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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觉得，战地摄影是件稀奇事情，战地摄影师是稀有物种，仿佛他们毫不怕死，整日与战火为伴，他们的工作就是一头扎进战火里。
在经历了泰国的冲突和利比亚内战以后，我也不小心被称为了“战地记者”。我惭愧地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参加过两次这种类型采访的普通记者，与“战地”这一头衔还相差很远，我更担心的是下一次类似的采访不再派我。
读大学的时候，我最喜爱的纪录片就是《战地摄影师》，当时做梦都想进入这一行，干一番轰轰烈烈地事业。成为记者以后，跑了几年的突发新闻，看过不少生离死别，虽然“战地”梦想依然强烈，但看别人的生死遭遇，我渐渐看习惯了，在现场也能自如地控制拍摄。有人认为，我们会开始麻木，但我渐渐明白，记者也是普通人，看见别人的不幸，我流过泪，也会感到愤怒与无奈；看见别人幸福，我会开心，甚至激动得要哭。我相信心底柔软的人才能当好记者，战地记者，也应该是这样的吧？
2010年5月17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一天以后的那个下午，我已经和泰国红衫军的抵抗者们共用一个掩体了。那是一组轮胎堆砌起来的墙，和我的胸部一般高，站立露出的部分，将是狙击手的完美目标。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抵抗者们猫着腰，变换着位置向对面扔燃烧弹，记者们则一直蹲着拍摄，即使双脚酸软也只能坐下伸伸腿休息。狙击手连续射击我们身边的电灯柱，告知我们他的存在。泰国5月的天气酷热难耐，太阳从地面蒸出的热气让取景器浸满了汗水。和外国记者们相比，我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但在最前沿的四个摄影记者里，我是其中一个。在那种情况下，出乎自己的意料，虽然紧张，我竟然极其冷静。移动，构图，M档曝光，拍摄，和抵抗者们聊天沟通。拍摄完后，我们沿着直路往回狂奔，那个过程，完全暴露在枪口之下。跑之前我把自己中枪倒地的画面在脑海中过了一次，就连怎么被同行拉进安全的角落怎么上救护车这些细节都演了。很幸运，也许对方看见我们的相机，没有射击。我到今天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当时那么玩命，没有半点犹豫。现在回想起来，我无比自豪。
5月19日我们跟随拍摄泰国军队的装甲车和突击队对红衫军进行清场，在清场的路上我看到被击毙的抵抗者，他们的尸体静静趴在地上，黏稠的鲜血染红了地面。现场的夹杂着焚烧垃圾和火药还有腐烂食品的气味。中午时分，超过5枚枪榴弹在离我们身后不到100米处爆炸，一棵大树下躺倒了几名士兵和一名加拿大摄影师，几分钟前我才从那棵树旁经过。榴弹爆炸后政府军士兵向对方进行了猛烈的还击，我们抱头趴在地上，枪声掩盖了离我们不足50米的求救声，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加拿大同行身受重伤，幸好他活了下来。而在另外一个地点的一位意大利人就没那么幸运，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抢救无效，我们看到他被送往医院时的照片，他的眼睛没有合上，无神地看着天空。
这一次我认识了几位很好的朋友，至今和他们都保持着联系。泰国的事件，几天便结束了，我甚至还来不及思考，就回家了。对于同行的遭遇，我们都努力不去想为什么，也许“只是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回到香港，我休息了几天，开始埋怨自己让家人如此担忧，但我没有半点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情。
2011年9月底，我再次被派遣，这次是利比亚。进入利比亚的感觉我依然记忆犹新，汽车在无际的沙漠公路上飞驰，入夜后道路黑不可见，路过的村庄全是革命的气氛。一路上我都没有睡觉，憧憬着苏尔特之行将会有什么收获。和上次泰国采访不同，我思想准备更充分，对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也更明白。
每次出门几乎都有意料之外的事情，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准备不足和人员安排的原因，我要留守在班加西，另外的同事去苏尔特前线。决定下来的那一个晚上，我的心情无比灰暗，一个记者上不了前线，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第二天我的心情稍微平复，开始盘算着班加西可以拍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原来是一名战死的反对派士兵的尸体被送回班加西的家乡下葬。凭借自己的身体语言和诚意，我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一直拍摄完整个葬礼。我发觉，原来战争离我并不远，几乎每天夜晚，战死士兵的尸体都会被送回当地最大医院的太平间，等待第二天认尸和下葬。我决定从太平间开始跟踪葬礼的过程。由于不用急着发稿，我决定使用胶片相机。
我整晚呆在医院的ICU里，门外枪声响起，我便向太平间走去，那是战友向死去的士兵开枪致敬。
我走进太平间，表明记者的身份。也许我身穿ICU的防护服，出乎意料，大部分家属都愿意让我拍摄。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后来甚至主动拉开装载尸体的袋子，让我单独拍摄死者的面容。整个太平间只有我和那位工作人员， 当时大约有8具尸体，有的还在滴血。我静静地蹲下，将相机对准一张年轻的脸，调整曝光，构图，控制呼吸，按快门。那个战死的男孩，只有20来岁，面容十分平静，让人难以相信，他是被狙击手射死的。我静静地感受着里面的气氛，安静，肃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心里又充斥各种感受，震撼，沉重。那一刻我感觉到强大的存在感，我瞬间明白自己是做正确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认尸的亲友渐渐多了起来，看着至亲的尸体，大部分人十分激动。领到尸体后，这些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静静守护在尸体旁边，和他们说话。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这些战死的士兵，都被送到自由广场进行中午的祷告。当天是周五，祷告十分长，人们在周五基本不用工作，自由广场上聚集了大批祷告的班加西人。灵柩披上了利比亚的新国旗。
即使不是前线，战争也足够残酷。在祖国庆祝国庆的时候，我却在记录另一个国家的战争，站在祷告的台上，看着下面祷告的人群，那一刻我特别特别想家。
回来后我问自己，你不是想做一个战地摄影师吗？你已经在做了，你已经在30岁前采访过两次这类的题材，是不是很满足了？我发觉，原来不是。
我记录的，是一个个家庭的破碎，是生命的陨落。父母失去儿子，儿女失去父亲，朋友失去朋友。难道这些，要成为我的功成名就？其实我多么愿意过平静的生活，我不希望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每个人，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没有战争，享受自然的生老病死，不好吗？和上次一样，回到家，我觉得自己无比幸福。但是，只要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便愿意去记录，因为这是我的职责。虽然有时很危险，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太平间里，家属们会愿意接受我，其实他们和我一样，抱有同样的希望，希望能够向外界传播一个信息：要和平，不要战争。
和很多同行一样，回到家后，我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因为这才应该是生活的常态。记得在泰国和几个同行告别时我们都说“See you in next war（希望在下次战争中见到你）”，但我其实更希望下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到对方的家里拜访朋友。
在经历了泰国的冲突和利比亚内战以后，我也不小心被称为了“战地记者”。我惭愧地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参加过两次这种类型采访的普通记者，与“战地”这一头衔还相差很远，我更担心的是下一次类似的采访不再派我。
读大学的时候，我最喜爱的纪录片就是《战地摄影师》，当时做梦都想进入这一行，干一番轰轰烈烈地事业。成为记者以后，跑了几年的突发新闻，看过不少生离死别，虽然“战地”梦想依然强烈，但看别人的生死遭遇，我渐渐看习惯了，在现场也能自如地控制拍摄。有人认为，我们会开始麻木，但我渐渐明白，记者也是普通人，看见别人的不幸，我流过泪，也会感到愤怒与无奈；看见别人幸福，我会开心，甚至激动得要哭。我相信心底柔软的人才能当好记者，战地记者，也应该是这样的吧？
2010年5月17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一天以后的那个下午，我已经和泰国红衫军的抵抗者们共用一个掩体了。那是一组轮胎堆砌起来的墙，和我的胸部一般高，站立露出的部分，将是狙击手的完美目标。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抵抗者们猫着腰，变换着位置向对面扔燃烧弹，记者们则一直蹲着拍摄，即使双脚酸软也只能坐下伸伸腿休息。狙击手连续射击我们身边的电灯柱，告知我们他的存在。泰国5月的天气酷热难耐，太阳从地面蒸出的热气让取景器浸满了汗水。和外国记者们相比，我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但在最前沿的四个摄影记者里，我是其中一个。在那种情况下，出乎自己的意料，虽然紧张，我竟然极其冷静。移动，构图，M档曝光，拍摄，和抵抗者们聊天沟通。拍摄完后，我们沿着直路往回狂奔，那个过程，完全暴露在枪口之下。跑之前我把自己中枪倒地的画面在脑海中过了一次，就连怎么被同行拉进安全的角落怎么上救护车这些细节都演了。很幸运，也许对方看见我们的相机，没有射击。我到今天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当时那么玩命，没有半点犹豫。现在回想起来，我无比自豪。
5月19日我们跟随拍摄泰国军队的装甲车和突击队对红衫军进行清场，在清场的路上我看到被击毙的抵抗者，他们的尸体静静趴在地上，黏稠的鲜血染红了地面。现场的夹杂着焚烧垃圾和火药还有腐烂食品的气味。中午时分，超过5枚枪榴弹在离我们身后不到100米处爆炸，一棵大树下躺倒了几名士兵和一名加拿大摄影师，几分钟前我才从那棵树旁经过。榴弹爆炸后政府军士兵向对方进行了猛烈的还击，我们抱头趴在地上，枪声掩盖了离我们不足50米的求救声，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加拿大同行身受重伤，幸好他活了下来。而在另外一个地点的一位意大利人就没那么幸运，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抢救无效，我们看到他被送往医院时的照片，他的眼睛没有合上，无神地看着天空。
这一次我认识了几位很好的朋友，至今和他们都保持着联系。泰国的事件，几天便结束了，我甚至还来不及思考，就回家了。对于同行的遭遇，我们都努力不去想为什么，也许“只是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回到香港，我休息了几天，开始埋怨自己让家人如此担忧，但我没有半点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情。
2011年9月底，我再次被派遣，这次是利比亚。进入利比亚的感觉我依然记忆犹新，汽车在无际的沙漠公路上飞驰，入夜后道路黑不可见，路过的村庄全是革命的气氛。一路上我都没有睡觉，憧憬着苏尔特之行将会有什么收获。和上次泰国采访不同，我思想准备更充分，对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也更明白。
每次出门几乎都有意料之外的事情，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准备不足和人员安排的原因，我要留守在班加西，另外的同事去苏尔特前线。决定下来的那一个晚上，我的心情无比灰暗，一个记者上不了前线，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第二天我的心情稍微平复，开始盘算着班加西可以拍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原来是一名战死的反对派士兵的尸体被送回班加西的家乡下葬。凭借自己的身体语言和诚意，我加入了送葬的队伍，一直拍摄完整个葬礼。我发觉，原来战争离我并不远，几乎每天夜晚，战死士兵的尸体都会被送回当地最大医院的太平间，等待第二天认尸和下葬。我决定从太平间开始跟踪葬礼的过程。由于不用急着发稿，我决定使用胶片相机。
我整晚呆在医院的ICU里，门外枪声响起，我便向太平间走去，那是战友向死去的士兵开枪致敬。
我走进太平间，表明记者的身份。也许我身穿ICU的防护服，出乎意料，大部分家属都愿意让我拍摄。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后来甚至主动拉开装载尸体的袋子，让我单独拍摄死者的面容。整个太平间只有我和那位工作人员， 当时大约有8具尸体，有的还在滴血。我静静地蹲下，将相机对准一张年轻的脸，调整曝光，构图，控制呼吸，按快门。那个战死的男孩，只有20来岁，面容十分平静，让人难以相信，他是被狙击手射死的。我静静地感受着里面的气氛，安静，肃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心里又充斥各种感受，震撼，沉重。那一刻我感觉到强大的存在感，我瞬间明白自己是做正确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认尸的亲友渐渐多了起来，看着至亲的尸体，大部分人十分激动。领到尸体后，这些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静静守护在尸体旁边，和他们说话。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这些战死的士兵，都被送到自由广场进行中午的祷告。当天是周五，祷告十分长，人们在周五基本不用工作，自由广场上聚集了大批祷告的班加西人。灵柩披上了利比亚的新国旗。
即使不是前线，战争也足够残酷。在祖国庆祝国庆的时候，我却在记录另一个国家的战争，站在祷告的台上，看着下面祷告的人群，那一刻我特别特别想家。
回来后我问自己，你不是想做一个战地摄影师吗？你已经在做了，你已经在30岁前采访过两次这类的题材，是不是很满足了？我发觉，原来不是。
我记录的，是一个个家庭的破碎，是生命的陨落。父母失去儿子，儿女失去父亲，朋友失去朋友。难道这些，要成为我的功成名就？其实我多么愿意过平静的生活，我不希望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每个人，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没有战争，享受自然的生老病死，不好吗？和上次一样，回到家，我觉得自己无比幸福。但是，只要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便愿意去记录，因为这是我的职责。虽然有时很危险，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太平间里，家属们会愿意接受我，其实他们和我一样，抱有同样的希望，希望能够向外界传播一个信息：要和平，不要战争。
和很多同行一样，回到家后，我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因为这才应该是生活的常态。记得在泰国和几个同行告别时我们都说“See you in next war（希望在下次战争中见到你）”，但我其实更希望下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到对方的家里拜访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