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成为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后，不可避免地如同以往很多诺奖获得者一样遭人非议。这次非议莫言获奖的人，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有人说莫言的作品本身质量不高，获奖演说词的“小儿科”就让他露出了马脚；有人“透露”他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和评委有着“特殊关系”；有人鞭挞莫言穿燕尾服领奖这一举动，和其作品一样不伦不类……最引人瞩目的非议，是有人臆断莫言获得诺奖，主要在于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学本身。
　　这些“政治因素”论，内容并非众口一致，而是针锋相对。如果正反兼听，就会啼笑皆非：有人说，为了迎合了资本主义乌七八糟的“口味”，莫言的作品不仅缺乏应该具备的“主旋律”，而且用了大量的挑衅和粗俗“泼脏水”，他的作品曾经几次在书店暂停出售——这种非议国内居多。殊不知国外的非议和国内“对着干”。外国人指责莫言突出了中国的“政治”，“揭发”他“和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作品和当局亦步亦趋，尤其是莫言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属“官方作家”，所以认为莫言不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且不论以上“政治因素”的非议犯了何种逻辑错误，也不必将两种悖论放在一起印证相反相成。只说从国外国内对莫言“政治”责难的这些“口水”，令人忆起两位多年前在大陆受到不公待遇胡适和陈独秀。也许有人认为，作家莫言同他们没有可比性。此言不无道理。不过，如果分别剔出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冤案”，在此絮叨絮叨，或许能够嚼出一点味儿。
　　1919年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颂扬“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胡适却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那篇被认为是“反共”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读到后，立即写作《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在《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以反驳胡适；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号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接着又写作《四论问题与主义》。但“四论”付印时，北洋军阀政府查封了《每周评论》。
　　“问题”与“主义”之争，表现了胡适和李大钊的思想信仰不同。需要明确的是，他们是在作为思想学理问题的探讨，并非意识形态的论战和政治斗争。双方论战的主要内容，是从理论上阐明“主义”和“问题”的关系，没有针对某种价值进行你死我活的褒贬。值得叹息的是，若干年后，有人以此作为胡适反共的“罪证”。其实如果就事论事地推论，很简单就能辨明真伪：胡适反共反对李大钊，那么，反动和反共的北洋军阀就会支持其“代言人”战败李大钊，就不会查封了由陈独秀、胡适等人主编的《每周评论》！
　　再说陈独秀。陈独秀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所作的贡献不容置疑。蔡元培曾经当众宣称“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肯定了1929年就被中共开除党籍的他：“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这个被胡适称作“一个终身反对派”的人，在五四运动前，是清廷官僚政客的死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是国民党的大敌。他担任了中共一至五届总书记后，居然在1929年11月15日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
　　近三年后的1932年10月15日晚，非“共党”的陈独秀又被国民党抓捕。一时间，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纷纷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迅予处决”这个“共党”！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随之发表社评，宣称一定严惩“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陈独秀！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中华》社论则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可怜的陈独秀，五次东渡日本，遭绑架—次，四次被捕，一生命运多舛，到头来如同傅斯年所说，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除之而后快！
　　话说回来，眼下莫言获奖，如果旁观者作为正直的人平心而论，中国的莫言能够站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已经证明了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世界的某种接纳；已经证明了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并不被某些政治表象遮蔽，真挚拥抱了他的作品。存在即合理，在瑞典奏响《阿拉丁组曲之中国舞曲》，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
　　当然，莫言获奖后，公众可以质疑：给莫言指出存在的问题，哪怕语言尖刻火力凶猛，也不是不可；让舆论给他轮番洗礼，也不是不行；一边祝贺一边批评也不矛盾，因为这是为了莫言更好地继续给中国和世界“讲故事”。令人遗憾的是，用“政治”标尺诋毁他获奖的事实，这就令旁观者五味杂陈。想想中国曾经用偏执的政治标准给予胡适和陈独秀的“待遇”，听听现在人们为胡适和陈独秀抱不平，试问，喋喋不休纠缠莫言获奖的“政治因素”还有必要吗？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