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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国或民族的文化，是该国或民族为人处世的潜意识表现，体现为心理惯性和行为习惯。因而人和国家的行为，也是其文化的反映。这两种惯性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一家或民族的发展，甚至是命运。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各个历史阶段表现迥异，可谓文化使然。对此，可从“道”的体现窥知一斑。
【关键词】中国日本民族文化“道”
中日文化中，“道”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两国对“道”的理解及其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体现均不尽相同。
中国文化之“道”
中国文化之“道”大概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主张无为，凡事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但求水到渠成，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代表。第二种，以鬼谷子为代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力量，提倡“有为”之“道”，主张以捭阖之道格物、驭人、成事。第三种，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儒家文化，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提倡“可为”或“应为”之道。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之精髓，在于以“小道”求“大道”，并处理好各“小道”之间、“小道”与“大道”之间的关系，使之协调发展。缘因“小道”使人强盛，强盛致人效法；“大道”使人持久，使人完善。“小道”，指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态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养成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悯之各项修为，胸怀求道的大志，养成并保持高尚的品德，以仁义的心境待人，精湛的技艺做事，不勉强追求名誉、利益、权力，而使各项修为均符合“道”，协调发展，方能求得大道——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目标。提倡求道过程中要精益求精，尽善尽美。
对个人而言，小道，指驭物之道，求技之首，成事之道。对国家而言，指政治（政治体制、各项政策、法律、外交等诸方面）、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求得小道，并使各方面符合道，协调发展，方能求得大道，获得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社会而言，指人类应有之道。大道的精髓，在于世间的道义，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事物的内在逻辑性。
日本文化之“道”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是是学习、吸收中国文化，所以代表性文化，均以道命名。第一，武士道。写作《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是日本的道德体系或宗教，武士道的源泉，来自于孔孟之道及王阳明之学说，主张义、勇、仁（不忍之心）、礼、诚、荣誉、忠、克制及复仇等。第二，神道。“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优秀的‘神选民族’。”“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模范国体，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决不会有人来破坏国体的。日本国体的精华就是古来的神道，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唯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现。爱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现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权。”第三，茶道、花道等。茶道，与普通的喝茶不同，是一种召开“茶会”以规定的步骤煮茶、以固定的仪式品茶，可谓煮茶、品茶的一种艺术；或曰修炼、体现主人与客人之间和、静、清、寂境界的一种交往方式。花道，以供花、立花等方式来插花（草）、赏花（草）的一种艺术，亦可谓通过插花、赏花、送花来洗礼审美意识、享受生活的一种的方式。
中日之“道”的异同
古代中国人从出生到死亡，均是在阅读或感受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以及诸子百家之以小道求大道的文化氛围。日本人则是在武士道、神道、茶道、花道中履行使命。近代，中国失去了道，在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中挣扎。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在中国文化“格物”、“致事”之道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西方的精确“格物”、“致事”之道，逐渐“脱亚入欧”，步入经济强国的行列。到了现代，中国从失足走向得道，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中浴火重生；日本得小道，在现代化国家的队列中勉力前行。
中国文化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秦朝时的“尊儒”（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汉朝时的“尊儒立官”，三国时期董仲舒创立的公羊学，宋朝的“独尊儒术”、明朝时汇编《永乐大典》、清朝的科举制度和后来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乃至改革开放等，均表现了中国的求道史。
日本文化经绳文文化与弥生文化的“混血”，形成本土文化，后经大化革新吸收中国隋唐文化，明治维新学习西欧文化，到二战后学习美国文化的三大文化吸收期，形成现代日本文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虽然产生诸多问题：环境受到污染，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问题，物欲横流、有道德沦丧之虞等，可以说是我们理应付出的代价。但这种代价是牺牲自己的相应权利，而不是以掠夺或影响别国为动机。
日本文化中“道”虽也有“当为”、“应为”的观念，明治维新之前尚处于学习、消化“道”的期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学习、借鉴西方文化。时值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处于鼎盛时期，自由、民主、契约以及各种新型制度不但使人类迅速进步，自然科学方面的各种发明创新使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丰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的殖民主义掠夺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些掠夺案例和带来的巨大利益诱使日本学习西方的小道——发展工业，振兴科学技术，全面提高军事实力，放弃了大道——发动了侵华战争、对东南亚国家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背道”行径。其“背道”有二：一是违背道义，二是未认清日本其时的自身力量和国际环境。二战后，内外部环境迫使日本再次回到学习欧美的“小道”上，始有其第二经济大国的成就。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学习、效仿圣人、完人、君子为最高目标。“闻鸡起舞”、“悬梁锥股”，均为养成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悯之修为的最高目标；“朝闻道，夕死可也”，对名誉、利益、权力，均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淡泊名利，古来多有文人甚至对“铜臭”极度厌恶；对感情，提倡“发乎情，止乎礼”；对人际关系，主张“仁以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关代表人物为——仁人；孔子、孟子；仁君：唐太宗，清康熙；义士：岳飞、关羽、文天祥；智者：诸葛亮、孙子、张良。他们均是中国千百年来效法、模仿的对象。古代到近代，所受的教育、文化熏陶也主要是这些人的品行、思想。
对名誉，日本人常有一种羞耻压在他们头顶，古代日本人可为之杀人和自杀，如历史上浅野候因吉良候使其失礼而砍伤了他的额头，最后不得不自杀。即便到了今天，日本人对二战的侵略行为拒不认罪，除政治因素（民族主义者影响选票）的原因外，日本人视名誉超过生命，是其心理惯性。当今日本社会，加班是受公司重视的表现，而不加班的男人为不至于被邻居轻视，也尽量喝酒到很晚才回家，也可作其佐证。
对欲望的发泄，日本人从明治维新以前的禁欲，发展到近现代的纵欲。对权力，自古以来，日本社会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人人均为“出世”而“一生悬命”地奋斗，数度发动的对朝鲜战争、对华战争，更是其掠夺资源、争取国际权力的表现。
日本学习中国之道，注重某方面的精确，忽略了“大道”。带来的好处体现在生产、制造上的精益求精，生产的产品高质量、低成本、高环保，因而创造了一些世界名牌。带来的问题是忽略了大的发展方向，导致一些大的问题，如参拜靖国神社、不承认发动侵略战争，导致亚洲国家不宽恕日本，日本也为此问题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不能解脱。
综观两国之“道”可知，中国虽然不精小道，却未丧失大道；日本精于小道，却未获得大道。中国人强调“实现”，为可为之事，做应做之举，以期水到渠成达成“实现”之目的；日本人更愿意“强求”，为实现目标，要“一生悬命”地奋斗。
中日之“道”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国与国关系，最能体现一国文化，尤其是经济行为和参与或发动的战争，是国家行为的表现，最能反映文化积淀。
中国历史上参与的外部战争，从结果上看，无论胜负，均未占领、掠夺他国，亦未强制推行自身制度或价值观。与此相对，西方国家所发动的战争，其目的不外乎强力推行其价值观，争夺资源或为了地缘政治利益（霸权）。由此可知，中国史，可谓求“道”史。西方史则是追名、逐利、纵欲、争权的自我满足史，自诩得道、强求他人效法其道的历史。前者乃为求得自身及人类之大道，找到自身及人类发展的正确之途、完美之道；后者则是只顾自身发展及满足。就人类长远发展而言，两者相判，优劣历然。
尽管如此，日本在看到西方国家这些掠夺案例及其获得的巨大利益，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学习、吸收西方文化，并效法西方做法。因此，近现代日本文化，反映了西方文化，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日中甲午战争、对华侵略战争、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战争、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等均是其例证。
中日两国文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告诉我们，但凡一个人、国家或民族，应有远大理想，在此远大理想指导下为可为之事，行应行之道，尽力提高自身素质或综合国力，切勿勉力而为，万勿强力而为。前者可带来良好结果：提高个人素质，使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顺利甚至高速发展、可持续发展，亦可获得他人、他国的尊敬、仰慕或效法；反之，欲速则不达，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中国日本民族文化“道”
中日文化中，“道”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两国对“道”的理解及其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体现均不尽相同。
中国文化之“道”
中国文化之“道”大概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主张无为，凡事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但求水到渠成，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代表。第二种，以鬼谷子为代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力量，提倡“有为”之“道”，主张以捭阖之道格物、驭人、成事。第三种，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儒家文化，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提倡“可为”或“应为”之道。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之精髓，在于以“小道”求“大道”，并处理好各“小道”之间、“小道”与“大道”之间的关系，使之协调发展。缘因“小道”使人强盛，强盛致人效法；“大道”使人持久，使人完善。“小道”，指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态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养成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悯之各项修为，胸怀求道的大志，养成并保持高尚的品德，以仁义的心境待人，精湛的技艺做事，不勉强追求名誉、利益、权力，而使各项修为均符合“道”，协调发展，方能求得大道——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目标。提倡求道过程中要精益求精，尽善尽美。
对个人而言，小道，指驭物之道，求技之首，成事之道。对国家而言，指政治（政治体制、各项政策、法律、外交等诸方面）、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求得小道，并使各方面符合道，协调发展，方能求得大道，获得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社会而言，指人类应有之道。大道的精髓，在于世间的道义，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事物的内在逻辑性。
日本文化之“道”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是是学习、吸收中国文化，所以代表性文化，均以道命名。第一，武士道。写作《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是日本的道德体系或宗教，武士道的源泉，来自于孔孟之道及王阳明之学说，主张义、勇、仁（不忍之心）、礼、诚、荣誉、忠、克制及复仇等。第二，神道。“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优秀的‘神选民族’。”“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模范国体，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决不会有人来破坏国体的。日本国体的精华就是古来的神道，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唯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现。爱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现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权。”第三，茶道、花道等。茶道，与普通的喝茶不同，是一种召开“茶会”以规定的步骤煮茶、以固定的仪式品茶，可谓煮茶、品茶的一种艺术；或曰修炼、体现主人与客人之间和、静、清、寂境界的一种交往方式。花道，以供花、立花等方式来插花（草）、赏花（草）的一种艺术，亦可谓通过插花、赏花、送花来洗礼审美意识、享受生活的一种的方式。
中日之“道”的异同
古代中国人从出生到死亡，均是在阅读或感受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以及诸子百家之以小道求大道的文化氛围。日本人则是在武士道、神道、茶道、花道中履行使命。近代，中国失去了道，在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中挣扎。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在中国文化“格物”、“致事”之道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西方的精确“格物”、“致事”之道，逐渐“脱亚入欧”，步入经济强国的行列。到了现代，中国从失足走向得道，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中浴火重生；日本得小道，在现代化国家的队列中勉力前行。
中国文化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秦朝时的“尊儒”（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汉朝时的“尊儒立官”，三国时期董仲舒创立的公羊学，宋朝的“独尊儒术”、明朝时汇编《永乐大典》、清朝的科举制度和后来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乃至改革开放等，均表现了中国的求道史。
日本文化经绳文文化与弥生文化的“混血”，形成本土文化，后经大化革新吸收中国隋唐文化，明治维新学习西欧文化，到二战后学习美国文化的三大文化吸收期，形成现代日本文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虽然产生诸多问题：环境受到污染，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问题，物欲横流、有道德沦丧之虞等，可以说是我们理应付出的代价。但这种代价是牺牲自己的相应权利，而不是以掠夺或影响别国为动机。
日本文化中“道”虽也有“当为”、“应为”的观念，明治维新之前尚处于学习、消化“道”的期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学习、借鉴西方文化。时值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处于鼎盛时期，自由、民主、契约以及各种新型制度不但使人类迅速进步，自然科学方面的各种发明创新使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丰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的殖民主义掠夺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些掠夺案例和带来的巨大利益诱使日本学习西方的小道——发展工业，振兴科学技术，全面提高军事实力，放弃了大道——发动了侵华战争、对东南亚国家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背道”行径。其“背道”有二：一是违背道义，二是未认清日本其时的自身力量和国际环境。二战后，内外部环境迫使日本再次回到学习欧美的“小道”上，始有其第二经济大国的成就。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学习、效仿圣人、完人、君子为最高目标。“闻鸡起舞”、“悬梁锥股”，均为养成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悯之修为的最高目标；“朝闻道，夕死可也”，对名誉、利益、权力，均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淡泊名利，古来多有文人甚至对“铜臭”极度厌恶；对感情，提倡“发乎情，止乎礼”；对人际关系，主张“仁以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关代表人物为——仁人；孔子、孟子；仁君：唐太宗，清康熙；义士：岳飞、关羽、文天祥；智者：诸葛亮、孙子、张良。他们均是中国千百年来效法、模仿的对象。古代到近代，所受的教育、文化熏陶也主要是这些人的品行、思想。
对名誉，日本人常有一种羞耻压在他们头顶，古代日本人可为之杀人和自杀，如历史上浅野候因吉良候使其失礼而砍伤了他的额头，最后不得不自杀。即便到了今天，日本人对二战的侵略行为拒不认罪，除政治因素（民族主义者影响选票）的原因外，日本人视名誉超过生命，是其心理惯性。当今日本社会，加班是受公司重视的表现，而不加班的男人为不至于被邻居轻视，也尽量喝酒到很晚才回家，也可作其佐证。
对欲望的发泄，日本人从明治维新以前的禁欲，发展到近现代的纵欲。对权力，自古以来，日本社会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人人均为“出世”而“一生悬命”地奋斗，数度发动的对朝鲜战争、对华战争，更是其掠夺资源、争取国际权力的表现。
日本学习中国之道，注重某方面的精确，忽略了“大道”。带来的好处体现在生产、制造上的精益求精，生产的产品高质量、低成本、高环保，因而创造了一些世界名牌。带来的问题是忽略了大的发展方向，导致一些大的问题，如参拜靖国神社、不承认发动侵略战争，导致亚洲国家不宽恕日本，日本也为此问题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不能解脱。
综观两国之“道”可知，中国虽然不精小道，却未丧失大道；日本精于小道，却未获得大道。中国人强调“实现”，为可为之事，做应做之举，以期水到渠成达成“实现”之目的；日本人更愿意“强求”，为实现目标，要“一生悬命”地奋斗。
中日之“道”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国与国关系，最能体现一国文化，尤其是经济行为和参与或发动的战争，是国家行为的表现，最能反映文化积淀。
中国历史上参与的外部战争，从结果上看，无论胜负，均未占领、掠夺他国，亦未强制推行自身制度或价值观。与此相对，西方国家所发动的战争，其目的不外乎强力推行其价值观，争夺资源或为了地缘政治利益（霸权）。由此可知，中国史，可谓求“道”史。西方史则是追名、逐利、纵欲、争权的自我满足史，自诩得道、强求他人效法其道的历史。前者乃为求得自身及人类之大道，找到自身及人类发展的正确之途、完美之道；后者则是只顾自身发展及满足。就人类长远发展而言，两者相判，优劣历然。
尽管如此，日本在看到西方国家这些掠夺案例及其获得的巨大利益，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学习、吸收西方文化，并效法西方做法。因此，近现代日本文化，反映了西方文化，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日中甲午战争、对华侵略战争、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战争、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等均是其例证。
中日两国文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告诉我们，但凡一个人、国家或民族，应有远大理想，在此远大理想指导下为可为之事，行应行之道，尽力提高自身素质或综合国力，切勿勉力而为，万勿强力而为。前者可带来良好结果：提高个人素质，使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顺利甚至高速发展、可持续发展，亦可获得他人、他国的尊敬、仰慕或效法；反之，欲速则不达，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