特别推荐你的《遣悲怀》，这本书是和已故女作家邱妙津做一个生死对话，邱妙津的自杀是不是对你也有很大的触动？
　　骆以军：我觉得我这本书一直被奇怪的标签困住。我本来觉得我像宫崎骏动画片《千与千寻》中的少年骑一条龙去解救我的同伴，可是当时很多批评说我侵犯了女同志，说一个异性恋的男人怎样去言说邱妙津？我不是在写请邱妙津不要自杀，我不要让死亡的脸孔在你面前发生，不要让青春发光的脸垮掉。在小说里，我好像在跟邱妙津进行哲学对阵。在小说的这个时间维度中，把活着的人插入到死者的空间之中，是那明亮的焰火绽放于黑暗的地府，这是我的梦外之悲，是再难重临的、最悲伤的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