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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为视角，探寻竞技对秩序的追求由群体本位阶段到个体本位阶段，再向类本位阶段过渡的历程，阐述国家和谐竞技观构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进而提出树立“育人夺标，和谐世界”之国家和谐竞技观的4项具体对策：在坚持马克思类本位思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竞技文化、依法治体、以德治体和变革运动员培养方式。
关键词：竞技秩序；群体本位；个体本位；类本位；和谐竞技观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8)08-0001-04
Competition’s pursuit of order——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ew of nationwide harmonious competition
ZHAO Yong-ping1，SONG Jian2，ZUO Jun-sheng3
(1.Institute Office，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chun 130022，China；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chun 130022，China；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 a theory of Marx,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on’s pursuit of order transiting from group standard stage to individual standard stage and then to type standard stage, expatiated on the time background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ew of nationwide harmonious competition, and further put forward 4 specific measures for establishing such a view of nationwide harmonious competition as “Cultivate Standard Meeting Students for a Harmonious World”, namely, further study competitive sports culture, manage sports according to law, regulate sports according to ethics, and transform athlete cultivation modes,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Marxist standard ideology.
Key words: competition order；group standard；individual standard；type standard；view of harmonious competition
当今中国的竞技体育赛场存在着一系列不和谐的问题，其主要症结是秩序意识的匮乏。为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主张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确立和谐的竞技体育观奠定思想基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三阶段”作出了经典阐述，即人的发展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的群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个体本位阶段和“自由个性”的类本位阶段[1]。竞技追求秩序的历史形态，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的发展三阶段”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只有立足类本位的维度，中国竞技才能树立起兼顾个人(个体)、国家(群体)、世界(类)三者利益，具有类文明的和谐竞技观，实现类和谐的公共体育秩序。
1竞技对秩序的追求历程：以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为视角
人是竞技的主体与目的。以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为视角来探索竞技史，我们把竞技对秩序的追求历程划分为群体本位阶段——古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和个体本位阶段——现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两大现实阶段，以及类本位阶段——当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这是目前世界竞技正力求实现的状态。
1.1群体本位阶段——古希腊竞技对秩序的追求及其文明贡献
奥林匹克运动发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城邦是现代“社会”的原型，古希腊人大都信仰整体主义价值观，处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历史特征的典型的群体本位阶段。公民是希腊城邦中不可独立的政治要素，假设公民离开城邦，则“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袛”[2]。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层面上的基本关系是交换的、对等的、契约式的；在情感上的关系则是相互尊重和博爱均等的。他们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动，用信仰来凝聚人们的精神。就政治秩序来说，“城邦要有关于公民资格、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要有行政机构、议事机构和法庭的选任、组织、权限、责任的法律，以及把血族复仇的古代惯例，转化为国家负责惩处犯罪行为的刑法”[3]。
古希腊的竞技者是平等的、有个性张力的公民，在统一的规则下，不分长幼、尊卑，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正如希腊文管局总监亚罗尔斯曾提出的，奥林匹克的神祗们不仅仅是为了竞技才发起运动会，他们首先是为了反对无秩序和反理性的力量，对青年的教育原则中贯穿着竞技、神性与人性的精神。古希腊人通过古奥运会追求教育与和平，这是人类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用文明规则即“奥林匹克神圣休战”方式追求合理有序的公共生活的表现，是希腊文明的突出贡献。
然而，古希腊竞技的群体意识(种意识)毕竟比较狭隘，参加者只限于希腊城邦与海外殖民地的希腊公民，而外邦人、奴隶、妇女、战俘皆被排除在外。显然，这是一种群体本位条件下的自由竞技，打上了作为整体的人类之不自由的印记。古希腊的这种竞技秩序观建立在公民和城邦制度基础之上，随着制度的衰败，古代竞技运动也随之湮灭。
1.2个体本位阶段——现代竞技秩序中的不良现象剖析
现代竞技运动兴起于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14世纪到18世纪欧洲3次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使作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主义思想在西方产生。由此，人类(西方社会)发展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个体本位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活动中的人进一步发展了个性，逐步形成具有独立、自主、自律能力的主体。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看来，这是以运动员为范例的人类个体，向个性无限丰富的类本位阶段过渡的前提条件，因而又是一次重大的进步。
由于现今人类整体尚未脱离个体本位状态，因此，我们集中分析该阶段竞技秩序的若干弊端。在个体本位阶段，个人主义价值观占据了主流，但整体主义价值观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两种价值观的对立和矛盾往往显得突出和尖锐。在现代竞技运动中，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还很严重；在个体本位阶段，个人和群体的矛盾与极端个人主义的问题，随着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逐渐突显出来。市场化浪潮片面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人变成了莱布尼茨所描绘的自利“单子”，盈利成为第一甚或唯一目的，竞技运动中锦标和奖牌等物质诱惑，使竞技被严重地“物化”。竞技秩序不断面临着不和谐因素的冲击：就世界整体来说，过度的民族主义、国家至上主义在竞技赛场上时而泛滥蔓延(如纳粹奥运会、慕尼黑惨案、东欧集团抵制美国奥运会等事件)；就中国来说，兴奋剂、黑哨、假球、殴斗现象屡禁不止，少数别有图谋的藏独分子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行暴力干扰，等等。
要克服以上竞技秩序中的不良现象，人类必须站在历史的大角度，把爱国主义精神与国际主义精神（类意识）统一起来，处理好市场、个性、国家、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作为对世界负有责任的大国之一，中国更需要从类本位的高度举办高水平的竞技赛事，把国家利益视为世界利益的一部分，实现不同群体的互相认同，促进世界和谐。
2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类本位为方向，树立国家和谐竞技观
2.1树立国家和谐竞技观的时代背景与意义
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际交往联系的加强，民族地域的历史正转变为世界性的历史。人类正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个体本位秩序阶段，向“人的自由个性”的类本位秩序阶段过渡，趋向在全球化的基础上达至类与群体、个体相统一的状态。我国经历了几千年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正向以平等、法治为原则的个体本位社会过渡，同时，又应放眼未来，向类本位方向努力[4]。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中国将与国际社会更加密切地接触。为了赢得国际的尊敬，中国不仅要谨守平等、民主、法制等普世文明的价值规范，也要把中国优秀的、普世的文化贡献给世界。
十六大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强调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这也正是竞技运动积极追求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无论对于竞技运动自身的发展，还是对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积极意义。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强调，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公正是体育的灵魂和尺度；体育不分种族、性别、信仰，摒弃偏见、歧视、欺诈，追寻并实现着公正的核心价值。规则是体育的生命线，是竞技场上的法律，具有权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天然契合，都追求平等、崇尚秩序、尊重规则。同时，体育既讲求公平竞争，又讲求分工合作，可以有效地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归属感，是消除对立、弥合分歧、缓解矛盾的有效媒介。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进程中，体育可以发挥其独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应站在马克思主义类本位的高度，结合世界体育发展的潮流与我国的特殊国情，树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新竞技观。
2.2树立“育人夺标，和谐世界”的国家和谐竞技观
立足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展的类本位理想，我们应当随时代的变化，反思既有的国家竞技观，即“为国争光”的旧竞技观。“为国争光”的国家竞技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今天中国对内追求和谐社会、对外追求和谐世界的战略下，若再过分求之，易诱发大国发展中的焦虑心态，给“中国威胁论”以某种口实，从而不利于我国的和平崛起。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主张建立“育人夺标，和谐世界”的新竞技观。具体言之，“育人夺标”的竞技体育思想，主张育人是其灵魂，夺标是其载体。育人，就是要运用奥林匹克等高水平竞技与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秩序、团结、友谊、无种族歧视等现代价值观，培养世界性公民，即有自由个性的“世界-中国人”；夺标，不仅是竞技的锦标，还有人生、事业的目标。这将改变中国发展竞技仅仅是为了宣扬国威的状况，把竞技的重心放在培养国民健全的体魄、快乐的性格方面；改变国家竞技运动“血汗工厂”的形象——避免运动员在竞技中的异化，使竞技与教育相结合，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竞技人。
3构建国家和谐竞技观的基本对策
3.1深入研究竞技文化
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认为，类本位阶段人的发展，不是单纯的道德、知识、体能等因素的片面提升，而是自由个性的全面实现，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在这一思想境域中审视当代中国竞技的崛起，就不能只是奖牌、金牌数量的增加，而应是竞技文化的全面繁荣，“竞技文化发展的方向与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不断地向前演进”[5]。文化包括3个层级：内在的观念层、外在的器物层和处在两者之间的制度层。中国竞技体育在器物层上模仿西方体育的运动形式、技术、战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制度层与观念层方面，与西方发达体育文化相去甚远，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因此，只有深入研究中国竞技体育与国外先进竞技体育在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差距，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起先进的竞技制度、观念文化，才能真实地促进我国竞技文化的繁荣；只有全面研究竞技文化、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竞技秩序，才能真正树立起“育人夺标，和谐世界”的和谐竞技观，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竞技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成果取得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狭义的体育研究所能单独完成的课题，它既需要我们长期进行人力、物力的投入，又需要包括社会学、文化学、体育学等多门学科理论工作者的联合攻关，需要我们深入挖掘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位的思想，返本开新，以作为竞技文化研究的理念支撑。
3.2依法治体，推进国家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马克思的类本位思想认为，取代物的依赖关系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过程，并不是对以往文明成果的简单否定，而是在保存其合理性的同时，又克服其缺陷的扬弃过程。这一光辉思想与形形色色的抽象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说明达至类本位阶段的渠道，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逐渐过渡。表现在体育竞技方面，就是要求我们逐步改革管理体制，为国家和谐竞技观的最终确立奠定法律的、制度的、刚性的保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旧的“举国竞技”体制，是一种倾全国之力培养少数体育精英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一体制已不再适应竞技体育的发展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为我们在新时期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指针。具体言之，一是要求作为体育主管部门的政府，按照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决策、执行、监督”原则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服务职能；二是要求政府与体育团体树立平等、协作的民主关系，由法律来确定市场、社会、政府的权限，调节各自的行为，共同为竞技体育的繁荣贡献力量；三是要求加强国家对新闻媒体的合理控制，要求媒体报道的内容公正、客观、准确，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或运动队有过激或侮辱性的言语和行为；四是要求制定专门的《体育法》，通过法律手段来制裁兴奋剂滥用、球场暴力、黑哨、假球等违反体育道德和规范的行为，以此维护体育精神与公正的体育秩序，为构建国家和谐竞技观提供制度与法律保障。
3.3以德治体，为树立和谐竞技观提供自律基础
如果说依法治体的对策侧重于从他律、外在规范的角度树立国家和谐竞技观，那么以德治体的对策则侧重于从自律、内在意识的角度树立国家和谐竞技观。以德治体是树立和评价和谐竞技观及其行为的又一项重要对策、指标。马克思认为，类本位阶段的人是自由自觉个性充分实现的主体，历史积淀的德行、伦理在这样的新人身上得以扬弃；以类为本位的人必然具有崇高的道德。这一思想体现在树立国家和谐竞技观的对策上，也就是要求以德治体。结合我国竞技发展实际，我们认为，一是要创建和谐竞技观中的“道德竞技”思想体系，通过强化“以德治体”意识为“依法治体”提供必要的支撑；二是要通过道德教育、教化的感召力，使运动员和观众树立起和谐竞技理念，自觉维护体育精神与赛场秩序；三是要加强对所有公民进行包括热爱生命、热爱和平、尊重人权、互相友爱、遵纪守法、诚实可信、热爱自然、保护环境、举止文明、热心公益在内的良好品质教育；四是要集中对观众进行奥运精神及知识的传播，同时还要强化身心健康、积极参与、欣赏分享、关心社会公益、热心助残等方面的教育。以德治体是一个革新风气、从根本上改善竞技活动参与主体精神气质和文明素质的重要举措，要求长期的人文熏陶和坚持不懈的推行。
3.4运动员培养方式变革
马克思认为，类本位阶段之前，人的发展都处于一定的异化状态，即人的自由个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个人与类之间存在着对抗关系。就我们国家旧有的运动员培养方式来说，同样存在着不利于个人自由发展、不利于个体与类的和谐的因素。在前面所提到的旧的“举国竞技”体制当中，高水平的运动员主要由国家单独培养，这就带来了培养模式单一、成本过高、淘汰率高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了人力与资金的浪费，而且容易引发体育主管部门与运动员利益的冲突，这与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称。因此，今天我们所主张建立的和谐竞技观，倡导国内运动员培养模式从政府单独培养，向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培养的多元模式转变，走竞技与教育相结合的培养之路。我们认同这样的观点，“奥林匹克运动是展现自我，表现自我能力，满足人类娱乐和体现运动本性的活动”[6]，因此，运动员的培养应是“物”的训练与“人”的修炼相结合的竞技教育过程，这正是马克思类本位思想的旨归。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倡导国家竞技培养方式向多元化方向变革，即向体教结合——运动队院校化和社会化等多种培养方式的方向变革。只有如此，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激发高校与社会发展国家竞技运动的热情和活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 顾准. 顾准文集[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 高清海. 高清海哲学文存[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 宋继新. 竞技教育学[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6] 陈立基. 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观[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编辑：黄子响]
关键词：竞技秩序；群体本位；个体本位；类本位；和谐竞技观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8)08-0001-04
Competition’s pursuit of order——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ew of nationwide harmonious competition
ZHAO Yong-ping1，SONG Jian2，ZUO Jun-sheng3
(1.Institute Office，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chun 130022，China；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chun 130022，China；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 a theory of Marx,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on’s pursuit of order transiting from group standard stage to individual standard stage and then to type standard stage, expatiated on the time background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ew of nationwide harmonious competition, and further put forward 4 specific measures for establishing such a view of nationwide harmonious competition as “Cultivate Standard Meeting Students for a Harmonious World”, namely, further study competitive sports culture, manage sports according to law, regulate sports according to ethics, and transform athlete cultivation modes,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Marxist standard ideology.
Key words: competition order；group standard；individual standard；type standard；view of harmonious competition
当今中国的竞技体育赛场存在着一系列不和谐的问题，其主要症结是秩序意识的匮乏。为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主张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确立和谐的竞技体育观奠定思想基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三阶段”作出了经典阐述，即人的发展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的群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个体本位阶段和“自由个性”的类本位阶段[1]。竞技追求秩序的历史形态，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的发展三阶段”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只有立足类本位的维度，中国竞技才能树立起兼顾个人(个体)、国家(群体)、世界(类)三者利益，具有类文明的和谐竞技观，实现类和谐的公共体育秩序。
1竞技对秩序的追求历程：以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为视角
人是竞技的主体与目的。以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为视角来探索竞技史，我们把竞技对秩序的追求历程划分为群体本位阶段——古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和个体本位阶段——现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两大现实阶段，以及类本位阶段——当代对竞技秩序的追求，这是目前世界竞技正力求实现的状态。
1.1群体本位阶段——古希腊竞技对秩序的追求及其文明贡献
奥林匹克运动发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城邦是现代“社会”的原型，古希腊人大都信仰整体主义价值观，处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历史特征的典型的群体本位阶段。公民是希腊城邦中不可独立的政治要素，假设公民离开城邦，则“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袛”[2]。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层面上的基本关系是交换的、对等的、契约式的；在情感上的关系则是相互尊重和博爱均等的。他们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动，用信仰来凝聚人们的精神。就政治秩序来说，“城邦要有关于公民资格、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要有行政机构、议事机构和法庭的选任、组织、权限、责任的法律，以及把血族复仇的古代惯例，转化为国家负责惩处犯罪行为的刑法”[3]。
古希腊的竞技者是平等的、有个性张力的公民，在统一的规则下，不分长幼、尊卑，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正如希腊文管局总监亚罗尔斯曾提出的，奥林匹克的神祗们不仅仅是为了竞技才发起运动会，他们首先是为了反对无秩序和反理性的力量，对青年的教育原则中贯穿着竞技、神性与人性的精神。古希腊人通过古奥运会追求教育与和平，这是人类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用文明规则即“奥林匹克神圣休战”方式追求合理有序的公共生活的表现，是希腊文明的突出贡献。
然而，古希腊竞技的群体意识(种意识)毕竟比较狭隘，参加者只限于希腊城邦与海外殖民地的希腊公民，而外邦人、奴隶、妇女、战俘皆被排除在外。显然，这是一种群体本位条件下的自由竞技，打上了作为整体的人类之不自由的印记。古希腊的这种竞技秩序观建立在公民和城邦制度基础之上，随着制度的衰败，古代竞技运动也随之湮灭。
1.2个体本位阶段——现代竞技秩序中的不良现象剖析
现代竞技运动兴起于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14世纪到18世纪欧洲3次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使作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主义思想在西方产生。由此，人类(西方社会)发展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个体本位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活动中的人进一步发展了个性，逐步形成具有独立、自主、自律能力的主体。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看来，这是以运动员为范例的人类个体，向个性无限丰富的类本位阶段过渡的前提条件，因而又是一次重大的进步。
由于现今人类整体尚未脱离个体本位状态，因此，我们集中分析该阶段竞技秩序的若干弊端。在个体本位阶段，个人主义价值观占据了主流，但整体主义价值观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两种价值观的对立和矛盾往往显得突出和尖锐。在现代竞技运动中，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还很严重；在个体本位阶段，个人和群体的矛盾与极端个人主义的问题，随着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逐渐突显出来。市场化浪潮片面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人变成了莱布尼茨所描绘的自利“单子”，盈利成为第一甚或唯一目的，竞技运动中锦标和奖牌等物质诱惑，使竞技被严重地“物化”。竞技秩序不断面临着不和谐因素的冲击：就世界整体来说，过度的民族主义、国家至上主义在竞技赛场上时而泛滥蔓延(如纳粹奥运会、慕尼黑惨案、东欧集团抵制美国奥运会等事件)；就中国来说，兴奋剂、黑哨、假球、殴斗现象屡禁不止，少数别有图谋的藏独分子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行暴力干扰，等等。
要克服以上竞技秩序中的不良现象，人类必须站在历史的大角度，把爱国主义精神与国际主义精神（类意识）统一起来，处理好市场、个性、国家、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作为对世界负有责任的大国之一，中国更需要从类本位的高度举办高水平的竞技赛事，把国家利益视为世界利益的一部分，实现不同群体的互相认同，促进世界和谐。
2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类本位为方向，树立国家和谐竞技观
2.1树立国家和谐竞技观的时代背景与意义
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际交往联系的加强，民族地域的历史正转变为世界性的历史。人类正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个体本位秩序阶段，向“人的自由个性”的类本位秩序阶段过渡，趋向在全球化的基础上达至类与群体、个体相统一的状态。我国经历了几千年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正向以平等、法治为原则的个体本位社会过渡，同时，又应放眼未来，向类本位方向努力[4]。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中国将与国际社会更加密切地接触。为了赢得国际的尊敬，中国不仅要谨守平等、民主、法制等普世文明的价值规范，也要把中国优秀的、普世的文化贡献给世界。
十六大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强调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这也正是竞技运动积极追求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无论对于竞技运动自身的发展，还是对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积极意义。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强调，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公正是体育的灵魂和尺度；体育不分种族、性别、信仰，摒弃偏见、歧视、欺诈，追寻并实现着公正的核心价值。规则是体育的生命线，是竞技场上的法律，具有权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天然契合，都追求平等、崇尚秩序、尊重规则。同时，体育既讲求公平竞争，又讲求分工合作，可以有效地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归属感，是消除对立、弥合分歧、缓解矛盾的有效媒介。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进程中，体育可以发挥其独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应站在马克思主义类本位的高度，结合世界体育发展的潮流与我国的特殊国情，树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新竞技观。
2.2树立“育人夺标，和谐世界”的国家和谐竞技观
立足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展的类本位理想，我们应当随时代的变化，反思既有的国家竞技观，即“为国争光”的旧竞技观。“为国争光”的国家竞技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今天中国对内追求和谐社会、对外追求和谐世界的战略下，若再过分求之，易诱发大国发展中的焦虑心态，给“中国威胁论”以某种口实，从而不利于我国的和平崛起。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主张建立“育人夺标，和谐世界”的新竞技观。具体言之，“育人夺标”的竞技体育思想，主张育人是其灵魂，夺标是其载体。育人，就是要运用奥林匹克等高水平竞技与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秩序、团结、友谊、无种族歧视等现代价值观，培养世界性公民，即有自由个性的“世界-中国人”；夺标，不仅是竞技的锦标，还有人生、事业的目标。这将改变中国发展竞技仅仅是为了宣扬国威的状况，把竞技的重心放在培养国民健全的体魄、快乐的性格方面；改变国家竞技运动“血汗工厂”的形象——避免运动员在竞技中的异化，使竞技与教育相结合，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竞技人。
3构建国家和谐竞技观的基本对策
3.1深入研究竞技文化
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认为，类本位阶段人的发展，不是单纯的道德、知识、体能等因素的片面提升，而是自由个性的全面实现，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在这一思想境域中审视当代中国竞技的崛起，就不能只是奖牌、金牌数量的增加，而应是竞技文化的全面繁荣，“竞技文化发展的方向与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不断地向前演进”[5]。文化包括3个层级：内在的观念层、外在的器物层和处在两者之间的制度层。中国竞技体育在器物层上模仿西方体育的运动形式、技术、战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制度层与观念层方面，与西方发达体育文化相去甚远，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因此，只有深入研究中国竞技体育与国外先进竞技体育在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差距，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起先进的竞技制度、观念文化，才能真实地促进我国竞技文化的繁荣；只有全面研究竞技文化、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竞技秩序，才能真正树立起“育人夺标，和谐世界”的和谐竞技观，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竞技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成果取得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狭义的体育研究所能单独完成的课题，它既需要我们长期进行人力、物力的投入，又需要包括社会学、文化学、体育学等多门学科理论工作者的联合攻关，需要我们深入挖掘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位的思想，返本开新，以作为竞技文化研究的理念支撑。
3.2依法治体，推进国家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马克思的类本位思想认为，取代物的依赖关系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过程，并不是对以往文明成果的简单否定，而是在保存其合理性的同时，又克服其缺陷的扬弃过程。这一光辉思想与形形色色的抽象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说明达至类本位阶段的渠道，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逐渐过渡。表现在体育竞技方面，就是要求我们逐步改革管理体制，为国家和谐竞技观的最终确立奠定法律的、制度的、刚性的保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旧的“举国竞技”体制，是一种倾全国之力培养少数体育精英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一体制已不再适应竞技体育的发展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为我们在新时期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指针。具体言之，一是要求作为体育主管部门的政府，按照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决策、执行、监督”原则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服务职能；二是要求政府与体育团体树立平等、协作的民主关系，由法律来确定市场、社会、政府的权限，调节各自的行为，共同为竞技体育的繁荣贡献力量；三是要求加强国家对新闻媒体的合理控制，要求媒体报道的内容公正、客观、准确，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或运动队有过激或侮辱性的言语和行为；四是要求制定专门的《体育法》，通过法律手段来制裁兴奋剂滥用、球场暴力、黑哨、假球等违反体育道德和规范的行为，以此维护体育精神与公正的体育秩序，为构建国家和谐竞技观提供制度与法律保障。
3.3以德治体，为树立和谐竞技观提供自律基础
如果说依法治体的对策侧重于从他律、外在规范的角度树立国家和谐竞技观，那么以德治体的对策则侧重于从自律、内在意识的角度树立国家和谐竞技观。以德治体是树立和评价和谐竞技观及其行为的又一项重要对策、指标。马克思认为，类本位阶段的人是自由自觉个性充分实现的主体，历史积淀的德行、伦理在这样的新人身上得以扬弃；以类为本位的人必然具有崇高的道德。这一思想体现在树立国家和谐竞技观的对策上，也就是要求以德治体。结合我国竞技发展实际，我们认为，一是要创建和谐竞技观中的“道德竞技”思想体系，通过强化“以德治体”意识为“依法治体”提供必要的支撑；二是要通过道德教育、教化的感召力，使运动员和观众树立起和谐竞技理念，自觉维护体育精神与赛场秩序；三是要加强对所有公民进行包括热爱生命、热爱和平、尊重人权、互相友爱、遵纪守法、诚实可信、热爱自然、保护环境、举止文明、热心公益在内的良好品质教育；四是要集中对观众进行奥运精神及知识的传播，同时还要强化身心健康、积极参与、欣赏分享、关心社会公益、热心助残等方面的教育。以德治体是一个革新风气、从根本上改善竞技活动参与主体精神气质和文明素质的重要举措，要求长期的人文熏陶和坚持不懈的推行。
3.4运动员培养方式变革
马克思认为，类本位阶段之前，人的发展都处于一定的异化状态，即人的自由个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个人与类之间存在着对抗关系。就我们国家旧有的运动员培养方式来说，同样存在着不利于个人自由发展、不利于个体与类的和谐的因素。在前面所提到的旧的“举国竞技”体制当中，高水平的运动员主要由国家单独培养，这就带来了培养模式单一、成本过高、淘汰率高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了人力与资金的浪费，而且容易引发体育主管部门与运动员利益的冲突，这与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称。因此，今天我们所主张建立的和谐竞技观，倡导国内运动员培养模式从政府单独培养，向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培养的多元模式转变，走竞技与教育相结合的培养之路。我们认同这样的观点，“奥林匹克运动是展现自我，表现自我能力，满足人类娱乐和体现运动本性的活动”[6]，因此，运动员的培养应是“物”的训练与“人”的修炼相结合的竞技教育过程，这正是马克思类本位思想的旨归。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倡导国家竞技培养方式向多元化方向变革，即向体教结合——运动队院校化和社会化等多种培养方式的方向变革。只有如此，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激发高校与社会发展国家竞技运动的热情和活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 顾准. 顾准文集[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 高清海. 高清海哲学文存[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 宋继新. 竞技教育学[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6] 陈立基. 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观[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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