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法沿着宋元传统继续演变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的繁荣，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与流派。明代前期书法，以“三宋”“二沈”(沈度、沈粲)成就较大，解缙以楷书胜。同时在皇家的提倡下，楷书上法晋、唐，以二王为范本，近学元代诸家，形成盛行一时的“台阁体”。明代中期，是吴门派绘画活跃时期，同时也是其书法艺术的兴盛期。当时许多文人书画家集中在江、浙一带，特别是苏州地区，有“天下书法归吾吴”(王世贞《艺苑卮言》)之说。沈周、文征明、唐寅、王宠、陈道复既是画家，又是书家。他们的书法上追晋唐，一变“台阔体”的面貌，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时至明末，书坛上旧有的审美规范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倪元璐、黄道周、张瑞图等人异军突起。他们以一种纵横凌厉、酣畅洒脱的气势，一扫温文尔雅、甜美柔媚的书风，使书法原先的古典纯静秩序开始瓦解，在书坛掀起了一股引人注目的革新浪潮。毫无疑问，他们是这场变革浪潮中的先行者，首当其冲者张瑞图则是这一革新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张瑞图(1570年—1641年)，字长公，又字无画，号二水，别号果亭山人、芥子、白毫庵主、白毫庵主道人等，福建晋江人。
　　张瑞图幼负奇气，聪颖过人。小时候家里穷，每晚要到白毫崖“借光”读书。日需费用仅靠其母机杼纺织供给，常以大麦粥充饥。年轻时，一面执教谋生，一面参加科举考试。张瑞图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五经子史都采用手写熟读，即一面抄写练习书法，一面研读理解文义。为诸生时，每晚选择书中的一个题目，演绎成文。他文恩敏捷，一挥而就。翌日，文章不胫而走，喧传府县二学，由此文名大噪。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举于乡。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殿试进士及第。初授翰林院编修，历宫至詹事府少詹事，天启六年(]626年)迁礼部尚书，晋建极殿大学士入阁，加少师。
　　张瑞图入仕后，正是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之时，他趋附魏患贤进退于“阉党”之内，屡获迁升，平步青云。虽在经世治国方面毫无作为，但反而因其精擅书法而得到魏忠贤赏识， “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为当时士人所耻。崇祯继位，惩治魏逆阎党，因故入逆案，坐徒3年，后赎为民，身名俱损。崇祯三年(1630年)被遣归。继而遁迹江南，隐于晋江青阳故里。遂学禅定而求安心之道，经常往白毫庵中与僧人谈论禅理，寄情于诗文书画。生活恬淡，优游田园林壑，忘情山水，以诗文翰墨自娱，留下大量书法和诗歌作品。
　　从张瑞图表现来看，他并不具备作为一个政治家或庙堂重臣所应有的能力和素质，虽与魏忠贤有牵连，但并并魏忠贤死党，也没有助纣为虐，非祸国乱民之臣。实际上，张瑞图也是很矛盾的，毕竟是儒学中人，多是出于政治功利考量，图谋仕途升迁，含有政治投机性质，并作出于内心的虔诚和对魏忠贤的敬仰，而只是一个依靠科举成功而入仕途的“文学侍从之臣”。尽管如此，张瑞图的“阉党”帽子一直戴在头上却是不争的事实。虽人品不足论，但他的才能在艺术上却获得了充分的发挥和表现。山水学黄公望，骨格苍劲、点画清逸。特别是书法，还是得到社会的首肯，取得了卓然出众的成就。
　　我们从以下的作品中来领略其与众不同的书风。
　　1　草书杜甫古体诗《高都护骢马行》《瘦马行》诗卷，纸本，纵25.8cm，横456cm，共52行，款署“果亭瑞图”，钤白文“张瑞图印”一方。清梁章钜题签为“明张长公书骢马诗卷真迹”。梁章钜(1775年—1849年)，字茝中、闳林，号茝邻，晚年自号退庵。祖籍福建长乐，清初迁居福州，自称福州人。擅于作诗，精于鉴别金石书画，勤于笔记，长于考订史料。此卷流传有绪，曾入南海徐子远家。卷尾有清人刘楚英跋：“右张公草书骢马、瘦马二诗，真迹藏于南海徐子远太守处。太守需次桂林，余于同治戊辰冬及庚午冬两次借观，反复展玩，深喜此老下笔如风樯阵马，所向无前。每转必折。每折必劲：笔虽偃而锋甚圆，墨不赘而气自舒。具此神力，祝希哲、文征仲皆当退避三舍，可宝也。同治辛未春花朝前二日，中江刘楚英书于桂林宵廨之得助楼。”钤“蜀人楚英”“拙生”白、朱文二印。(戊辰为1868年，庚午为1870年，辛未为1871年。)刘楚英(1815年—?)，字湘芸，一字香郧，又字拙生，四川中江人。道光辛卯举人，历官梧州知府。
　　草书杜甫古体诗《高都护骢马行》《瘦马行》诗卷，全幅行气连贯，各字大小变化不大，每行四五字不等，用笔跳荡振动，节奏感强，给人以龙腾虎跃、生机勃勃之感。其笔法的奔逸精到。正如跋语中所言：“此老下笔如风樯阵马，所向无前。每转必折，每折必劲：笔虽偃而锋甚圆，墨不赘而气自舒。”这在明人书法中是别创一格的。
　　2　行书无言诗轴，绢本长164.5cm宽45.7cm，款署：“白毫庵瑞图”，钤“瑞图”“书画禅”朱文二印。张瑞图以舒朗跌宕的章法、奇崛变化的结体、轻陕爽得的线条、丰厚强劲的力感、动荡宽博的气势，给人的视觉以强烈的审美冲击力，形成了以奇、逸为特征的总体表现风格。
　　张瑞图虽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并称“晚明四家”，然他的书风与邢、米、董三家迥然有别，而与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诸人创立的奇崛狂逸风貌颇为相似，共同在钟、王之外另辟蹊径。行草这个书体的高度成熟，是以王羲之《兰亭序》出世为标志的，其用锋变化之丰富、微妙，早已成为经典。张瑞图所开创的奇逸书凤，是自帖学以来从未有过的。能在赵孟頫书风的笼罩下，以直率自然的挥运，不拘常规的用笔，大写意的气势表现动荡时代，力矫颓靡的时弊，抛弃中和、优美的姿态与规范，结体支离欹侧。张瑞图这种另辟蹊径，对我国书法艺术的丰富和发展是有贡献的。张瑞图的创新表明书法中一种审美趣味和审美模式的转换，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的转型。这种文化的转型丰富着书法的形式，也推动着书法形式和内涵的创新发展。在他的影响下，其后的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亦为一时风气所趋，力振摩刻之风，颇能振聋发聩，开启了晚明书坛革故鼎新的先河。张瑞图所创之书风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树立起一种反叛性的旗帜。这足见张瑞图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突出地位。
　　清人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有一句很准确的概括，即“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闢蹊径。”陈振濂在《历代书法欣赏》中认为，张瑞图“反叛于传统的温文而雅之旨，强调激烈的尖锐跳荡意识。抛弃历来被尊为戒律的藏头护尾的藏锋一说，以笔锋的大胆坦露与表现意识为后人一开眼界。这不仅是单一的技巧变革，而更集中地反映在审美价值观的变迁上”。
　　
　　张瑞图反柔媚而走向极端，一味硬倔，过分外露，少含蓄文雅之气。清代梁巘在《评书帖》中说： “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笔势矫键跌宕，锋芒凌厉，方笔多于圆笔，一扫元明俏媚之书风，虽未入神，已属不朽之作，给后世书家以启示，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