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先生去世了，就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那时候大家都忙着过年，因此他走得很安静。我以为他会埋骨天山或者南疆草原，结果他选择的是悉尼一个公园里的墓地。葬礼按照基督徒的仪式进行，如若不是送自香港的挽联——悼梁羽生兄逝世，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人们很难将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和“梁羽生”三个字联系起来。
　　自此，“金、古、梁”三大家已殁其二。尽管查良镛先生每修改一次书稿仍然是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少林寺》和《射雕英雄传》一统银屏的时代早已过去，由梁羽生开创、又由金庸与古龙推上巅峰的“新派武侠”无可避免地在衰微的路上越行越远，只留下炒冷饭的温瑞安以及逐渐转向奇幻的黄易在死撑武侠的大旗。
　　然而武侠仍然没有消亡。在这个文人骚客酷爱娘娘腔、争先恐后“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的年代，我还是更愿意在“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豪情中去体验刀光剑影的江湖生涯，去品味那些随着时间沉淀而愈发美丽的成人童话。
　　
　　金庸代表作：
　　“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连城诀》、《雪山飞狐》、《白马啸西风》、《碧血剑》
　　
　　金庸：世俗之侠
　　
　　也许有人会质疑古龙与梁羽生的先后排名，但武侠世界第一把交椅毫无疑问属于金大侠。但看金庸小说搬上银幕的次数，便可知道如若不是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金书”必定能超越圣经，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高的出版物。
　　有华人处，就有金庸——纵观中国历代文学，唯一能达到这般街知巷闻程度的，除了金庸，似乎就只余“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柳三变。柳永热爱歌咏平民百姓的世俗生活，因此受到了民众的追捧，金书在这一点上倒是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
　　按照时兴的说法，金庸江湖就是现代社会的缩影，笔下的大侠都需要遵循着世俗的规章制度行事。即便憨厚如郭靖、偏激如杨过、洒脱如令狐冲，都无法摆脱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他们的成功，都是普遍社会意义上的成功——郭靖死守襄阳、杨过从愤世嫉俗的惨绿少年成长为神雕大侠、令狐冲联合少林武当对抗日月神教——这种成功在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里达到了顶峰。韦小宝算不上一位大侠，但他却熟谙官场制度、社会规则，无论事业爱情都混得风生水起，金庸以这位“不是大侠、胜似大侠”的韦爵爷完成了对“世俗之侠”的终极塑造。
　　实际上，金庸本人的经历正是“世俗之侠”的最佳参照物。纵观金大侠的一生，无论是写作办报，还是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或是以八十高龄重修旧稿引爆媒体焦点，都表明其对世俗化成功的不懈追求。而其在华人文化圈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与咖啡馆女侍应生的浪漫情事(虽然有抛妻弃子的嫌疑)，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世俗之侠”的典型代表。
　　
　　古龙代表作：
　　“小李飞刀系列”(《多情剑客无情剑》、《边城浪子》、《九月鹰飞》、《天涯·明月·刀》)、《楚留香》、《陆小凤》、《绝代双骄》、《萧十一郎》、《大人物》
　　
　　古龙：个人之侠
　　
　　薛兴国曾经用“握紧刀锋”来形容古龙——他一生红颜知己无数，到老却只余弟子丁情服侍左右：他富时挥金如土，穷时也豁达开朗，丝毫不以为意；他患上肝癌，却拼命饮酒，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即便被割得伤痕累累，古龙还是以生命完成了对世俗规则的壮烈一击，我们可以说他成功了，也可以认为他失败了。在金庸眼里看来就是天的社会秩序，古龙是不屑一顾的。他活着就是为了握紧刀锋，在追求自我中从刹那的辉煌走向永恒。
　　古龙笔下的主人公，可以没身份、没钱、没地位，甚至可以没有爱情，但他必须得有值得毕生追求和维护的东西。情场失意的李寻欢有着善待每个人的伟大人格，落魄潦倒的傅红雪拥有无人能够摧垮的尊严和勇气，混吃等死的王动有一帮子可以生死相依的朋友——古龙的大侠们已经完全跳脱出了世俗规范的限制，他们的成功不再是必须依靠社会才能凸显的成功，而是完全个人化的、自我存在价值上的成功。
　　因此，古龙所追求的侠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之侠”。
　　梁羽生代表作：
　　《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塞外奇侠专》、《七剑下天山》、《云海玉弓缘》、《大唐游侠胄》、《女帝奇英传》、《狂侠·天骄·魔女》
　　
　　梁羽生：道义之侠
　　
　　从某方面来讲，梁作与金作颇有相似之处。两人笔下的大侠都尊奉儒家教诲，以“除魔卫道、为国为民”为己任。不同的是，金庸笔下的大侠更谙熟世俗准则，更懂得经营转圜。憨直如郭靖，也能够在黄蓉的教诲下，与襄阳守备吕文德应酬周旋，以朝廷的名义死守襄阳数十载；激愤如杨过，也懂得在郭襄生日那天火烧蒙军粮草，为郭二小姐挣足了面子；更别提韦爵爷狡猾机变，以一己之力从康熙那里保存了天地会众多兄弟的性命。
　　而梁羽生笔下的大侠则更加坚持道义，更加恪守原则而不肯变通：因为正邪有别，卓一航挥剑刺伤了练霓裳，金世遗最终还是辜负了厉胜男：为了李唐王室正统，李逸与武玄霜反目成仇，因为出身和立场，杨云骢和纳兰明慧有缘无分。因此，相比金庸笔下的花好月圆，梁羽生笔下的爱情多以悲剧收场。爱情在道义面前的不堪一击也反映了梁羽生的道德观——在国家大义面前，个人的感情是可以被牺牲的。这些宁愿牺牲感情恪守道义的“梁派”侠士们，也因为其太过高大全的道德形象而惹人诟病，这也是大家公认的梁作比不上金作的地方。
　　当道义与世俗社会发生冲突时，“梁派”大侠们或是以生命为赌注来抗争，如李逸、杨云骢，或是远赴海外、避世隐居，如金世遗、张丹枫。梁羽生先生封笔移民，侨居澳洲二十五载飘然仙逝，算是为“道义之侠”的结局做出了最后一个完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