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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看，人类文明正在走向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寥寥数语，勾勒出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轮廓，揭示出人类文明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形态，即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的信息社会，我们不妨称之为数字文明。
近20年来，我们对数字文明已经有深切感受。它汹涌澎湃席卷全球，荡涤着一切固有传统文明。在这场文明形态大迁徙的过程中，许多传统行业产业，不仅边际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被打碎、消失，而且传统社会中的各种文明形态——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法律、艺术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等，都必然在这场风暴洗礼之后重新洗牌，重构新秩序和新生态。特别是在以互联、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为标志的数字文明1.0取得丰硕成果，进入以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标志的数字文明2.0阶段，人类的文明形态将进一步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几乎全部的体力劳动和大多数的脑力劳动都将被技术成果所取代。
其次，文化的创造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音乐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如智能作曲、智能乐器、智能音箱、智能演奏、电声合成，等等，不仅为文化创造提供了全面的技术驱动，而且触发行业变革，创新商业模式，推动音乐产业融合业态向纵深发展。
前不久央视播了一次音乐人与机器人的对战。机器人叫Teo，来自意大利。第一场对战是幕后弹琴，钢琴演奏肖邦的《幻想即兴曲》。音乐人和机器人各弹一次，普通听众很难准确区分。钢琴演奏家郎朗根据其中一个演奏得太完美，另一个弹错一个音符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场景不禁让我想起唐朝诗人李端的诗句“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那个弹筝的怀春少女为了博得周瑜回眸一顾，故意把某个音符弹错。第二场对战弹奏速度，演奏俄罗斯作曲家科萨科夫的《野蜂飞舞》。结果机器人以2秒之差取胜。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这个机器人有53根手指，比人的十个手指从容多了。第三场是郎朗等人与机器人合作演奏《彩云追月》，效果非常完美。机器人不仅对答如流配合默契，而且还不失时机地朝观众抛媚眼、做鬼脸。
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耕文明条件下，再好的艺术形式也只能在王榭歌台或大街小巷中游走。工业文明使之发生深刻变化。
再与大家分享一段音乐史上的轶事。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1877年发明了留声机；
美国工程师别尔利赫尔1888年录制了世界上第一张唱片，此唱片现存于美国华盛顿国家博物馆；
美国录音师盖斯伯格1903年来到中国，录制了470张唱片，揭开了中国唱片录制的序幕。
话说1902年，盖斯伯格来到了意大利米兰。他发现一个歌唱天才卡鲁索，便提出给他录一张唱片。卡鲁索不知录制唱片是何意，便提出需要补偿100英镑。盖斯伯格一请示，美国公司坚决反对。盖斯伯格便自己掏腰包付给卡鲁索100英镑。唱片录制完成后送给卡鲁索听。卡鲁索听后大吃一惊，问这是谁唱的？说自己从未听到过这么高水平的歌唱作品。而盖斯伯格面对一堆唱片却有些犯难：要收回成本，必须至少卖掉2000张唱片。然而结果完全出乎他意料，最后他竟卖出了一百多万张！美国公司也靠它发了一笔横财。听众们则开始意识到，原来歌声还可以原汁原味地保存在一张圆盘上，而且还可以在家里听。这个事情使整个音乐市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有开创性意义。卡鲁索是被帕瓦罗蒂尊为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歌唱家，不仅音色音质之完美独一无二，而且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通吃。可是如果没有大众传播技术，他便只能现场演唱，无法将声音传之于世。
今天，在数字文明条件下，文化传播方式再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从国内看，据《2017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中国数字音乐的产业规模约530亿元，占音乐总产值3253亿元的16%。从全球看，据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发布：2015年全球数字音乐收入占音乐产业总收入45%，首次超过实体音乐（39%）。2016年全球数字音乐收入增幅17.7%，占全球音乐总收入的50%，可谓独占鳌头，一枝独秀。
文化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大数据和云技术，使得专享曲库、高品质下载、音乐云盘等各类服务广泛出现。特别是利用AR/VR技术可以创建各种不同的场景，为音乐欣赏创造出许多沉浸式新体验。比如听自然风光的音乐时，可以呈现高山流水野鹤闲云的画面；一个人在家里，借助VR手段，可以获得置身演唱会的现场感受。这对传统的演唱会模式又是一个颠覆。
电影业有一句广告语：是看一部电影还是进入一部电影？这句话用到音乐领域同样适合。人工智能与虚拟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创造出身临其境的演唱会现场感，还可以开发出新的互动模式，让我们从某个入口进入，去领略一个前所未见的娱乐空间。
成都有2300年的建城史，这不禁让我想起了2300年前的另一件事，即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孟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
齐宣王：“不若与人。”
孟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齐宣王：“不若与众。”
但是今天，数字技术让“独乐乐”达到了“与众乐乐”同样的效果。看看充斥在我们身边的“胶囊KTV”“全民K歌”“唱吧”等五光十色的音乐消费形式，真是远远突破了人们传统的想象力。
为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健康和快速发展，八年前，有关部门开始设立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两年前又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推动音乐产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5月，两办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首次明确将音乐产业发展列入重大文化产业工程之中。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也将“促进音乐产业发展”列为重点内容。前段时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办公会通过了《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实施方案》。这是列入总局《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大项目。在总局的支持和带动下，许多地方出台了促进音乐产业发展的鼓励和支持政策。我国音乐产业正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音乐产业在质和量方面都还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音乐市场规模排名全球第12位，产值是美国的1/26。与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相比，也有不小差距。日本的文化创造力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上世纪60年代，日本发明了卡拉OK。30多年后，1989年北京街头出现了第一家卡拉OK厅。今天，我们的卡拉 OK产值約900亿元，已经占到我国音乐总产值的27%。此外，CD、VCD、随身听等音乐产品都诞生在日本；mp3诞生在韩国，iPod诞生在美国。所以说，我们该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我们的文化创造力还亟待提高，我们还任重道远。
对于我国音乐界来说，2017年11月27日是个特殊的日子：90年前的1927年11月27日，中国国立音乐学院在上海成立，揭开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和音乐研究的序幕。9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一次撑起风帆，开启了新的航程。预祝我们的音乐产业能够在振兴民族文化、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发挥我们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李建臣，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
近20年来，我们对数字文明已经有深切感受。它汹涌澎湃席卷全球，荡涤着一切固有传统文明。在这场文明形态大迁徙的过程中，许多传统行业产业，不仅边际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被打碎、消失，而且传统社会中的各种文明形态——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法律、艺术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等，都必然在这场风暴洗礼之后重新洗牌，重构新秩序和新生态。特别是在以互联、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为标志的数字文明1.0取得丰硕成果，进入以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标志的数字文明2.0阶段，人类的文明形态将进一步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几乎全部的体力劳动和大多数的脑力劳动都将被技术成果所取代。
其次，文化的创造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音乐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如智能作曲、智能乐器、智能音箱、智能演奏、电声合成，等等，不仅为文化创造提供了全面的技术驱动，而且触发行业变革，创新商业模式，推动音乐产业融合业态向纵深发展。
前不久央视播了一次音乐人与机器人的对战。机器人叫Teo，来自意大利。第一场对战是幕后弹琴，钢琴演奏肖邦的《幻想即兴曲》。音乐人和机器人各弹一次，普通听众很难准确区分。钢琴演奏家郎朗根据其中一个演奏得太完美，另一个弹错一个音符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场景不禁让我想起唐朝诗人李端的诗句“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那个弹筝的怀春少女为了博得周瑜回眸一顾，故意把某个音符弹错。第二场对战弹奏速度，演奏俄罗斯作曲家科萨科夫的《野蜂飞舞》。结果机器人以2秒之差取胜。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这个机器人有53根手指，比人的十个手指从容多了。第三场是郎朗等人与机器人合作演奏《彩云追月》，效果非常完美。机器人不仅对答如流配合默契，而且还不失时机地朝观众抛媚眼、做鬼脸。
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耕文明条件下，再好的艺术形式也只能在王榭歌台或大街小巷中游走。工业文明使之发生深刻变化。
再与大家分享一段音乐史上的轶事。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1877年发明了留声机；
美国工程师别尔利赫尔1888年录制了世界上第一张唱片，此唱片现存于美国华盛顿国家博物馆；
美国录音师盖斯伯格1903年来到中国，录制了470张唱片，揭开了中国唱片录制的序幕。
话说1902年，盖斯伯格来到了意大利米兰。他发现一个歌唱天才卡鲁索，便提出给他录一张唱片。卡鲁索不知录制唱片是何意，便提出需要补偿100英镑。盖斯伯格一请示，美国公司坚决反对。盖斯伯格便自己掏腰包付给卡鲁索100英镑。唱片录制完成后送给卡鲁索听。卡鲁索听后大吃一惊，问这是谁唱的？说自己从未听到过这么高水平的歌唱作品。而盖斯伯格面对一堆唱片却有些犯难：要收回成本，必须至少卖掉2000张唱片。然而结果完全出乎他意料，最后他竟卖出了一百多万张！美国公司也靠它发了一笔横财。听众们则开始意识到，原来歌声还可以原汁原味地保存在一张圆盘上，而且还可以在家里听。这个事情使整个音乐市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有开创性意义。卡鲁索是被帕瓦罗蒂尊为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歌唱家，不仅音色音质之完美独一无二，而且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通吃。可是如果没有大众传播技术，他便只能现场演唱，无法将声音传之于世。
今天，在数字文明条件下，文化传播方式再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从国内看，据《2017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中国数字音乐的产业规模约530亿元，占音乐总产值3253亿元的16%。从全球看，据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发布：2015年全球数字音乐收入占音乐产业总收入45%，首次超过实体音乐（39%）。2016年全球数字音乐收入增幅17.7%，占全球音乐总收入的50%，可谓独占鳌头，一枝独秀。
文化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大数据和云技术，使得专享曲库、高品质下载、音乐云盘等各类服务广泛出现。特别是利用AR/VR技术可以创建各种不同的场景，为音乐欣赏创造出许多沉浸式新体验。比如听自然风光的音乐时，可以呈现高山流水野鹤闲云的画面；一个人在家里，借助VR手段，可以获得置身演唱会的现场感受。这对传统的演唱会模式又是一个颠覆。
电影业有一句广告语：是看一部电影还是进入一部电影？这句话用到音乐领域同样适合。人工智能与虚拟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创造出身临其境的演唱会现场感，还可以开发出新的互动模式，让我们从某个入口进入，去领略一个前所未见的娱乐空间。
成都有2300年的建城史，这不禁让我想起了2300年前的另一件事，即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孟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
齐宣王：“不若与人。”
孟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齐宣王：“不若与众。”
但是今天，数字技术让“独乐乐”达到了“与众乐乐”同样的效果。看看充斥在我们身边的“胶囊KTV”“全民K歌”“唱吧”等五光十色的音乐消费形式，真是远远突破了人们传统的想象力。
为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健康和快速发展，八年前，有关部门开始设立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两年前又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推动音乐产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5月，两办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首次明确将音乐产业发展列入重大文化产业工程之中。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也将“促进音乐产业发展”列为重点内容。前段时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办公会通过了《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实施方案》。这是列入总局《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大项目。在总局的支持和带动下，许多地方出台了促进音乐产业发展的鼓励和支持政策。我国音乐产业正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音乐产业在质和量方面都还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音乐市场规模排名全球第12位，产值是美国的1/26。与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相比，也有不小差距。日本的文化创造力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上世纪60年代，日本发明了卡拉OK。30多年后，1989年北京街头出现了第一家卡拉OK厅。今天，我们的卡拉 OK产值約900亿元，已经占到我国音乐总产值的27%。此外，CD、VCD、随身听等音乐产品都诞生在日本；mp3诞生在韩国，iPod诞生在美国。所以说，我们该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我们的文化创造力还亟待提高，我们还任重道远。
对于我国音乐界来说，2017年11月27日是个特殊的日子：90年前的1927年11月27日，中国国立音乐学院在上海成立，揭开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和音乐研究的序幕。9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一次撑起风帆，开启了新的航程。预祝我们的音乐产业能够在振兴民族文化、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发挥我们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李建臣，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