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子篾匠”四十多岁的时候，终于得了水家佬這根独苗，任三位姐姐怎么看不惯，他无可争辩地成为“戏里的贾宝玉”。
　　 我4个月大时来到外公家，深得同一屋檐下3岁的水家佬喜欢。因为“聋子篾匠”的大弟弟——我的外公，唯一的女儿夭折，再无己出，外婆才蹊跷地接纳了我——公社妇联小李子的毛毛头。凡是水家佬爱吃的，都有我的份，而他姐姐，丝毫不可能夺得一点。于是，最小的姐姐福云总是故意逗他：“她又不是你妹妹！”水家佬便气得去打她，追着打，打不到就哭，哭得母亲臭骂女儿一番，再心肝宝贝地哄逗伤心的小命根子。
　　 有了水家佬的欢喜，凡是大婆婆（水家佬的母亲）锅里煮的，外面摘的，只要是即食的，水家佬知道的，都少不了我的份。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便不算缺粮的江南农村，晚餐一盆焖番薯当饭的家庭比比皆是，三餐减成两餐不足为怪，“吃红锅”（因为没油，烧青菜时，便把锅烧得发红，再把菜突然倒下迅速翻炒点水而成;不易烂的如芋头类，便直接加水煮熟加盐出锅）更是习以为常。五六个孩子的家庭无一不缺衣少粮，老大的衣着必须小心穿，之后老二、老三接着穿，到老五、老六便补丁连补丁，甚至衣不蔽体。彼时，水家佬的大姐已经出嫁，二姐能干，抵得上八分劳力，而父亲的双倍高出农耕的收入，则使他家丰衣足食。
　　 我的外公勤劳肯干，是花街生产队的队长，十分工的劳力。外公的养女、我的姨顶得上六分工，外婆养猪、种植、采草药，三口之家，日子顺风顺水。外婆长于理家，把家务安排得有条有理，把丈夫料理得齐头齐脑。我的外公喜欢她，就像捡到龙王宫的宝贝。外婆家每逢过年必杀猪，磨豆子做豆腐，年成好的时候，还要炸喷香的油豆腐。至于桌上的炖腊肉，必吃到夏天、秋天。
　　 我在饭桌上用腊肉油浇饭，桌角我的伙伴们便流下长长的口水，我吞一口饭，他们就咽几次口水，不时舔舔嘴唇嘴角。
　　 好像我和水家佬生来就是来这两个家庭享福的，我们不用讨猪菜、不用砍柴、不用放牛、不用洗衣、烧饭，不用一丝丝劳动，比如，从河里把鸭子赶回家。我们要做的，就是无灾无难快快长大，如何长高长结实，才是我们唯一的辛劳。
　　 我的母亲包干灵西村，晚上下乡开会回来，背包里总有香香的炒南瓜子之类的茶点往外倒。有枇杷的季节，又大又甜的黄澄澄的罗家枇杷装得背包实在装不下，那是乡亲们硬塞的。纵然水家佬有再多的吃食，也比不过我的品种丰富数量众多。况且，我的父亲在县城保卫部（公安局的前身）工作，每周回来，不时带回油条、饼干、糖果等不可多得的稀罕物，这些，是“富家子弟”水家佬也不曾拥有的。于是，五六岁的我，成了小朋友追随的中心。小朋友虽多，但我却找不到他们脸上的笑容，唯有水家佬例外，他的脸上，永远都挂着幸福的笑意，时而诡异、时而憨厚、时而情不自禁、时而喜笑颜开……
　　 我不知道他的心里究竟藏了多少快乐？而他，确实是酿制快乐的喷泉！
　　 水家佬把杀猪的肉屑捡来，放在火囱（外面是竹篾，有围坐有提栏，里面是陶制的钵体，装火炭）里烤，烤得香气扑鼻，烤得我们牙齿痒痒。他只管笑，任我们七手八脚抢着吃，从不制止也不生气。吃光了，他才自嘲似的用舌头舔舔红润的唇：“嘿嘿，都被你们吃光了，我要再等到明年吃了，嘿嘿！”
　　 玩过家家的游戏，水家佬从来就是当爸爸，假装外出砍柴、挑水，其实捡一些干柴回来弄一点点水。我负责烧饭，有小朋友不听指挥，我就威胁说：“等水家佬回来收拾你们！”可是，水家佬回来了，他并不曾责骂任何一个，即使捣了乱的小朋友，哪怕假装的，也不曾威严一次！他尽管笑，咧着嘴笑呵呵地想着又一出新点子。从不恃强凌弱，倚富欺贫。他就像一只信鸽，飞到哪里，欢愉的信使就出现在哪里;又像一名逗笑演员，我们只管跟着他哈哈地畅笑！那么快乐，即便现在，一想到那段时光，我的嘴角就会浮起笑意。
　　 晒谷基坡下的周家年，因为我穿了花棉衣不和我玩。水家佬一笑，双肩笑得发抖，口水也笑得流了一串，他抓着衣袖一角，斜着一擦，我知道，他一定有什么鬼点子了。
　　 某天暖融融的中午，他唆使几个大点的小伙伴，扎了个稻草把，塞进周家年奶奶的烟囱，害得柴烟往屋里倒灌，熏得周家年和她奶奶在屋里咳得上气接不了下气，直往屋外钻，直到听见我们在坡上哈哈大笑，笑弯了腰，才明白就里。
　　 待周家年奶奶上来，除笑得走不动路的我俩外，全跑光了。状告到大婆婆那里，她假装拿着竹梢到处追着水家佬打，边骂，边追，边忍俊不禁地偷笑;状告到我外婆那里，外婆说：“你打乱哇（乱讲话），我毛毛那样小，你做好草把，让她端她也端不起，没头脑哇事（讲话）！”周家年奶奶只好自己拔了草把，再烧饭。
　　 那时的隆冬，屋檐上总会挂着长长的冰凌。快中午了，水家佬还躲在被子里唱歌。我也躲在被子里吃饭果（外婆把捞饭的半生米饭放在锅里，撒点盐，用锅铲背面翻搓，搓烂了再起锅捏成饭团，叫饭果。一般做给出早工的强壮劳力享用）。吃了饭团，我要喝茶，喝了茶，我要拉尿。外婆边抱我拉尿，边笑着骂我：“呵，我头世欠了你的！”外婆把一身冷得像冰团的我塞进被窝去暖和。
　　 差不多这时，大婆婆一唱起“宝宝倪儿——心肝倪儿”的曲调，水家佬就要起床了。大婆婆给他穿衣服的时候，还要响亮地亲几个响吻！之后，水家佬开始在我的屋外跳来跳去。无论如何，我也不肯再睡下！外婆必须给我穿衣服，侍弄我起床。
　　 我的外婆当时不知受了人家多少鄙视：侍弄一个别人的闺女，拿人家的赔钱货当宝贝！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不知道大婆婆会不会这么想？总之，她的心肝拿了我当宝贝。我们起床以后，每人一个火囱。我人小，提不动，而我们的乐园又多，火囱只能离开我的手，我的小手便冻得通红。于是，水家佬用一个空铁皮罐头，两边穿洞，中间用铁丝做提手，为了避免铁丝烫手，他又穿进一节小竹管，让我提着，里面装进通红的大块火炭，上面用柴草灰铺一层。从此，我提着水家佬制作的轻便火囱，跟着小朋友无处不去。 　　 我5岁时，县里大概有了电，灵西村还没有。水家佬可能听说了电的事情，就把我们带进竹林，砍掉他家所有的棕树叶子，叫我们撕开、打结，接得很长很长，绕着一根根竹子缠过去，缠了几天，缠满了整个竹林。他说电线来了，电就要来了，电灯就要亮了。之后每天，我都要兴致勃勃去竹林，看看电有没有亮。每次回来，我都要问水家佬：“电怎么还没亮啊？”
　　 那些天，水家佬没有再带我玩，而是埋头拨弄他的工具箱。什么锤子、剪刀、螺丝、钉子、废旧电池、电线啊。这些是他最重要的宝贝，连我也不可以动一动。经过几天的敲敲打打，一天晚上，他居然用手电筒里的电池、电珠子，连接一段电线，七拐八弯，让电珠子亮了起来！
　　 我又跑到竹林，漆黑一片，于是迅速折回来，他的电珠仍然在亮！我问他：“竹林里的电灯什么时候亮呢？”他说：“等我长大，我当电线员的时候，一定让每根竹子都发亮。”
　　 14岁时，他小学毕业没有再升学，因为农村户口，毕业了还是种田。万般心疼他的母亲让他跟父亲学篾匠，毕竟，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而他不愿意，仍然幻想着当“电线员”。仔细一打听，电工是要商品粮顶职才可以得到的身份。他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拥有，于是，一年后，终于拿起了沉甸甸的篾刀。
　　 而我，6岁便离开了灵西村，回到县城父母身边上学。我有商品粮户口，我毕业了有工作分配，是铁定的有工作的城里人。之后，我的父亲调离公安局到公社任职，母亲任70年代食品公司、百货公司业务副经理，笔下批着凭票供应的肉票，以及稀缺的自行车、缝纫机等票。
　　 寒暑假一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往灵西村，我的外婆也迫不及待地等我回去，重聚亲情。老伙伴们也个个一脸灿烂的惊喜：“毛毛回来了！”麥子甚至丢下母亲吩咐的家务，赖着和我叙道别后所闻。
　　 17岁的时候，水家佬订了婚。未婚妻是我外婆的亲侄女，貌美如花，百里挑一。
　　 随着他婚期的临近，大婆婆要拆除老房子，建一栋新房。为了争老宅基老房梁，大婆婆和我外婆两妯娌大吵一架。我的外婆由于没有儿女，护她的丈夫又早年去世，只得和养女、女婿迁到晒谷基坡下的菜园里建房。不知道是长大的原因，还是她们吵架的隔阂，我和水家佬再没有往日的亲情，更没有悄悄长着的欢快。
　　 再见面的时候，我已经是城里的金枝，而他，是农村的篾匠。环境的改变，使我们的距离猛地形成深涧。唯一不变的，是水家佬脸上从心底推出的笑意。他大大的灵性闪动的眼睛，笑得双眼皮两条双线拉向耳际顶端，他的鹰钩鼻鼻尖堆得更弯，脸上弯弯的两道笑纹伸向耳垂，嘴唇一合一咧，却终究没有说出话来。
　　 我念高中的时候，水家佬已经当爸爸了。有了两个儿子的时候，村里开始有人外出打工。如果一家人一直这样过下去，水家佬可能不会过早地离去。
　　 但水家佬的妻子不喜欢丈夫。她嫌他个子矮小，没有力气，不会赚钱。90年代初，水家佬的父亲去世了，“双份收入”一走，水家佬成为家里的唯一顶梁柱。他个子小，加上从小养尊处优，田里地里的活拿不下来，光靠做篾匠，根本养不了五口之家。艰难地过了几年，两个儿子的花销越来越大，妻子和他的矛盾越加升级。屋漏偏逢连夜雨，水家佬的母亲得了肝腹水，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便拉回家等待诀别。母亲一死，水家佬再也拦不住妻子，她和本村人外出打工。从此，水家佬用他薄薄的收入，养着两个儿子和他自己，一年只能见一次妻子。
　　 没有女人的三个男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我至今后悔没有在他最艰难的时候，送去一些温暖，哪怕几个水果，哪怕孩子爱吃的几个便宜的县城的馒头。可能，水家佬的儿子们也会站在别人的桌角边，看着别人可口的饭菜流口水。
　　 随着塑料制品的漫天飞舞，竹篾用品渐渐失去往日的必备之需。原本担心水家佬由此失业，没想到他一头扎进了竹丝工艺中。儿子十几岁外出打工后，孤身一人的他却津津有味地钻进了竹艺的天地，有时，关门闭户一星期。为了生存，他也接一些零活，但他偷偷编织的工艺品是断不可被人窥见的。
　　 有一个人可以看，那就是我。
　　 逢年过节，我和丈夫、女儿回老家（灵西，就是我心中的老家），有时看不到水家佬，老伙伴们不屑地嘲笑他“又躲在楼上当千金了”。有几次，好心肠的姨听说门开了，便请他下来吃饭。他非常客气，不肯来，只是听说毛毛回来了，便抖着长袖白衬衣袖子，一摇一歪地笑眯眯地过来。他来的时候，我会想起“闰土”，但我不忍心他是闰土，因为他聪明、温暖、灿烂、坚毅！
　　 可是我厌烦他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些过了时的国内外新闻。他像是被压抑了十几年的囚徒，终于见到阳光，期待我加入讨论，而我，竟感到枯燥，尽可能地回避他的话题。
　　 他失败地放弃他的语言才华，神秘地邀请我去看他躲起来制作的超细竹丝编织的十八罗汉、飞天等工艺画。他从来没有学过画，在县里买了一本黑白图画书，照着图画，编织起来，谁也没有见过，但从他非常得意的眼神中，可以知道一定身手不凡。
　　 他一再邀请我去他家看看，可是我不愿意，因为我不愿意听他冗长的对时事生硬的曲解和评判。我借故不去参观他倾其一生悉心编制的心血！
　　 2003年的一天清早，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要到我家来有事，电话里不好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立即起床开门。他从背上解下一副重重的用木头框子玻璃镜裱好的竹丝画，编的是飞天。我第一次看到用竹丝编制的飞天，如此有动感，如此惟妙惟肖！还有果盘、竹箱子之类。他气喘吁吁地说，刚从上海回来，本想去参加什么博览会的，纯手工制品，外国人可能喜欢，可是，据说要事先签合同，交押金什么的，才可以进入会场。他不懂，进不了。他想在门口摆，被保安赶走了。在火车上，乘客建议他上网，说不愁卖不了。
　　 他来找我，就是让我帮忙给他的宝贝上网的。那个时候，我刚刚学会打字，不懂得可以开店卖宝贝，但是我仍然答应下来，因为我知道，拍了照片可以挂在网上，或许有人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