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现代文学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骚动与亢奋。然对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艺术与人生总是合而为一，现实生活即使再严酷，也无法使它降格，变得庸俗粗鄙。他们为人生而艺术，关心民生疾苦，忧虑国家命运，反对凌虚蹈空的自我表现；他们为艺术而人生，恪守艺术底线，淡泊金钱名利，甘于寂寞之道，追求艺术的品位。这样的艺术家凤毛麟角，足以代表着时代的精神高度。
　　以上的感想，在读已故艺术大师张光宇的《云彩》一文时油然而生。张光宇是民国时期中国漫画界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现代装饰绘画的开拓者，蜚声世界影坛的彩色电影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美术总设计，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他的名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被世人遗忘。
　　关于《云彩》，有一点特别值得提示：它写于1942年逃亡途中，之后在岁月封存中七十年，直到2011年方见天日（见《张光宇文集》，唐薇编，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出版）。
　　《云彩》让我联想起丰子恺的“艺术的逃难”（《缘缘堂随笔》），它完全可以纳入中国现代“逃难文学”精品之作的行列。与丰子恺不同的是，《云彩》并不是描写逃难的过程，而是在逃难的过程中，以天上的云彩为题材，抒发心中的意象与情思，不经意间，写下了张光宇的精神自传。
　　《云彩》以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起笔，立意高远。作者认为其渲染的手法即使最高超的风景画家也难以企及，进而指出云彩之于风景画创作的重要性：“上面是什么云彩，决定下面是什么景色。”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晚祷》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由于云彩的衬托，人们仿佛听到了农夫祈祷上帝的悠远钟声。
　　然而对作者而言，云彩的重要性远不止于绘画的创作方法。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张光宇描写了过去三十五年居住上海弄堂的生活，那是一个“人生如鸽”，连云彩都难得看到的地方。此时的云彩，与“自然”有了相同的含义，照射出现代都市生活扭曲的一面，揭露了“现代化”的陷阱，因此产生了深刻的象征内涵。一次偶然的东瀛艺术考察，来回四昼夜的海上之行，使作者如饮甘泉，宛如“人生初恋一样的境界”。在胡佛总统号的甲板上，作者凭栏观海，心旷神怡：远处的风帆，飞鱼、白鸥，沁人的海风、满天的云霞、海角的微光，还有朝霞与落日的变化，星斗与月轮的闪烁，月光照射下的海波，忽隐忽现的灯塔，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逃过作者敏锐的视觉。此时作者笔锋一转，这样写下：“在这里心情狭隘的人也变了宽畅，凶狠的人也见得和平。社会角逐的诸等丑相，在海水澎湃里，也冲刷得一干二净。在这里的确充满了同舟共济的气氛，其实大自然的动人处，于此可以见到。”这种充满浪漫情怀的思绪或许天真，却不失深邃。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张光宇与漫画界同人一起投身抗日救亡的漫画宣传活动，上海沦陷后，避居香港，出任中共地下党主办的《星岛日报》的美术主任，开展抗日和反对汪精卫投降派的活动。优美的环境，相对安定的生活，志同道合的友人，使张光宇心情舒畅，画兴大发，创作大量水彩风景画。《云彩》中这样描写香港：“在这里大家认为是避世桃源，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合我们艺人盘踞下来的地方。海山相连，满野奇花异草，楼台灯火，遥见渔光点点。尤其值得记录的，便是每当晚晴，满天放出了上好云彩，正够我饱览无余。（中略）原来南国上空的云层，从阳光透过来时，我们可以见到有四重舞动的云层，深紫、淡碧、橙红与粉霞，正是五色缤纷诸色杂陈。我的居室坐落在西环的一个山市上，正是最好看云的地方。三个环洞带有一些西班牙风味的阳台，栏杆边种植一些仙人掌、虎尾兰、佛座草、银龙树，愈加衬出云彩的风度来。而且我画室中所常挂着的梵高的《葵花》、戈庚（高庚）的《泰息蒂（塔希提）裸女》以及一个不知名的《BALL（巴厘）少女像》也显得站在诗一般的陈式中而生色不少。当此美景，也是良辰，于是噙着我的烟斗，放开了胸怀，面对长空，一时也傲然以云的主人自居了。”这段文字，颇有几分“唯美主义”的情调，令人想起1935年张光宇在《民间情歌》插图集自序中写下的：“我相信世界唯有真切的情，唯有美丽的景，生命的一线得以维系下去。”其实，真正的艺术家都有“唯美”的那一面，作为艺术的底线牢牢坚守，否则断难成为艺术大师。梵高与高庚是西方现代绘画史上双峰并峙的艺术大师，他们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向日葵》和《塔希提裸女》正是他们人格精神的象征，在当时的中国鲜为人知。张光宇与它们朝夕相处，引为知己，表明了他艺术上的前卫。
　　1940年秋，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郭沫若领导）的邀请，张光宇到重庆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场务主任，随行者有画家丁聪、特伟，作家徐迟。画家张仃、胡考听说这个消息，特地从延安赶来与他相会，商量共同创办《新美术》杂志，介绍解放区的美术创作。老朋友相聚，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破裂，重庆的左翼文化人纷纷离去。1941年4月张光宇借口到缅甸采办电影器材，与丁聪一起离开重庆，辗转回到香港。这段经历《云彩》有相应的描写：“廿九年之秋，沿着东江入内地，一直到重庆。这个旅程，可以说逐渐离开了好的云彩而走入了毫无云彩可看的——重庆。逗留了九个月的时光，在雾下的重庆，过着黯淡迷糊的生活，简直要病了，幸亏朋友们都在这里，文艺上谈心的机会还算多，学问上得了不少进境。唯有如此，拿朋友们的风采看作心境上的云彩，这是我聊以自慰的一些想法。”最后一句峰回路转，将友人的“风采”喻为“心境上的云彩”，显示了《云彩》的又一层境界。
　　一张历史老照片见证了这片美妙的云彩。那是张光宇、张仃、丁聪、胡考、特伟的合影，五个艺术家随意而处，个个神情自如，一派潇洒，看上去很像一张舞台艺术剧照，其中张仃坐在地上，两腿舒展地伸开，笑得那样灿烂。这片美妙的云彩，因当时陪都重庆整体性的阴霾阴暗而显得格外珍贵。传记资料显示：当时张光宇及朋友们住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灰色小楼里，“从这里的窗口环望，能看到一片拥挤凌乱的旧屋。无事时，张光宇还是习惯地画了街景的水彩速写，但是灰暗的色调、沉郁的天空、破败的屋顶和墙壁，已不复有笔下学士台那七彩云霞的剔透明亮。有时，从西边的观音岩，沿石级山道走到‘文协’坐上一坐，遇到朋友小聚茶饮，或可使心胸略略一爽。但是现在讲话、玩笑也不能够随便了，有的朋友夸张地形容：‘连电线杆子可都是生了耳朵的啊！’沉闷压抑、特务横行，这就是陪都，这就是战时的重庆。”（《追寻张光宇》，唐薇、黄大刚著，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