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以来，一个谱写“八荣八耻”歌曲的浪潮在全国部分地区兴起。许多文艺类、音乐类报刊纷纷动用大量版面刊登“八荣八耻”歌，其中不少是直接为“八荣八耻”原话谱写的“语录歌”。有些省市还专门组织音乐家深入生活，举办“八荣八耻”歌曲征集、评奖活动。有些电视台聘请明星、“大腕”录制“八荣八耻”歌曲的“MTV”，在黄金时间天天播放。有的地方组织小学、部队、退休职工高唱“八荣八耻”歌……一时间，在这些地区形成了阵阵浪潮。然而，时至今日，是否有一首真正受到群众喜爱并能在全国传唱的歌曲呢？
　　答案是令人遗憾的。
　　这些歌曲中，不少歌词内容空泛，语言干瘪，流于概念化、口号化的说教；旋律平庸，缺乏个性和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至于直接谱写的“语录歌”，不仅旋律平淡乏味，毫无艺术美感，而且大量拗口的“倒字”，令人啼笑皆非。更有甚者，有人将“语录歌”谱写成摇篮曲，作者还特地注明：“八荣八耻要从襁褓学起”，简直匪夷所思!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教育作用是音乐的社会功能之一。然而，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音乐，不论何种体裁，也不论何种社会功能——教育、认识、审美以至娱乐等等，艺术性——是其首要的特征和基本的品格。作为用于思想教育的歌曲，概莫能外。在我国近现代及当代音乐史上，产生了数以百计既有教育意义又富有艺术美感的歌曲精品，它们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而魅力永存。歌曲一旦离开了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而流于空洞直白的说教，则丧失了它作为艺术作品的存在资格。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歌曲，才能真正收到思想教育的功效。
　　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项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充分发挥音乐的教育功能，是每个音乐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奉献给人民的歌曲，应该既有“八荣八耻”的高尚情操和具体内涵，又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过去，那些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歌曲，例如《我的祖国》《祖国，我慈祥的母亲》《让世界充满爱》《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劳动最光荣》《一分钱》等等不胜枚举，难道不是体现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和价值观具体内涵的优秀之作吗？它们不正是今天进行“八荣八耻”题材歌曲创作最好的范本吗？
　　艺术创作，必须遵循艺术规律，这已是老生常谈的基本常识。上述种种问题之所以屡屡发生，其原因首先在此。
　　音乐创作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那些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优秀歌曲，哪一首不是词曲作家“思想、生活、技巧”多方面“基本功”高度融合甚至千锤百炼的结晶？不尊重艺术规律，为完成指令性任务或怕“犯政治错误”而草草表态的急就章，会有好作品吗？
　　再说“语录歌”。歌曲本是音乐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歌词，被称为“音乐文学”，这就明确指出了其本质特征——音乐性，即其文字、句式、结构等均能为作曲家提供谱曲的基础和可行性。显而易见，并非任何文字、话语都可入乐。人们对“文革”中铺天盖地的“语录歌”仍记忆犹新，它们带有特殊年代“造神运动”的时代印记，音乐的教育功能被推到了极致，甚至堕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政治高压取代了创作自由，空洞说教取代了艺术审美，“概念”、“口号”取代了艺术形象，艺术规律遭到了彻底践踏。尽管个别“语录歌”在歌曲大师——劫夫的笔下其词曲结合还差强人意，但它仍挽救不了作为整体形象的这个“畸形儿”成为历史垃圾的可悲命运，歌曲大师的辉煌人生也因“语录歌”的喧嚣而增添了几分遗憾。回忆往事，每当我沉浸在那些委婉、壮美的旋律之中，对大师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然而，一想到“语录歌”，大师的人生悲剧也让人心生苦涩与惋惜。如今，历史已迈过了整整40个春秋，我却发现，仍有一些人，不知何故，是饱满的政治热情遮挡了他们对艺术规律的注视，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还是某些思想劣根性作祟？他们居然又写起了新的“语录歌”。话语难以入乐，却勉强而为之。置艺术规律于不顾，历史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这次“概念化”、“口号化”歌曲创作卷土重来，具有“两头冷，中间热”的态势。冷——并非冷漠，而是冷静、清醒、理智。
　　据了解，不论是中央宣传主管部门，还是国家文化主管部门，至今从未就创作“八荣八耻”歌曲甚至直接谱写“语录歌”发过一份指令性文件。作为联系全国文艺精英的人民团体——中国文联，没有就此下发过文件或组织创作演唱活动。一贯重视歌曲创作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在2006年组织了“少儿歌曲”、“新农村建设”、“首届闽南语歌曲创作”、“我与祖国奋进”、“让世界倾听澳门”和“长江颂”等多达六项的歌曲创作活动，也没有卷入“八荣八耻”歌曲创作的浪潮之中。这是令人欣慰的。然而，上述各种题材的歌曲创作，哪一项不是体现了“八荣八耻”具体的思想内涵呢？
　　再看另一头——基层词曲作家。真正的艺术家视艺术规律为安心立命之本。历史的磨难已使中国的音乐家们更加敏锐和成熟。面对上述似曾相识的种种无视艺术规律的做法，他们牢骚满腹，或敢怒不敢言。有的迫于无奈而敷衍塞责、草草表态。当然，个别积极“赶浪头”者任何时候也在所难免。
　　“中间热”——倒是处于中间层面的地区或部门的某些领导们，凭着自己多年官场上的思维定势，“自发”地对词曲作家们发号施令起来。有的还向中央递交“提案”，建议大抓“八荣八耻”原话谱曲工作。不可否认，他们绝大多数是出于对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真诚拥护，但他们却忘记了，“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高度提炼和概括，每一项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润物细无声”，这需要进行长期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而不是靠一时的大喊大叫就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他们更忽略了歌曲作为一种音乐体裁，不同于一般形式的思想教育，而有其独特的艺术规律。不可否认，也有宁“左”勿右者，他们将艺术规律、艺术质量弃置一旁，以为只要有人谱曲、有人演唱，做到了“写中心”、“唱中心”，落个“紧跟”的“政绩”就可心安理得了。然而，面对用大笔大笔纳税人的血汗换来的一堆堆平庸之作，应该反思：这究竟是“政绩”，还是劳民伤财的浪费？以背离艺术规律的低劣作品向群众灌输，不是对群众审美需求的无视和剥夺，还能是什么？
　　看来，尽管历史的沉痛教训足以让我们几代人认真咀嚼、反思，但警惕“概念化”、“公式化”的创作倾向，牢固树立尊重艺术规律的创作理念，彻底根除宁“左”勿右的思想劣根性，仍然任重道远。——这就是“八荣八耻”歌曲浪潮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于庆新 《人民音乐》副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