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何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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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经验的宝贵总结,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那么,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充满活力、不断深入呢?最近,读了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教授张注洪的著作《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受到诸多启发。
  首先。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鲜活的,不是凝固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742)他所说的“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的方法”,就是说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后人去做。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终极真理。是死记硬背的教条,就大错特错,危害极大。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一条宝贵的经验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43)理论不断创新的动力,在于不断实践,了解和研究中国国情。
  什么是中国国情?通俗地说,就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纪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我们在新形势下,一定要牢记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一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其次。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掌握充足的史料。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P387)详细地占有材料,从研究材料中引出新的结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出发点。可见,搜集史料、辨别史料、研究史料、占有史料,是研究者的基本功。
  中华民族有着重视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然而,这些史料学著作大多拘泥于传统的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期,没能把近现代史融会贯通,反映的也是十多年前的学术成果。在当今市场经济形势下史料学著作不甚畅销的情况下,年过八旬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注洪潜心撰写《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慷慨出版该书,可以说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真诚追求和无私奉献,是史学界值得赞赏的幸事。这一著作的出版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延续了已经中断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著作出版的薪火。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张注洪所说,我们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增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感受能力、判断能力、理解能力和驾御能力,更好地总结历史规律,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再次。大胆创新,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一般来说,一部好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著作,能够清晰地阐述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并未到此止步。它既照顾到理论的系统性,又增加了实证分析,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该书使理论与实证前呼后应,做到和谐统一。全书共有五章,每章都有“本章概述”,提纲挈领,通论主要内容,使读者心中有数。例如这本书第四章,在“本章概述”之后,分别论述了“革命历史文献的分析与考证”、“中共党史史料的考证与校勘”、“专题研究中文献史料的分析与考证”、“史料分析与考证的举例和评介”,把每个时期史料整理与研究梳理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第五节“史料分析与考证的举例和评介”里,分别举例。如“具体考辨:《新中国40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书中一条史料的出处与引用”、“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国情研究的历史考察与史料分析”、“著述考略:对海伦·斯诺及其著作研究的几点思考”等。这样用理论统领史实,用史实阐释理论,相得益彰,增加了可读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为本来乏味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增添了活力。
  另外,运用网络工具,研究视野瞄准世界学术前沿。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本身就是世界性的大事变,何况,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不管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终归与世界连成了一体。中国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成为中国命运的关节点。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离不开对世界的了解。充分了解和借鉴世界上的研究状况,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内容。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801)《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一书,开阔视野,瞄准世界。它的第一章,专门设立“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考察与史料评介”;第六章,举例评介《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和《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第二章设立“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信息了解与成果评析”一节,举例鲍罗廷与中国活动、埃德加·斯诺与中国革命、美国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与史料述论等等。第五章分别论述怎样掌握国外史学情报和国外史学信息的资料来源与检索方法,有助于学者广泛搜集遍布世界的史料,尽可能地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
  随着知识更新步伐的加快,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手段也要不断更新。该书专门设立一节,论述“网络来源: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史料信息与互联网搜索工具的利用”。可谓紧跟科技潮流,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这绝对不是简单地追赶时髦,而是运用先进工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手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步。我们必须善于捕捉时代信息,吸取全人类的研究成果。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急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期待更多更厚重的研究成果问世。那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更值得众多的学者认真地读一读。当然,如果以后该书再版,作者在融会贯通上下一番功夫,使之更加鲜活,那就更增添学术分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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