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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个女人一台戏，《十九号房间》的女主人公苏珊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渴望独立与自由的现代知识女性，她却最终选择自杀来逃离现实；佣人白太太是一个完全没有主见的男权社会之下的牺牲品；年轻而独立的女孩苏菲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体现了新一代女性的理想风貌。尽管作者多丽丝·莱辛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权运动的倡导者，但她的小说却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关键词： 小说《十九号房间》 自我意识 女权主义
多丽丝·莱辛2007年凭借《金色笔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短篇小说《十九号房间》发表于1963年，被收入其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A Man and Two Women）中。小说讲述的是一位现代知识女性苏珊如何在看似“理智”和“完美”的婚姻中迷失自我，在现实的禁锢和内心的自由之间苦苦挣扎，并最终选择在廉价的十九号房间中自杀的故事。苏珊的悲剧正是男权社会中大多数女性的悲剧，她的死也体现了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对不公平的男权社会的无声抗议。
一、男权社会下的现代知识女性苏珊
多丽丝·莱辛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所谓的女权运动的倡导者，但她的作品中却无意识地透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野草在唱歌》等都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为聚焦，反映出的也都是女性独立反叛的个性和与男权社会的冲突。《十九号房间》中的女主人公苏珊也是如此。苏珊看似拥有周围人眼中完美的婚姻生活，有与自己相匹配的丈夫，他们的婚姻也是“理智”的结合，丈夫马修是伦敦一家大报的副编辑，她自己在广告公司做事，两人收入都很高，婚后在瑞契蒙买了有庭院的大房子，先后孕育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他们过的是令人羡慕的中上层阶级生活，应有尽有。然而，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畸形定位却使她在怀孕后放弃工作，由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知识女性沦为男性的“阶下囚”，“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相夫教子”这一普遍的女性命运，从经济上完全依附丈夫，努力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努力学习容忍、宽容，并对丈夫的“出轨”抛诸脑后。然而，她毕竟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多年后，她开始在幸福的婚姻生活中迷失自我，苦苦挣扎。理智上，她要继续扮演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潜意识里，她却想逃离家庭的束缚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自由。在“理智”和“自我”的拉锯中，她陷入了精神分裂。事實上，在进入十九号房间寻求解脱之前，她就一直处于这样的矛盾挣扎之中。在丈夫马修向她忏悔他与一个女孩发生关系之后，尽管她很伤心难过，但内心却不停地替马修的行为辩解：“像马修那样英俊潇洒，长着一头金发，有魅力，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偶尔禁不起漂亮女孩的诱惑，那是难免的。”［１］她的内心冒起无名火，不断怀疑自省，理智却又阻止她吵架、发脾气、闹别扭，促使她选择原谅。不难看出，他们的婚姻从这个时候起已经有了缝隙。另外，苏珊幻想在最小的孩子上学后能够“脱手”其实也是在自己欺骗自己。等到双胞胎真正上学后，她又变得坐立不安，空虚烦闷，不得不每天不停地找事做，不让自己闲下来。但是当孩子们因长假来临整天待在家里的时候，她又很不高兴，开始怀念独自一人的日子。这时候，她的精神已开始走向分裂。然后，她开始在自家的小阁楼开辟一个“妈妈的房间”寻找一块能让她心灵自由的领地，然而“妈妈的房间”却不断地被孩子和女仆打扰，不安又开始侵袭她的内心。事实上，“妈妈的房间”根本没让她得到喘息，反而让她产生了更强烈的封闭感。在意识到自己需要“真正的独处”之后，她几经周折找到了“十九号房间”。尽管这个房间充满了污秽，却给她带来了一时的清净，暂时缓解了压力。然而，就连这样一个小小的避风港都最终遭到丈夫的“入侵”，她最终选择在里面开煤气自杀，寻求身体和心灵的救赎。
苏珊的自杀是必然的，是对男权社会之下备受压迫的女性角色的无声抗议。丈夫马修看似温文尔雅，是外人眼中的完美男人，但他却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不关心妻子的困惑与恐惧，无视她的感受。如果他对苏珊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关心，那么苏珊也不会走上自杀之路。苏珊选择这种消极的方式对抗自己的命运，其实也反映出了千百年来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想要获取自由的艰难。
二、旧时代女性代表白太太和新女性代表苏菲
除了主人公苏珊之外，故事中还有另外两个女性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佣人白太太和家庭教师苏菲。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者将目光放在罗林夫妇身上，极少有人关注白太太和苏菲这两个人物，但笔者认为，多丽丝·莱辛在安排故事角色的时候实际是有考量的，白太太和苏菲并不是她随意安排的两个人物，而是为了跟她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苏珊进行对比。虽然笔触不多，但这两个角色却很鲜活。佣人白太太社会地位低下，没有典型的个性，但她正是万恶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真实生存状况的写照。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女性都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更别谈经济上的独立，由于生活所迫，只能沦为佣人、女仆。她们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还得取悦夫君，受各种不公平的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中国封建社会有“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古训，妻子任何时候犯错，或是不受丈夫欢迎，丈夫都可凭一封休书弃其如敝屣。西方国家的女性也是如此。中世纪的爱尔兰，女人不但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连新婚之夜也要被贵族剥夺，电影《勇敢的心》就真实再现了这一情景。难怪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利亚·伍尔芙在《达洛卫夫人》中借主人翁之口说：“婚姻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一场灾难。”英国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则把婚姻比作夏天的笼子。
与拥有带有美丽花园的大房子，过着衣食无忧的富人生活的苏珊相比，白太太挣扎在生活边缘，她生活艰难，不得不靠做佣人维持生计，可她面对生活的挑战而要活下去的信心无疑是坚定的；但长期男权社会生活的压迫让她变得毫无自我意识，心甘情愿承担女佣的角色。当女主人苏珊不停地做事，不让自己闲下来的时候，她却提出抗议：“罗林太太，你何必动手？你是花钱请我来做这些事情的呀！”［１］她处于社会最底层，不像苏珊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当然也就不能理解苏珊的痛苦。她看不到苏珊“闲不下来”的真正原因，反而觉得这个女主人行为奇怪，不可理喻。在她看来，一个家庭通常要靠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来维持，她清楚自己该做多少工作，抱怨女主人从早上九点就离家，到下午五点才回来，没有尽一个女主人和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应尽的义务。她需要罗林太太随时在家，随时让她伺候，必要时又随时能找得到她；即使是她知道“家里的事有时真叫女人吃不消”，［１］她也无法理解苏珊的自我封闭和离家出走。或许，她不是无法理解，而是视而不见。长期的生活压迫或许早让她习惯了冷漠，更何况她和苏珊之间只是雇佣关系。像她这样的女性，是注定要在男权社会中“沉沦”一辈子的。
苏珊后来雇佣的家庭女教师苏菲却恰恰与之相反。苏菲年轻，朝气蓬勃，头脑聪明，善解人意，在苏珊交代她早上要出去的事宜后，她马上明白：“你有时需要有人取代你这个家庭主妇的位置，对吗？”［１］她通情达理，很快就和全家相处融洽，甚至连白太太都几乎忘了她是德国人，马修也认为家里多了她真不错。在莱辛的笔下，她几近完美，男主人喜欢她，孩子们喜欢她，佣人白太太也喜欢她，甚至连苏珊最后都认为丈夫马修的情人费儿“比苏菲差多了”，而她死后马修“实在该娶苏菲”。事实上，苏菲在家中几乎已经取代了苏珊，起到了女主人的作用，连小朱莉生病的时候，守在她身边安慰她的也是苏菲，而不是妈妈苏珊。苏菲的形象，正是今天新时代女性所应该拥有的崭新形象。与苏珊相比，她心智更加成熟，做事更加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同样身处男权社会之下，她却获得了男主人的认可，丝毫没有表现出受束缚。她的出现提醒如苏珊一般的所有女性反思：到底是男权社会的压迫束缚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束缚了自己。
三、结语
《十九号房间》发表之初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尽管莱辛拒绝接受“女权运动的先锋”这一称号，也反对过激的把男女对立的女权运动，但她的作品中却真实反映了她独特的女权意识。时至今日，有多少职业女性还如苏珊般在社会和家庭的牢笼中苦苦挣扎？如果说苏珊的死是一种消极而懦弱的表现的话，那么值得庆幸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如苏菲般不断地成长。但愿苏珊式的悲剧会越来越少，而新时代的女性们会越来越活得有价值。
参考文献：
［1］Lessing.Doris To Room Nineteen.马建军.英语短篇小说选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杜鹃.从《到十九号房间》看多丽丝·莱辛的女性意识.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VOL28,（4）.
［3］莱辛著.范文美译.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花城出版社，1998.
［4］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潘鲁宁.现代知识女性如何走出困境——简析多丽丝·莱辛的《19号房间》.青年文学家，第十五期.
关键词： 小说《十九号房间》 自我意识 女权主义
多丽丝·莱辛2007年凭借《金色笔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短篇小说《十九号房间》发表于1963年，被收入其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A Man and Two Women）中。小说讲述的是一位现代知识女性苏珊如何在看似“理智”和“完美”的婚姻中迷失自我，在现实的禁锢和内心的自由之间苦苦挣扎，并最终选择在廉价的十九号房间中自杀的故事。苏珊的悲剧正是男权社会中大多数女性的悲剧，她的死也体现了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对不公平的男权社会的无声抗议。
一、男权社会下的现代知识女性苏珊
多丽丝·莱辛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所谓的女权运动的倡导者，但她的作品中却无意识地透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野草在唱歌》等都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为聚焦，反映出的也都是女性独立反叛的个性和与男权社会的冲突。《十九号房间》中的女主人公苏珊也是如此。苏珊看似拥有周围人眼中完美的婚姻生活，有与自己相匹配的丈夫，他们的婚姻也是“理智”的结合，丈夫马修是伦敦一家大报的副编辑，她自己在广告公司做事，两人收入都很高，婚后在瑞契蒙买了有庭院的大房子，先后孕育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他们过的是令人羡慕的中上层阶级生活，应有尽有。然而，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畸形定位却使她在怀孕后放弃工作，由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知识女性沦为男性的“阶下囚”，“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相夫教子”这一普遍的女性命运，从经济上完全依附丈夫，努力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努力学习容忍、宽容，并对丈夫的“出轨”抛诸脑后。然而，她毕竟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多年后，她开始在幸福的婚姻生活中迷失自我，苦苦挣扎。理智上，她要继续扮演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潜意识里，她却想逃离家庭的束缚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自由。在“理智”和“自我”的拉锯中，她陷入了精神分裂。事實上，在进入十九号房间寻求解脱之前，她就一直处于这样的矛盾挣扎之中。在丈夫马修向她忏悔他与一个女孩发生关系之后，尽管她很伤心难过，但内心却不停地替马修的行为辩解：“像马修那样英俊潇洒，长着一头金发，有魅力，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偶尔禁不起漂亮女孩的诱惑，那是难免的。”［１］她的内心冒起无名火，不断怀疑自省，理智却又阻止她吵架、发脾气、闹别扭，促使她选择原谅。不难看出，他们的婚姻从这个时候起已经有了缝隙。另外，苏珊幻想在最小的孩子上学后能够“脱手”其实也是在自己欺骗自己。等到双胞胎真正上学后，她又变得坐立不安，空虚烦闷，不得不每天不停地找事做，不让自己闲下来。但是当孩子们因长假来临整天待在家里的时候，她又很不高兴，开始怀念独自一人的日子。这时候，她的精神已开始走向分裂。然后，她开始在自家的小阁楼开辟一个“妈妈的房间”寻找一块能让她心灵自由的领地，然而“妈妈的房间”却不断地被孩子和女仆打扰，不安又开始侵袭她的内心。事实上，“妈妈的房间”根本没让她得到喘息，反而让她产生了更强烈的封闭感。在意识到自己需要“真正的独处”之后，她几经周折找到了“十九号房间”。尽管这个房间充满了污秽，却给她带来了一时的清净，暂时缓解了压力。然而，就连这样一个小小的避风港都最终遭到丈夫的“入侵”，她最终选择在里面开煤气自杀，寻求身体和心灵的救赎。
苏珊的自杀是必然的，是对男权社会之下备受压迫的女性角色的无声抗议。丈夫马修看似温文尔雅，是外人眼中的完美男人，但他却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不关心妻子的困惑与恐惧，无视她的感受。如果他对苏珊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关心，那么苏珊也不会走上自杀之路。苏珊选择这种消极的方式对抗自己的命运，其实也反映出了千百年来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想要获取自由的艰难。
二、旧时代女性代表白太太和新女性代表苏菲
除了主人公苏珊之外，故事中还有另外两个女性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佣人白太太和家庭教师苏菲。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者将目光放在罗林夫妇身上，极少有人关注白太太和苏菲这两个人物，但笔者认为，多丽丝·莱辛在安排故事角色的时候实际是有考量的，白太太和苏菲并不是她随意安排的两个人物，而是为了跟她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苏珊进行对比。虽然笔触不多，但这两个角色却很鲜活。佣人白太太社会地位低下，没有典型的个性，但她正是万恶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真实生存状况的写照。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女性都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更别谈经济上的独立，由于生活所迫，只能沦为佣人、女仆。她们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还得取悦夫君，受各种不公平的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中国封建社会有“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古训，妻子任何时候犯错，或是不受丈夫欢迎，丈夫都可凭一封休书弃其如敝屣。西方国家的女性也是如此。中世纪的爱尔兰，女人不但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连新婚之夜也要被贵族剥夺，电影《勇敢的心》就真实再现了这一情景。难怪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利亚·伍尔芙在《达洛卫夫人》中借主人翁之口说：“婚姻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一场灾难。”英国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则把婚姻比作夏天的笼子。
与拥有带有美丽花园的大房子，过着衣食无忧的富人生活的苏珊相比，白太太挣扎在生活边缘，她生活艰难，不得不靠做佣人维持生计，可她面对生活的挑战而要活下去的信心无疑是坚定的；但长期男权社会生活的压迫让她变得毫无自我意识，心甘情愿承担女佣的角色。当女主人苏珊不停地做事，不让自己闲下来的时候，她却提出抗议：“罗林太太，你何必动手？你是花钱请我来做这些事情的呀！”［１］她处于社会最底层，不像苏珊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当然也就不能理解苏珊的痛苦。她看不到苏珊“闲不下来”的真正原因，反而觉得这个女主人行为奇怪，不可理喻。在她看来，一个家庭通常要靠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来维持，她清楚自己该做多少工作，抱怨女主人从早上九点就离家，到下午五点才回来，没有尽一个女主人和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应尽的义务。她需要罗林太太随时在家，随时让她伺候，必要时又随时能找得到她；即使是她知道“家里的事有时真叫女人吃不消”，［１］她也无法理解苏珊的自我封闭和离家出走。或许，她不是无法理解，而是视而不见。长期的生活压迫或许早让她习惯了冷漠，更何况她和苏珊之间只是雇佣关系。像她这样的女性，是注定要在男权社会中“沉沦”一辈子的。
苏珊后来雇佣的家庭女教师苏菲却恰恰与之相反。苏菲年轻，朝气蓬勃，头脑聪明，善解人意，在苏珊交代她早上要出去的事宜后，她马上明白：“你有时需要有人取代你这个家庭主妇的位置，对吗？”［１］她通情达理，很快就和全家相处融洽，甚至连白太太都几乎忘了她是德国人，马修也认为家里多了她真不错。在莱辛的笔下，她几近完美，男主人喜欢她，孩子们喜欢她，佣人白太太也喜欢她，甚至连苏珊最后都认为丈夫马修的情人费儿“比苏菲差多了”，而她死后马修“实在该娶苏菲”。事实上，苏菲在家中几乎已经取代了苏珊，起到了女主人的作用，连小朱莉生病的时候，守在她身边安慰她的也是苏菲，而不是妈妈苏珊。苏菲的形象，正是今天新时代女性所应该拥有的崭新形象。与苏珊相比，她心智更加成熟，做事更加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同样身处男权社会之下，她却获得了男主人的认可，丝毫没有表现出受束缚。她的出现提醒如苏珊一般的所有女性反思：到底是男权社会的压迫束缚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束缚了自己。
三、结语
《十九号房间》发表之初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尽管莱辛拒绝接受“女权运动的先锋”这一称号，也反对过激的把男女对立的女权运动，但她的作品中却真实反映了她独特的女权意识。时至今日，有多少职业女性还如苏珊般在社会和家庭的牢笼中苦苦挣扎？如果说苏珊的死是一种消极而懦弱的表现的话，那么值得庆幸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如苏菲般不断地成长。但愿苏珊式的悲剧会越来越少，而新时代的女性们会越来越活得有价值。
参考文献：
［1］Lessing.Doris To Room Nineteen.马建军.英语短篇小说选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杜鹃.从《到十九号房间》看多丽丝·莱辛的女性意识.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VOL28,（4）.
［3］莱辛著.范文美译.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花城出版社，1998.
［4］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潘鲁宁.现代知识女性如何走出困境——简析多丽丝·莱辛的《19号房间》.青年文学家，第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