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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题性美术作为一种主旋律的艺术创作形式，具有塑造国家形象、传递民族精神、构建民众身心和谐等重要社会功能，因此“当下性”是其典型的本质属性。这种“当下性”首先具有时间维度上的内涵，需要创作者不断突破题材选择的时间限制。更重要的是，它是文化意义上的“当下性”，需要结合当时当下国家文化事业建设需求与人民群众情感和谐需求来激活各类题材的文化内涵。此外，这种当下性需要创作者在主题性美术的形式与风格语言上不断突破，建立时代性的视觉语言，更好地满足当代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关键词：主题性美术;当下性;文化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图像叙事规律研究”（2019SJA0408）;南京工程学院优质课程建设项目“以‘中国美术史’课程为试点的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YZKC2019064）研究成果。
主题性美术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能以艺术的形式塑造国家光辉形象，弘扬时代英雄人物，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来说，意义重大，因此近年来相关美术作品的创作活动一直是美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研究的热点。主题性美术的社会功能的实现要建立在对该类艺术应有的“当下性”的充分认知上，这种当下性包括题材上的、文化内涵上的以及审美意义上的当下性。
一、时间意义上的当下性
“当下性”首先具有时间意味，需立足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关注绝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变化，提炼有重要价值的社会事件，将其作为美术作品的题材，以此出发去确定主题并钻研技法，从而创作出优秀的美术作品。这对于拓展主题性美术的范围、延续其作为一个艺术分支方向的特定生命力，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美术作品所选题材的时间意义上的当下性给予充分关注，能够恰当地唤起欣赏者的情感共鸣，激发其想象，实现主题性美术的社会功能。近年来，在我国各级文化部门的引导下，相关主题性美术创作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比如，2016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实施了“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涌现出相当一部分优秀作品，美术创作工作者们以当下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件为选题，创作出《辽宁号航母》《南海明珠》《最美太湖水》《幸福的菜篮子》《脊梁——汶川救援感怀》等作品，充分展现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经济上的伟大腾飞，以及人民生活世界的美好变化。
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具有群策群力、导向明确、传播渠道通畅等明显优势，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它在艺术个性的表达、情感的真诚表现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从艺术家个人体验出发、自主萌发出的主体性美术创作冲动与实际行动，同样是主题性美术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后半期涌现出的很多优秀主题性美术，都与艺术家个人的亲身经历与切实体验密切关联，比如罗中立的《父亲》、广廷渤的《钢水·汗水》、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这些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更多地来自艺术家自身对生活的敏锐感觉，来自艺术家对生活中平凡大众的情感化生命体验的观照与理解。不仅如此，这些作品打破了宏大叙事在选材上的普遍特性，将艺术的表现对象从时代英雄转变为时代热潮中微小却真实的个体生命，传达出的情感真实而厚重。并且，这些作品的时代性特质丝毫没有因为表现对象的平凡普通而减弱。
因此，时间意义上的当下性意味着主题性美术既可以保留题材上的宏大，也可以打破这种宏大性，从时代洪流中的平凡大众去着手表现。但前者适合政府文化部门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创作模式，而后者在艺术家个体的体验与自发创作那里更容易结出硕果。这两种创作模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共同推动我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繁荣发展。
二、文化意义上的当下性
比起时间意义上的当下性，文化意义上的当下性是主题性美术更加复杂的特性。主题性美术的欣赏者不是逝去的生命，而是当时当下的生命个体。只有以作品为纽带，让一种艺术的体验在现实生活中无数的生命个体身上发生，主题性美术的意义才能通过欣赏者的审美理解不断生成，并且获得永恒的意义。而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存在不仅是自然性的，具有感官、神经、肌肉等自然的身体，他（她）还是文化性的，是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民族习俗等构成的整体文化系统中的社会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认知到人的文化性存在，是理解主题性美术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当下性的首要前提。
人的文化性存在本质特征决定了人不仅会关注当下，还会回溯歷史，将目光投向过往的时间，在历史中去寻找文化统一性、延续性、整体性的依据，从而对自身的社会性存在建立一种自我确证的意识，并从中获得满足感。这就是为什么主题性美术可以不拘于对当下的观照、将各种历史题材纳入自身的表现范围之中并且仍然会打动当下的生命个体的重要原因。
历史题材的选择对于主题性美术塑造光辉的国家形象、伟大的民族精神来说，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艺术表现上，人们必须注意文化意义的当下性。这是指它应当满足当代现实生活中个体特定的文化需求。同样的历史题材，在不同的艺术创作者那里，完全有可能由于创作者所处的时代发生变化，试图通过美术作品所召唤出的时代精神发生的变化，从而在艺术表现上出现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比如，同样选择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题材，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与唐勇力创作《新中国诞生》，两幅作品的创作时间隔了63年，却都成为关于该题材最杰出的主题性美术作品。这两幅作品的差异不仅仅只是说前者是油画作品，后者是国画，更为关键的是，二者都有自身的“当下性”。董希文在1952年创作油画《开国大典》时，用写实的手法表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主要场景，同时用艺术的大胆处理让画面右方出现广场上的人民群众，并通过亮丽的色彩增加了节日的气氛。该作品突显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意义，能召唤出观看者巨大的激情。而唐勇力在2009年创作完成《新中国诞生》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已有60周年，他用国画的方式来表现这一伟大事件，与新时代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有重要关联。艺术家在构思时与其说突显了该事件的时间节点意义，不如说突显了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从新的角度表现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精神[1]。 三、形式风格上的当下性
主题性美术作为一种特定的艺术，不论其题材多么宏大、立意多么高远，最终都是要以诉诸感官的美术作品呈现出来，从感性上作用于特定时代的公众，推动其构建起自身作为个体的身心和谐，从而达到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最终目的。这种审美意义包含有伦理的意味与认知的内涵，但后两者都必须以审美为第一要义，因为缺失了审美性的艺术作品就失去了艺术的本质。因此，审美意义上的形式风格本身一直都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的课题之一。
因此，主题性美术的当下性同样也应当渗透在作品的形式风格上。陈旧的形式风格与一成不变的表现技法在欣赏者那里会形成一种审美疲劳，阻碍审美体验的发生。而形式与风格上的不断突破，对于提升主题性美术的艺术感染力，推动其鉴赏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欣赏者并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能够赋予作品新生命的第二创造者。形式与风格上的多元化，能让更多的大众参与到主题性美术的鉴赏过程中，通过他们的鉴赏不断赋予作品以新的内容与意义，激活主题性在审美意义上的“当下性”。同时，也让主题性美术获得永恒的艺术生命，带着自身所属的时代印记进入永恒且意义不断生成的解释与理解中。
比如，以《诗经》为题材，以图像创作的形式展现民族文学历史上这一经典文本的艺术魅力，这在历代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就今天的时代风貌而言，类似的艺术创作对于传承民族经典文化的内在精神、激发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有重要意义，是主题性美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美术史的进程中，从东汉开始，就有关于诗经的美术创作，如东汉的刘褒就画过《大雅》与《邶风》。后世画家中，南宋时期的画家馬和之尤其在《诗经》题材的创作中达到巅峰，其所描绘的《豳风图卷》《小雅节鹿鸣之什图卷》等都是经典传世之作，画作所表现的农人歌舞酣饮、采桑割苇等场景都是艺术家重新解读《诗经》，用充满创造力的想象手法进行的文本重构[2]。在经典的历史作品面前，当代人是否能够对《诗经》的图像化再创造活动进行突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画作品《诗经——长歌清唱》就让人们看到了时代新作。该作品为国画家林蓝2016年创作，高507cm、宽390.3cm，画面借鉴了汉代帛画的构图特点，从上到下分三个层次依次表现了“风”“雅”“颂”三个主题，而人物造型汲取了汉画像砖的艺术特色，用简率的线条表现了劳作的农人、敦厚的长者、年轻的男女等鲜活人物形象。该作品能够在借鉴美术史中传统的造型与构图等形式语言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巨幅绘制的形式将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磅礴气势与厚重生命表现出来，充分体现中国当代艺术家身上那种兼收并蓄的豁达精神与创新求变的创造能力，故而构建出主题性美术作品在形式与风格上的当下性。
主题性美术的创作是要常变常新的，不论是从时间维度上关注题材范围的变化，还是从文化意义上不断赋予各类题材以当代人所能认同的喻像内容，又或者从形式与风格上打破旧有的桎梏，都需要创作者有鲜明的创新意识和脚踏实地的钻研精神。不仅如此，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创新还对创作者有着道德上的高要求，它需要创作者深刻认识到主题性美术作品对于塑造国家形象、传递民族精神，以及构建人民群众身心和谐生存面貌等方面的重大社会功能，并且对此有极强的情感认同。只有道德情感不断升华的艺术创作者才能将对民众生活的观察落到细微之处，从中发现可以进入艺术表现领域的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件，从而创造出经典的主题性美术作品。
参考文献：
[1]林木.创造千年历史大变局中的绘画经典——读唐勇力的巨幅历史画《新中国的诞生》[J].美术界，2019（9）：5-11.
[2]祝勇.回到源头：马和之诗经图[J].长江文艺，2016（12）：138-142.
关键词：主题性美术;当下性;文化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图像叙事规律研究”（2019SJA0408）;南京工程学院优质课程建设项目“以‘中国美术史’课程为试点的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YZKC2019064）研究成果。
主题性美术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能以艺术的形式塑造国家光辉形象，弘扬时代英雄人物，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来说，意义重大，因此近年来相关美术作品的创作活动一直是美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研究的热点。主题性美术的社会功能的实现要建立在对该类艺术应有的“当下性”的充分认知上，这种当下性包括题材上的、文化内涵上的以及审美意义上的当下性。
一、时间意义上的当下性
“当下性”首先具有时间意味，需立足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关注绝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变化，提炼有重要价值的社会事件，将其作为美术作品的题材，以此出发去确定主题并钻研技法，从而创作出优秀的美术作品。这对于拓展主题性美术的范围、延续其作为一个艺术分支方向的特定生命力，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美术作品所选题材的时间意义上的当下性给予充分关注，能够恰当地唤起欣赏者的情感共鸣，激发其想象，实现主题性美术的社会功能。近年来，在我国各级文化部门的引导下，相关主题性美术创作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比如，2016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实施了“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涌现出相当一部分优秀作品，美术创作工作者们以当下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件为选题，创作出《辽宁号航母》《南海明珠》《最美太湖水》《幸福的菜篮子》《脊梁——汶川救援感怀》等作品，充分展现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经济上的伟大腾飞，以及人民生活世界的美好变化。
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具有群策群力、导向明确、传播渠道通畅等明显优势，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它在艺术个性的表达、情感的真诚表现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从艺术家个人体验出发、自主萌发出的主体性美术创作冲动与实际行动，同样是主题性美术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后半期涌现出的很多优秀主题性美术，都与艺术家个人的亲身经历与切实体验密切关联，比如罗中立的《父亲》、广廷渤的《钢水·汗水》、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这些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更多地来自艺术家自身对生活的敏锐感觉，来自艺术家对生活中平凡大众的情感化生命体验的观照与理解。不仅如此，这些作品打破了宏大叙事在选材上的普遍特性，将艺术的表现对象从时代英雄转变为时代热潮中微小却真实的个体生命，传达出的情感真实而厚重。并且，这些作品的时代性特质丝毫没有因为表现对象的平凡普通而减弱。
因此，时间意义上的当下性意味着主题性美术既可以保留题材上的宏大，也可以打破这种宏大性，从时代洪流中的平凡大众去着手表现。但前者适合政府文化部门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创作模式，而后者在艺术家个体的体验与自发创作那里更容易结出硕果。这两种创作模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共同推动我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繁荣发展。
二、文化意义上的当下性
比起时间意义上的当下性，文化意义上的当下性是主题性美术更加复杂的特性。主题性美术的欣赏者不是逝去的生命，而是当时当下的生命个体。只有以作品为纽带，让一种艺术的体验在现实生活中无数的生命个体身上发生，主题性美术的意义才能通过欣赏者的审美理解不断生成，并且获得永恒的意义。而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存在不仅是自然性的，具有感官、神经、肌肉等自然的身体，他（她）还是文化性的，是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民族习俗等构成的整体文化系统中的社会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认知到人的文化性存在，是理解主题性美术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当下性的首要前提。
人的文化性存在本质特征决定了人不仅会关注当下，还会回溯歷史，将目光投向过往的时间，在历史中去寻找文化统一性、延续性、整体性的依据，从而对自身的社会性存在建立一种自我确证的意识，并从中获得满足感。这就是为什么主题性美术可以不拘于对当下的观照、将各种历史题材纳入自身的表现范围之中并且仍然会打动当下的生命个体的重要原因。
历史题材的选择对于主题性美术塑造光辉的国家形象、伟大的民族精神来说，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艺术表现上，人们必须注意文化意义的当下性。这是指它应当满足当代现实生活中个体特定的文化需求。同样的历史题材，在不同的艺术创作者那里，完全有可能由于创作者所处的时代发生变化，试图通过美术作品所召唤出的时代精神发生的变化，从而在艺术表现上出现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比如，同样选择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题材，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与唐勇力创作《新中国诞生》，两幅作品的创作时间隔了63年，却都成为关于该题材最杰出的主题性美术作品。这两幅作品的差异不仅仅只是说前者是油画作品，后者是国画，更为关键的是，二者都有自身的“当下性”。董希文在1952年创作油画《开国大典》时，用写实的手法表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主要场景，同时用艺术的大胆处理让画面右方出现广场上的人民群众，并通过亮丽的色彩增加了节日的气氛。该作品突显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意义，能召唤出观看者巨大的激情。而唐勇力在2009年创作完成《新中国诞生》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已有60周年，他用国画的方式来表现这一伟大事件，与新时代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有重要关联。艺术家在构思时与其说突显了该事件的时间节点意义，不如说突显了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从新的角度表现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精神[1]。 三、形式风格上的当下性
主题性美术作为一种特定的艺术，不论其题材多么宏大、立意多么高远，最终都是要以诉诸感官的美术作品呈现出来，从感性上作用于特定时代的公众，推动其构建起自身作为个体的身心和谐，从而达到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最终目的。这种审美意义包含有伦理的意味与认知的内涵，但后两者都必须以审美为第一要义，因为缺失了审美性的艺术作品就失去了艺术的本质。因此，审美意义上的形式风格本身一直都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的课题之一。
因此，主题性美术的当下性同样也应当渗透在作品的形式风格上。陈旧的形式风格与一成不变的表现技法在欣赏者那里会形成一种审美疲劳，阻碍审美体验的发生。而形式与风格上的不断突破，对于提升主题性美术的艺术感染力，推动其鉴赏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欣赏者并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能够赋予作品新生命的第二创造者。形式与风格上的多元化，能让更多的大众参与到主题性美术的鉴赏过程中，通过他们的鉴赏不断赋予作品以新的内容与意义，激活主题性在审美意义上的“当下性”。同时，也让主题性美术获得永恒的艺术生命，带着自身所属的时代印记进入永恒且意义不断生成的解释与理解中。
比如，以《诗经》为题材，以图像创作的形式展现民族文学历史上这一经典文本的艺术魅力，这在历代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就今天的时代风貌而言，类似的艺术创作对于传承民族经典文化的内在精神、激发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有重要意义，是主题性美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美术史的进程中，从东汉开始，就有关于诗经的美术创作，如东汉的刘褒就画过《大雅》与《邶风》。后世画家中，南宋时期的画家馬和之尤其在《诗经》题材的创作中达到巅峰，其所描绘的《豳风图卷》《小雅节鹿鸣之什图卷》等都是经典传世之作，画作所表现的农人歌舞酣饮、采桑割苇等场景都是艺术家重新解读《诗经》，用充满创造力的想象手法进行的文本重构[2]。在经典的历史作品面前，当代人是否能够对《诗经》的图像化再创造活动进行突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画作品《诗经——长歌清唱》就让人们看到了时代新作。该作品为国画家林蓝2016年创作，高507cm、宽390.3cm，画面借鉴了汉代帛画的构图特点，从上到下分三个层次依次表现了“风”“雅”“颂”三个主题，而人物造型汲取了汉画像砖的艺术特色，用简率的线条表现了劳作的农人、敦厚的长者、年轻的男女等鲜活人物形象。该作品能够在借鉴美术史中传统的造型与构图等形式语言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巨幅绘制的形式将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磅礴气势与厚重生命表现出来，充分体现中国当代艺术家身上那种兼收并蓄的豁达精神与创新求变的创造能力，故而构建出主题性美术作品在形式与风格上的当下性。
主题性美术的创作是要常变常新的，不论是从时间维度上关注题材范围的变化，还是从文化意义上不断赋予各类题材以当代人所能认同的喻像内容，又或者从形式与风格上打破旧有的桎梏，都需要创作者有鲜明的创新意识和脚踏实地的钻研精神。不仅如此，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创新还对创作者有着道德上的高要求，它需要创作者深刻认识到主题性美术作品对于塑造国家形象、传递民族精神，以及构建人民群众身心和谐生存面貌等方面的重大社会功能，并且对此有极强的情感认同。只有道德情感不断升华的艺术创作者才能将对民众生活的观察落到细微之处，从中发现可以进入艺术表现领域的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件，从而创造出经典的主题性美术作品。
参考文献：
[1]林木.创造千年历史大变局中的绘画经典——读唐勇力的巨幅历史画《新中国的诞生》[J].美术界，2019（9）：5-11.
[2]祝勇.回到源头：马和之诗经图[J].长江文艺，2016（12）：138-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