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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三彩是盛唐时期的陶瓷珍品。它代表了一个时期最高的工艺美术水平，是中西文化交流下的产物，具有较高的美术研究价值。从三彩的的技术起源到文化交流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深入发掘唐三彩中的各种文化内涵，是对那一时期美术的探索，更是世界文化的再现，这对现代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唐三彩;技术;文化交流;传播
唐三彩，全名唐代三彩釉陶器，是一种低温铅釉彩釉陶器，主要由黄、绿、褐三种颜色组成，它作为一种明器盛行于唐代。從造型来看唐三彩主要由人物俑、动物俑以及生活器皿组成。其中，人物俑中包含了天王、仕女和胡人俑等，人物的着装和造型特征均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是社会生活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体现。动物俑大多为马和骆驼，它们在唐代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而生活器皿则是功能简单的生活陈设，釉色已由多彩趋于单彩。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的篇章，在美术历程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政治经济发达的同时文化艺术也到达了高峰，手工业发达的同时工艺美术呈现新水平，唐三彩正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之作。
一、唐三彩技术的引入
对于三彩技术的起源有学者认为，这种低温釉技术可能是来自于宫殿建筑中使用的琉璃瓦。在北魏时期以前中国并没有成熟的玻璃工艺，在当时玻璃器皿从西方传入我国被当作奇珍异宝收藏，自那时被当做一种珍贵的陪葬品。而低温铅釉的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的古埃及，早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埃及就制作了蓝釉黑彩河马，它是一种属于铅釉体系的琉璃制品，造型类似于河马并施以蓝釉。另外蓝釉黑彩鱼鹿花纹盆同样是蓝底黑纹的琉璃品，这就说明早在公元前20世纪古埃及人就已经掌握了低温铅釉的技术。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古巴比伦城伊什塔尔门所用琉璃砖沿用了古埃及的铅釉技术呈现出色彩斑斓的视觉感受。随后这门技术传入古波斯，在公元前2世纪西迁的大月氏人从中东学到了琉璃技术并将之带到了中国北魏，在大月氏西迁后700年开始在北魏的都城制造琉璃制品，唐三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可见三彩中低温铅釉技术自古埃及起经古巴比、伦古波斯传入中国的北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早期的中国是没有彩釉技术的，这一技术的传入代表了烧瓷工艺的掌握是一项巨大的飞跃。
二、唐三彩中的文化发展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交流进一步加深，这种文化渗透与融合的差异在唐三彩的传播中得到了重要体现。南亚的印度文化主要体现在三彩雕像的精美造型上，服饰风格也具有印度雕像的纤巧特征，西域的音乐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相融合，在三彩俑的创作上有着明显的体现，三彩俑中的胡人形象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来往的使者，生动形象的记录了商业往来的故事。
（一）音乐元素的体现
在唐代，中原引入了各种音乐和乐器，例如龟兹乐、天生乐、西凉乐、高昌乐等，这种音乐与当地传统音乐相融合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唐乐体现了强烈的异国情调，从宫殿到城市，从中原到边疆，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的真实写照，各种西域和汉民族音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优美的唐乐。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作品《三彩载乐骆驼俑》（图 1）从形象和服装来看，八位乐舞者似乎都是汉族的形象。 七位穿着汉服的男乐手手持不同的胡人乐器，有吹笙、有执萧、有琵琶和竖琴，还有吹长笛演奏的人， 一女人在中间唱歌。从所持乐器的特点来看，既有中原传统乐器又有西域乐器，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反映了唐朝富有的歌舞精神。在当时的多元社会西凉、龟兹、高昌等少数民族音乐纷纷传入中原，唐人吸收了西域音乐的养料，展现了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民族团结景象。
《三彩乐人乘驼俑》（图 2）是一件典型的胡汉同处作品。驼背平台上有四个乐俑分坐两侧，中间为一舞俑，其中有三个深目、高鼻、头戴毡帽的胡人，其余两人为汉人，胡人俑手中持琵琶一件，他们拿着不同的乐器。这个生气勃勃的三彩乐人乘驼俑就是当时唐朝与外国文化交流，胡汉杂处情景的再现。这件作品中的琵琶格外引人注目，唐代乐器种类繁多，包括传统的汉族乐器和从西域传入的琵琶，直项琵琶在我国出现得较早，秦汉时期是直柄圆形的直项琵琶，随着丝绸之路与西域进行文化交流，曲项琵琶由波斯经今新疆传入我国。
（二）胡人元素的体现
在唐三彩作品中有大多胡人的形象，胡人在盛唐时期作为商人、侍从等等频繁出现在唐朝。“胡人”是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使用的名字，后来中亚和西亚的少数民族也开始使用。 从长安到中亚和西亚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运输和贸易的重要纽带， 在唐代，这条贸易路线变得更加丰富，源源不断的商队涌入展现出繁荣的景象。 骆驼是贸易往来的坐骑，它们经常与胡人一起出现，生动地反映了唐朝的现实生活。
唐三彩中牵驼的胡人形象频频出现，大多高鼻梁深眼窝，再现了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的景象，这些动物与人物的艺术组合，赋予动物人性化的精神气质，是唐代雕塑的绝妙之处及其精髓所在。《三彩牵驼俑》（图 3）牵马胡俑圆脸高鼻梁，头戴高帽身穿赭黄色翻领窄袖胡服，手中正在牵引缰绳，在其身后牵有一只骆驼仰首长啸，身上载有来往两地的商品。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吃苦耐劳体格强壮的骆驼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成为丝绸之路的见证者。
胡服成为文化交流的见证可在多件三彩作品中见到。此三彩骑马女俑（图4）头戴翻帽，身穿紧身大翻领胡服。手呈握拳式，英勇而充满朝气。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汉族就已经开始穿胡服。 “胡服”不是专门指一个民族，而是一些游牧民族（例如波斯，土耳其人和回合）的衣着的总称，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陵国王从军事战略家的角度看待了胡夫的战斗优势，并首先将胡服引入汉族，唐人的胡服装饰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唐代妇女尤为突出，体现出妇女对胡服的欣赏和欢迎程度。
（三）佛教元素的体现
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佛教造像开始盛行。其特点大多为造型薄衣贴体，纤巧秀美，而这些特点也渗透进唐三彩的造型中，注重吸收这些优点，造型精美。唐三彩中的天王俑以及女俑造型衣着服饰都深受佛教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印度佛教造型的再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逐步使之与中国民族化相融合。
关键词：唐三彩;技术;文化交流;传播
唐三彩，全名唐代三彩釉陶器，是一种低温铅釉彩釉陶器，主要由黄、绿、褐三种颜色组成，它作为一种明器盛行于唐代。從造型来看唐三彩主要由人物俑、动物俑以及生活器皿组成。其中，人物俑中包含了天王、仕女和胡人俑等，人物的着装和造型特征均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是社会生活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体现。动物俑大多为马和骆驼，它们在唐代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而生活器皿则是功能简单的生活陈设，釉色已由多彩趋于单彩。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的篇章，在美术历程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政治经济发达的同时文化艺术也到达了高峰，手工业发达的同时工艺美术呈现新水平，唐三彩正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之作。
一、唐三彩技术的引入
对于三彩技术的起源有学者认为，这种低温釉技术可能是来自于宫殿建筑中使用的琉璃瓦。在北魏时期以前中国并没有成熟的玻璃工艺，在当时玻璃器皿从西方传入我国被当作奇珍异宝收藏，自那时被当做一种珍贵的陪葬品。而低温铅釉的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的古埃及，早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埃及就制作了蓝釉黑彩河马，它是一种属于铅釉体系的琉璃制品，造型类似于河马并施以蓝釉。另外蓝釉黑彩鱼鹿花纹盆同样是蓝底黑纹的琉璃品，这就说明早在公元前20世纪古埃及人就已经掌握了低温铅釉的技术。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古巴比伦城伊什塔尔门所用琉璃砖沿用了古埃及的铅釉技术呈现出色彩斑斓的视觉感受。随后这门技术传入古波斯，在公元前2世纪西迁的大月氏人从中东学到了琉璃技术并将之带到了中国北魏，在大月氏西迁后700年开始在北魏的都城制造琉璃制品，唐三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可见三彩中低温铅釉技术自古埃及起经古巴比、伦古波斯传入中国的北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早期的中国是没有彩釉技术的，这一技术的传入代表了烧瓷工艺的掌握是一项巨大的飞跃。
二、唐三彩中的文化发展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交流进一步加深，这种文化渗透与融合的差异在唐三彩的传播中得到了重要体现。南亚的印度文化主要体现在三彩雕像的精美造型上，服饰风格也具有印度雕像的纤巧特征，西域的音乐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相融合，在三彩俑的创作上有着明显的体现，三彩俑中的胡人形象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来往的使者，生动形象的记录了商业往来的故事。
（一）音乐元素的体现
在唐代，中原引入了各种音乐和乐器，例如龟兹乐、天生乐、西凉乐、高昌乐等，这种音乐与当地传统音乐相融合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唐乐体现了强烈的异国情调，从宫殿到城市，从中原到边疆，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的真实写照，各种西域和汉民族音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优美的唐乐。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作品《三彩载乐骆驼俑》（图 1）从形象和服装来看，八位乐舞者似乎都是汉族的形象。 七位穿着汉服的男乐手手持不同的胡人乐器，有吹笙、有执萧、有琵琶和竖琴，还有吹长笛演奏的人， 一女人在中间唱歌。从所持乐器的特点来看，既有中原传统乐器又有西域乐器，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反映了唐朝富有的歌舞精神。在当时的多元社会西凉、龟兹、高昌等少数民族音乐纷纷传入中原，唐人吸收了西域音乐的养料，展现了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民族团结景象。
《三彩乐人乘驼俑》（图 2）是一件典型的胡汉同处作品。驼背平台上有四个乐俑分坐两侧，中间为一舞俑，其中有三个深目、高鼻、头戴毡帽的胡人，其余两人为汉人，胡人俑手中持琵琶一件，他们拿着不同的乐器。这个生气勃勃的三彩乐人乘驼俑就是当时唐朝与外国文化交流，胡汉杂处情景的再现。这件作品中的琵琶格外引人注目，唐代乐器种类繁多，包括传统的汉族乐器和从西域传入的琵琶，直项琵琶在我国出现得较早，秦汉时期是直柄圆形的直项琵琶，随着丝绸之路与西域进行文化交流，曲项琵琶由波斯经今新疆传入我国。
（二）胡人元素的体现
在唐三彩作品中有大多胡人的形象，胡人在盛唐时期作为商人、侍从等等频繁出现在唐朝。“胡人”是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使用的名字，后来中亚和西亚的少数民族也开始使用。 从长安到中亚和西亚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运输和贸易的重要纽带， 在唐代，这条贸易路线变得更加丰富，源源不断的商队涌入展现出繁荣的景象。 骆驼是贸易往来的坐骑，它们经常与胡人一起出现，生动地反映了唐朝的现实生活。
唐三彩中牵驼的胡人形象频频出现，大多高鼻梁深眼窝，再现了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的景象，这些动物与人物的艺术组合，赋予动物人性化的精神气质，是唐代雕塑的绝妙之处及其精髓所在。《三彩牵驼俑》（图 3）牵马胡俑圆脸高鼻梁，头戴高帽身穿赭黄色翻领窄袖胡服，手中正在牵引缰绳，在其身后牵有一只骆驼仰首长啸，身上载有来往两地的商品。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吃苦耐劳体格强壮的骆驼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成为丝绸之路的见证者。
胡服成为文化交流的见证可在多件三彩作品中见到。此三彩骑马女俑（图4）头戴翻帽，身穿紧身大翻领胡服。手呈握拳式，英勇而充满朝气。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汉族就已经开始穿胡服。 “胡服”不是专门指一个民族，而是一些游牧民族（例如波斯，土耳其人和回合）的衣着的总称，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陵国王从军事战略家的角度看待了胡夫的战斗优势，并首先将胡服引入汉族，唐人的胡服装饰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唐代妇女尤为突出，体现出妇女对胡服的欣赏和欢迎程度。
（三）佛教元素的体现
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佛教造像开始盛行。其特点大多为造型薄衣贴体，纤巧秀美，而这些特点也渗透进唐三彩的造型中，注重吸收这些优点，造型精美。唐三彩中的天王俑以及女俑造型衣着服饰都深受佛教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印度佛教造型的再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逐步使之与中国民族化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