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骂持续了几分钟。中年男子叫嚷着乘车环境受到了影响，要报警，下车时，他扯住拾荒老人的一个塑料袋，往外拉，废纸和矿泉水瓶散落到车外，落了一地。车门关上了，老人伏下身子，喊着:“还有我的东西啊。”
　　这一幕发生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而且，是发生在“公共”汽车上。我写下这段评论，恰恰是为了“公共”二字，尤其是当这件事成为“公共”事件之时。很多人（包括媒体）参与了拾荒老人该不该上车的讨论，其中，颇有些反对意见列举了诸如货物体积、气味等诸多理由。但是，请注意，即使老人客观上影响了乘车环境，其行为也并不比在饭店里吸烟和在地铁里大声打手机更严重。而且，即使如此，也并不足以成为侵犯他人财产和无视他人尊严的辩词，哪怕那财产分文不值，哪怕那尊严看似低贱。
　　故事中的中年男子，如果面对的是酒醉后呕吐一地的彪形大汉，或者街边乱停的宝马车，未必敢于站出来维护公共秩序，他的所做所说，如果还有一点点正面的意义，也无非是因为他面对着体力和财富方面的弱者。作为一个文明城市的市民，我为此感到羞耻。
　　更重要的是，这些事，已经不只关乎道德，它们折射出我们对于“公共”的理解。在我看来，“公共”意味着在这一领域人是平等的，没有人可以践踏他人的权利。与此同时，“公共”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随时做好准备，牺牲一定程度的个体利益，来换取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更大的利益。在拾荒老人被驱赶的事件里，这意味着，作为乘客，应该准备好忍受在公共空间里的不愉悦，以换得每个人的平等权利。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并不认为人只对GDP和收入感兴趣。在本质上，任何的社会科学都为追求人类福利的提高而存在。这其中，在公共领域内如何恪守良序，以及如何作为一个“公民”尊重他人的财产与权利，事关收入之外的福利，事关社会是否具备解决冲突的基础和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拾荒老人被公交车的驾驶员和乘客共同驱赶一事，并不只是道德与同情的问题那样简单。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当中国的公共利益严重缺失，当很多人都期待中国建立公民社会之时，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却对于“公共”二字缺乏最为基本的理解。我常常想，什么是公共生活的内涵，什么是公民社会的价值取向。我常常想，衡量一切公共秩序的标准，难道不正是看这种秩序能不能维护人的权利，维护人的尊严，维护一个社会的伦理底线吗？
　　我相信，一切良好的秩序都应基于人在公共领域的善意，那就是权利的平等，以及对于他人的尊重。我们可能忘记了，很多宏大的词汇背后，是无数卑微的小人物组成了“我们”。在公共领域里，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有些事是不能做的，这必须被铭记，并且渗透到寻常生活中去。如果人自大到只关注自身，那么，一切写在纸上的制度都可以被曲解，就好像在拾荒老人的权利被践踏、财产被侵犯、人格被侮辱的时候，人们却漠然地列举了一些诸如体积和气味的理由——当我们貌似有理地主张维持公共秩序的时候，起码的善意又在哪里？基本的同情之心在哪里？
　　没有起码的善意，没有基本的同情之心，就没有公共生活，我们试图构建公民社会，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不如杭州街头另一位拾荒的老者。她捡拾被人抛弃的食物，但坚决不接受没有吃过的餐盒与可乐。当她得到了善意的给予之后，念念不忘的是不断地祈福和谢恩，即使已经离开至数十米之外，仍然不住地回头致意。在我看来，这位老者不自觉地拥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宝贵品质，懂得贫困并非低贱，懂得接受必須回报，懂得牺牲以得敬爱。
　　想再说说我的舅妈。不久前，我在上海书展做完新书发布会后，去探望了她。老人家84岁，耳背。小坐片刻之后，我不忍打扰她太多，起身告辞。我再三请求她不要送我，可是，她还是弓着背，蹒跚着挪到家门口。我走下老式里弄房晦暗曲折的扶梯，我一直说舅妈您回去吧，她分明是听不到，她就站在背着光线的门口守着。在她近乎无声的世界里，恪守对人的尊重，已经成了习惯，哪怕是对晚辈。舅妈生于旧式的社会，旧式的家庭，她习惯性地尊重他人，也一定源自于她旧式的教育。今天，社会倒是新的，而且每天都还在更新，但有些旧的东西，是不能也不应丢弃的。这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善意与尊重，那些常常被人忽略的修养和举止，才是公共生活的道德来源。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