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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都城作为具有特殊意义和范畴的城市，是为城市的最高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包括宗教、祭祀等）。作为一种隶属上层建筑领域的狭义的文化，它的繁荣与否往往和国家的稳定、发达、经济基础的丰厚程度直接相维系。
位于安阳的小屯是商代晚期稳定的都城。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写道：“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燦烂的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三个要素。”本文拟从商代文化的一个分支──宫廷乐舞，来探求博大精深的商代文化现象。
一、稳定的都市生活
商代早期的都城是迁徙不定的，曾有“前八后五”之说，其前八迁为：契迁蓄；昭明迁砥石；昭明迁商；相土迁泰山下；相土迁商丘；殷侯迁殷邑；殷侯迁商丘；汤迁亳。后五迁为：河檀甲迁相；祖乙迁庇（耿，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商都前八迁为氏族部落之流动，而后二迁即已成为王都之迁。史家对此中原因众说纷纭，然而盘庚迁殷后，王都趋于稳定。
自1889年殷商甲骨文字被识别之后，诸多的学者对其出土地安阳小屯进行了发掘和研究，并认定此处即《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所载“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再不徙都”的晚商都城，从殷墟遗址中可以看出，其宫殿区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仅在此区就发现了54座大型夯土台基的宗庙建筑遗址。此外还有王陵遗址，铸铜遗址及平民墓地等，都城的周围则环以洹河和壕沟。
在已发掘的54座建筑基址中，乙组基址有21座。这组基址门多向南，面积较大。其中最大的乙八基址南北长85米，东西宽14.5米。有学者认为，乙区的建筑遗址表明，它们是为祭祀的目的而设计的。商代的国王在这里举行各种大典；祭祀祖先，获得神灵的保佑；或杀牲以祭祝捷；或灼龟卜问大事。
另外，殷墟发掘所发现的上万件青铜器中，礼器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被称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是商王祖庚为祭祀为他的母亲而铸造的。关于商代的造酒业，也有大量的记载和实物。
商代都城稳定的生活、发达的经济是宫廷乐舞繁荣的基础。
二、从上古诗乐舞到商代乐舞的鼎盛时期
中国上古时代，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还能看到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现象。它以劳动人民集体创作为主，主要在口头上流传。
乐舞从群众性的自娱活动向表演艺术发展，是奴隶制时代乐舞发展的重要进程。夏启时的《九韶》景象已颇为壮观。到夏末统治者夏桀时，宫中有“女乐”3万人。 到了商代，特别是商代后期定都殷后，乐舞不仅早已成为一种专业性的活动，而且发展为表演性乐舞和宗教祭祀乐舞，特别是巫舞更为兴旺（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
表演性乐舞主要是供奴隶主淫乐欣赏的。《史记·殷本纪》载：“帝纣……好酒淫乐……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商代尚神崇鬼，对天、地、祖先和氏族图腾特别崇拜，于是可以通神、娱神的“巫舞”在当时十分盛行。
据对出土的甲骨刻辞进行研究，商代事无巨细如祭祀、征伐、田猎、疾病、天气、丰歉乃至孕育都要占卜，而每卜多备有两种东西，即酒和舞。祭祀的主持者大多是巫，乐舞的领导者也大多是巫。巫在商代社会地位极高，有的甚至可以左右商王的行动。巫是善长乐舞的，他们往往掌握一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频繁的祭祀活动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乐舞。
甲骨文中关于乐舞的记述十分丰富。 商代乐舞在表演时间和规模上也相当宏大。《墨子·非乐》记载：夏启时演出万舞“舞姿如飞，声振天地”。据研究，商代乐舞已有文、武之分。上面提到的万舞，是以盾牌为舞具。《礼·乐》载：万舞用于祭祀山川，“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壮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也。”求雨的《雩舞》演出时，以牛尾作道具，交相传递，舞步盘旋，动作已相当优美。《殷墟文字乙编》2373卜辞有“贞，呼取舞臣廿”的记载，就是叫二十个舞臣来参加祭祀乐舞。《甲编》有“今日众舞”刻辞，说明商人举行祭祀活动时，有许多人参加，连生产奴隶“众”也叫去参加乐舞。《祀·郊特牲》载：“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其中“乐三阕”即乐舞分为三段。
殷商祭祀上帝和祖先的乐舞，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有些乐舞可能是辉煌、盛大、庄严、肃穆的，有些如求雨不得，曝巫、焚巫祭祀中的乐舞，则很阴森、恐怖甚至野蛮。
三、关于《桑林》与《大濩》
甲骨文中还出现了乐舞《桑林》与《大濩》。桑林是殷人举行祭祀的地方，桑林之社为祭祀祖先和男女会合之活动，所以殷人的传统祭祀乐舞叫《桑林》。传说商汤时久旱不雨，汤以自身作牲，到桑林求雨，果然天降大雨，作物丰收。《大濩》即是歌颂成汤的乐舞。一说《大濩》为歌颂汤伐桀之功。卜辞中有“乙亥卜，贞：王宾大乙（汤），亡尤”。汤死后，《大濩》用于祭祀，成为殷人最具代表性的乐舞，并可能吸收了传统乐舞《桑林》中的某些成分。
四、傩舞最迟起源于殷商时期
傩舞是一种流传时间特长且分布地域极广的宗教性乐舞。至今，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苗族聚集地区等仍保持活力，有的地区已发展成为“傩戏”。长期以来，以傩舞为中心的宗教仪式形成了独特的傩文化。
一般研究者认为，最早记载“傩”的文献是《礼记》和《周礼》。
《礼记·月令》载：“季春之月，命国傩……仲秋之月，天子乃傩……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周礼·夏官》记载了傩的结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以索室殴疫……以戈击四隅，殴方良。”“方良”即魍魉，这是古代用于驱鬼的一种乐舞，源于巫文化。这种头戴面具的舞蹈对后世影响极大。
其实在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傩舞的记载。甲骨文中有一字作一人头戴面具的形状，假面额头尖耸，耳部向上椎立如犄角，下边垂缀以耳坠状装饰，供窥视的两个方形眼孔开在假面中央偏上部位。此字即最初的“魌”字。《辞源》释此字为“状貌丑恶的面具”。 该字于《卜辞通纂》498及《合集》6063等处均有记载。
五、商代乐器及音律
乐舞的发展必然地带动了乐器及音乐的发展。据《吕氏春秋·侈乐篇》记载：“夏桀、殷纣作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乐……”可见，当时已有较大规模的乐队，并有了专事乐队的“乐臣”等。
殷墟出土的乐器有：
磬：石制，有雕文或素。
埙：有骨制、石制、陶制三种，形制相同而大小有别。
鼓：木制腔，蟒皮鼓面。另有造型精美的商代铜鼓出土。
执钟：亦称铙，常见大小三个为一组。近年妇好墓中曾出土五个一组的编铙。
据早年曾在殷墟参加科学发掘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胡厚宣教授回忆，发掘时曾发现类似拉弦类的乐器和笙管类乐器。
据对安阳市博物馆馆藏商代乐器铙和石磬等鉴定，其实际音高、组别及音列结构已自成严密的体系，现场音律十分相近。商代已产生了各种音阶调式，创立了十二律，有了绝对音高和半音观念，正式形成了五声音阶，对旋宫转调有了初步认识。在乐器制作方面，不仅保证了准确的音高、圆润的音色，而且工艺十分精湛。安阳武宫村晚商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鸱鴞纹石磬都刻有古朴生动的纹饰，且敲击不同部位可发出不同的音高。商代铜鼓和编铙还都铸有精美的纹饰。
（作者简介：陈晓华，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安阳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安阳市群艺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位于安阳的小屯是商代晚期稳定的都城。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写道：“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燦烂的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三个要素。”本文拟从商代文化的一个分支──宫廷乐舞，来探求博大精深的商代文化现象。
一、稳定的都市生活
商代早期的都城是迁徙不定的，曾有“前八后五”之说，其前八迁为：契迁蓄；昭明迁砥石；昭明迁商；相土迁泰山下；相土迁商丘；殷侯迁殷邑；殷侯迁商丘；汤迁亳。后五迁为：河檀甲迁相；祖乙迁庇（耿，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商都前八迁为氏族部落之流动，而后二迁即已成为王都之迁。史家对此中原因众说纷纭，然而盘庚迁殷后，王都趋于稳定。
自1889年殷商甲骨文字被识别之后，诸多的学者对其出土地安阳小屯进行了发掘和研究，并认定此处即《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所载“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再不徙都”的晚商都城，从殷墟遗址中可以看出，其宫殿区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仅在此区就发现了54座大型夯土台基的宗庙建筑遗址。此外还有王陵遗址，铸铜遗址及平民墓地等，都城的周围则环以洹河和壕沟。
在已发掘的54座建筑基址中，乙组基址有21座。这组基址门多向南，面积较大。其中最大的乙八基址南北长85米，东西宽14.5米。有学者认为，乙区的建筑遗址表明，它们是为祭祀的目的而设计的。商代的国王在这里举行各种大典；祭祀祖先，获得神灵的保佑；或杀牲以祭祝捷；或灼龟卜问大事。
另外，殷墟发掘所发现的上万件青铜器中，礼器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被称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是商王祖庚为祭祀为他的母亲而铸造的。关于商代的造酒业，也有大量的记载和实物。
商代都城稳定的生活、发达的经济是宫廷乐舞繁荣的基础。
二、从上古诗乐舞到商代乐舞的鼎盛时期
中国上古时代，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还能看到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现象。它以劳动人民集体创作为主，主要在口头上流传。
乐舞从群众性的自娱活动向表演艺术发展，是奴隶制时代乐舞发展的重要进程。夏启时的《九韶》景象已颇为壮观。到夏末统治者夏桀时，宫中有“女乐”3万人。 到了商代，特别是商代后期定都殷后，乐舞不仅早已成为一种专业性的活动，而且发展为表演性乐舞和宗教祭祀乐舞，特别是巫舞更为兴旺（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
表演性乐舞主要是供奴隶主淫乐欣赏的。《史记·殷本纪》载：“帝纣……好酒淫乐……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商代尚神崇鬼，对天、地、祖先和氏族图腾特别崇拜，于是可以通神、娱神的“巫舞”在当时十分盛行。
据对出土的甲骨刻辞进行研究，商代事无巨细如祭祀、征伐、田猎、疾病、天气、丰歉乃至孕育都要占卜，而每卜多备有两种东西，即酒和舞。祭祀的主持者大多是巫，乐舞的领导者也大多是巫。巫在商代社会地位极高，有的甚至可以左右商王的行动。巫是善长乐舞的，他们往往掌握一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频繁的祭祀活动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乐舞。
甲骨文中关于乐舞的记述十分丰富。 商代乐舞在表演时间和规模上也相当宏大。《墨子·非乐》记载：夏启时演出万舞“舞姿如飞，声振天地”。据研究，商代乐舞已有文、武之分。上面提到的万舞，是以盾牌为舞具。《礼·乐》载：万舞用于祭祀山川，“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壮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也。”求雨的《雩舞》演出时，以牛尾作道具，交相传递，舞步盘旋，动作已相当优美。《殷墟文字乙编》2373卜辞有“贞，呼取舞臣廿”的记载，就是叫二十个舞臣来参加祭祀乐舞。《甲编》有“今日众舞”刻辞，说明商人举行祭祀活动时，有许多人参加，连生产奴隶“众”也叫去参加乐舞。《祀·郊特牲》载：“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其中“乐三阕”即乐舞分为三段。
殷商祭祀上帝和祖先的乐舞，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有些乐舞可能是辉煌、盛大、庄严、肃穆的，有些如求雨不得，曝巫、焚巫祭祀中的乐舞，则很阴森、恐怖甚至野蛮。
三、关于《桑林》与《大濩》
甲骨文中还出现了乐舞《桑林》与《大濩》。桑林是殷人举行祭祀的地方，桑林之社为祭祀祖先和男女会合之活动，所以殷人的传统祭祀乐舞叫《桑林》。传说商汤时久旱不雨，汤以自身作牲，到桑林求雨，果然天降大雨，作物丰收。《大濩》即是歌颂成汤的乐舞。一说《大濩》为歌颂汤伐桀之功。卜辞中有“乙亥卜，贞：王宾大乙（汤），亡尤”。汤死后，《大濩》用于祭祀，成为殷人最具代表性的乐舞，并可能吸收了传统乐舞《桑林》中的某些成分。
四、傩舞最迟起源于殷商时期
傩舞是一种流传时间特长且分布地域极广的宗教性乐舞。至今，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苗族聚集地区等仍保持活力，有的地区已发展成为“傩戏”。长期以来，以傩舞为中心的宗教仪式形成了独特的傩文化。
一般研究者认为，最早记载“傩”的文献是《礼记》和《周礼》。
《礼记·月令》载：“季春之月，命国傩……仲秋之月，天子乃傩……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周礼·夏官》记载了傩的结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以索室殴疫……以戈击四隅，殴方良。”“方良”即魍魉，这是古代用于驱鬼的一种乐舞，源于巫文化。这种头戴面具的舞蹈对后世影响极大。
其实在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傩舞的记载。甲骨文中有一字作一人头戴面具的形状，假面额头尖耸，耳部向上椎立如犄角，下边垂缀以耳坠状装饰，供窥视的两个方形眼孔开在假面中央偏上部位。此字即最初的“魌”字。《辞源》释此字为“状貌丑恶的面具”。 该字于《卜辞通纂》498及《合集》6063等处均有记载。
五、商代乐器及音律
乐舞的发展必然地带动了乐器及音乐的发展。据《吕氏春秋·侈乐篇》记载：“夏桀、殷纣作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乐……”可见，当时已有较大规模的乐队，并有了专事乐队的“乐臣”等。
殷墟出土的乐器有：
磬：石制，有雕文或素。
埙：有骨制、石制、陶制三种，形制相同而大小有别。
鼓：木制腔，蟒皮鼓面。另有造型精美的商代铜鼓出土。
执钟：亦称铙，常见大小三个为一组。近年妇好墓中曾出土五个一组的编铙。
据早年曾在殷墟参加科学发掘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胡厚宣教授回忆，发掘时曾发现类似拉弦类的乐器和笙管类乐器。
据对安阳市博物馆馆藏商代乐器铙和石磬等鉴定，其实际音高、组别及音列结构已自成严密的体系，现场音律十分相近。商代已产生了各种音阶调式，创立了十二律，有了绝对音高和半音观念，正式形成了五声音阶，对旋宫转调有了初步认识。在乐器制作方面，不仅保证了准确的音高、圆润的音色，而且工艺十分精湛。安阳武宫村晚商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鸱鴞纹石磬都刻有古朴生动的纹饰，且敲击不同部位可发出不同的音高。商代铜鼓和编铙还都铸有精美的纹饰。
（作者简介：陈晓华，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安阳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安阳市群艺馆副研究员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