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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屈原伟大的艺术创造，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对于《离骚》的意象研究方面，人们往往关注的是“香草美人”，而对于诗中仆夫与马的意象关注，除钱钟书、赵逵夫诸先生进行论述外，尚不多见。笔者对仆夫与马的意象进行分析，从而揭示意象背后的深层意蕴。
一、仆夫与马的行文位置
在《离骚》中，仆夫与马的意象出现在“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独特位置，从行文位置看是处于正文的末尾与乱辞之间。乱辞是全诗的意义总结或者是内容的补充，《离骚》中的乱辞是对全诗意义的高度总结而非补充，所以仆夫与马出现的位置是全诗的收束。从《离骚》全诗的内容结构来看，仆夫与马处于诗人自述身世、感慨历史、陈辞重华、首次飞游天界未果，第二次飞游天界即将成功的最后时刻。第一次飞升天界是因高丘无“女”，诗人上下求索，第二次诗人飞升是想要“神高驰之邈邈”，然而屈原心系楚国不忍离去，可见仆夫与马在此处承载的感情是极其厚重的。“仆夫悲余马怀兮”是诗人作出生死抉择时的痛苦体现，此前，屈景、陈轸皆远走他国，诗人的艰难、痛苦是舴艋舟难以载动的。
唐勒的《远游》袭用了屈原《离骚》中结尾的仆夫与马的模式来抒情：“涉青云以汎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思旧故以想像兮，长太息而掩涕。汜容与而遐举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驰兮，吾故将望乎南疑”。可以看见唐勒之作是对屈原的模仿，在对仆夫与马的刻画与运用上不是特别成功。在《远游》中，仆夫是感怀诗人的内心伤悲，并没有产生仆夫与马之间的关系。
在屈原的《离骚》中，仆夫与马怀顾不行的结果是指向“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志向终点。而唐勒《远游》中的仆夫与马指向的是旧乡，这两者并不等同，因为唐勒诗中在此只是一个简单的犹豫，紧接着便是“吾将往乎南夷”，最终指向是“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唐勒的灵魂明显栖息在了道家思想这棵大树上。从诗歌审美上看屈原的艺术构思更为生动，抒情也更为充分，诗歌结尾显得干净利落。“至清末的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远游》方提出疑问：‘忽临睨三句，此《离骚》归宿之言也。他句或可自用，此数句屈子必不再袭矣。’吴氏从艺术创作的心理方面看问题，虽然没有列出过硬的证据，所说却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将《离骚》那扣人心弦的结尾再次照搬在另一篇中，也就不是能写出《离骚》那样杰作的屈原了。”（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可以看出关于仆夫与马这几句诗确实是“归宿之言”与“扣人心弦的结尾”。
二、仆夫与马意象的悲剧色彩与抒情作用
在《离骚》中，诗人抒写自身的内美与修能，痛恨与佞臣为伍、国政混浊、怀王背约等，以上这些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足以让人悲伤。在第二次的飞升中屈原兴奋地抒写出了天界飞游的壮观幻丽，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飞游。或许诗人可以像苏秦、张仪一样汲汲于“势位富厚”，在乱世翻云覆雨，或者可以像屈景、陈轸一样远走他国，择良木而栖。可诗人通过仆夫与马的痛苦徘徊选择了继续执着于“独立不迁”的幼年异志，放弃飞天神游，这是《离骚》的悲剧，也是屈原人生的悲剧。不可忽视仆夫与马的蜷局悲伤表明诗人内心的无限痛楚，这使全诗的悲剧色彩分外鲜明。
“然而，屈原的行为又是违背历史意志的，因为他维护落后的氏族血缘关系、宗族制度以及原始的文化形态，在历史潮流的对抗中，它必然以失败告终。”（周丽云、颜长青《文化冲突中屈原的悲剧人格》）可以将秦楚两国的战争视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冲突，最终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囊括了楚文化，而屈原临睨的旧乡正是楚文化的旧乡，与其说仆夫与马顾楚国而不行，倒不如说是屈原对楚文化的依恋与维护。而这种维护落后文化并为之献身无疑是一种悲剧（尽管这一文化有合理成分），从这一角度看仆夫与马表现出了屈原在文化冲突中的悲剧。
“美政”是屈原一生最高的政治理想，他曾为之努力变法、草拟宪令，不惜与上官大夫子椒、靳尚等人反目成仇，被免去左徒之職以致被流放汉北。从中可以看出怀王的昏庸、保守势力的顽固，屈原的“美政”因此陷入了困境。“屈原在《离骚》中以历史理性直面美政困境，以个性化的审美意象观照美政困境，形成了暴露美政困境和弥合美政困境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功能场”（张京霞《美政困境的审美凝结》），从而生成了一种“美政”悲剧意识，而屈原《离骚》中的仆夫与马的意象是属于其个性化的审美意象，成为形成弥合美政困境的功能场的一部分，从而参与构成了美政悲剧意识。
仆夫与马的意象增强了《离骚》的悲剧色彩，可与曹植《洛神赋》相似书写比较分析而知。《洛神赋》中的“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关于仆夫与马的描写和人神同游显然为对《离骚》的模拟。这种相似既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又表现在思想情感上。尤其是此二处的仆夫与马的生动刻画都增强了各自作品的悲剧意识，也表现出了屈原、曹植二人相似的人生经历中产生了相似的心理活动，由此来看仆夫与马是屈原人生悲剧中情感悲剧的一种存在，仆夫与马的盘桓蜷局展示出了屈原在经历情感悲剧时对一种撕心裂肺而又崇高痛苦的承受。
诗人对于仆夫与马的描写是细节描写，也是一种心理描写。这样的描写目的中抒情的程度远大于言志。徐志啸在其《论楚骚诗学》中写道：“以《离骚》为例，此诗既是屈原自身生世经历遭遇的真实写照，更是他在经历曲折后愤慨激情的倾诉吐露，‘发愤以抒情’在此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论是前半段的自叙身世、志向表白，还是后半段的遨游天国、上下求索，无不围绕‘发愤以抒情’展开。”《离骚》在诗学史上处于言志到缘情的过渡阶段，而仆夫悲伤所御之马的蜷局回顾的生动的心理描写，使诗人的痛苦、悲伤和对楚国的眷恋以及对清白之志的执着等复杂情感和盘托出。
仆夫与马意象的“发愤以抒情”的作用在《论语》中也有相同描写。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再结合《左传》的相应描写可以发现当时鲁国军队失利，军情紧急而孟之反勇猛无畏、殿后掩护，他不自矜功伐的优秀品质通过“马不进”这一细节生动地表现出来。在《诗经》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描写，如“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诗中这位妇女对丈夫的思念并没有直接陈述出来，而是在诗人构造的虚境中通过想象以忧心丈夫的仆夫与马生病，将思妇内心深厚的感情含而不露地表现出来。进行比较之后可以发现两首诗中浓烈的感情，都是借助于对仆夫与马的意象进行精心剪裁而抒发的。 三、仆夫与马意象的隐秀之美与精神寄托
《离骚》的隐秀之美不是穿凿附会，而是诗人真性情的艺术呈现，仆夫与马的意象是典型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刘勰《文心雕龙》）。在《离骚》中诗人所驾之马因将要远离旧乡悲伤“顾而不前”，仆夫悲伤所御之马徘徊不进，也不忍离乡去国。联系上一句“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可知是屈原心中坚定了留在楚国的选择，外化在仆夫与马的意象中。屈原在幻想中将要去往一个理想中充满光明的地方，但他不忍心离开那个灵修浩荡、高丘无女却又寄托自己美政理想的楚国。正是因为屈原在犹豫痛苦中作出忠于楚国的抉择，所以仆夫与马同屈原心有灵犀，最终诗人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情志而是通过仆夫与马的意象间接传达给读者的。这一点就是“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
屈原对仆夫与马的描写是放在神奇壮丽的天界神游的意境中进行的，仆夫与马的意象同天界意象群所表现得是相反的，天界飞游是声势浩大、诏神驭龙、神圣光辉的愉悦情景，作者用了较多笔墨。仆夫与马的顾而难行，表现的则是彷徨痛苦、伤感崇高的现实情景，诗人仅用一句描写。在这一句中屈原细致地写出了仆夫悲伤、马“蜷局顾而不行”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马的形貌，一幅“屈原乘车图”便立刻浮现在眼前。尤为重要的是这句也表明诗人的去留抉择，可见仆夫与马这句是“篇中之独拔者”，可以算是全诗隐秀之美的典范。
《离骚》一诗的主题是忠君与爱国，在那个时代忠君与爱国是合二为一的，这一主题的表现，显示出在朝秦暮楚之风大行其道的时代，屈原拥有的圣洁灵魂。而仆夫与马的意象描写则是诗人圣洁灵魂外化的一种存在与表现。屈原对于楚国的热爱集中表现在其对“美政”理想九死不悔的追求，联系仆夫与马所在的诗句及乱辞可以看得更透彻。“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在楚国，楚王浩荡、党人暗蔽、香草不芳、知音难觅，诗人仍旧怀念故都，因为两美必合的“美政”无法实现，这种怀念是通过对仆夫与马的动容描写体现出来的。
仆夫与马的蜷局难行是诗人在圆环性质时间上的一种犹豫与眷念。“因此，主人翁在升上充满光明的上天的途中目击的‘旧乡’也许就是圆环性质的时间里人们自足生活的世界。”（“农耕社会形成后，人们的基本时间观念变成圆形而回环、永恒循环式的了。对于生活在以季节这种形式循环着的人们来说，最容易接受的时间观念是以一年为一个环节，环节间互相链锁，循环直至永远。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建立在这种特殊的时间观念上。”小南一郎《〈楚辞〉的时间观念》，登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78页）明显诗人留恋的“自足生活的世界”是“举杰压陛，诛讥罢只。直赢在位，近禹麾只”，实行了“美政”的楚国。这是诗人对圆环性质时间的一种留恋，在仆夫与马的形象中表现为徘徊犹豫，诗人神圣的灵魂由此而显露出来。以仆夫与马的意象表现出灵魂的诗人还有曹植，从其《九愁赋》“骖盘桓而思服，仰御骧以悲鸣。纡予袂而收涕，仆夫感以失声”中可以看出屈原“衣被词人”，更可以看出曹植通过“苑其鸿裁”表现出了其“贞心亮节，矢志靡他”的圣洁灵魂。
四、仆夫与马对屈原士精神风貌的折射
士是作为社会的良心而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社会阶级属性。士一方面根据人类的基本价值批判不合理的人和事，另一方面，努力地实践这些基本价值，即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国士的传统历史悠久，从先秦孔子到清朝曾国藩等人，显示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士人群体中屈原是杰出的代表。从“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中可知屈原是以自己与楚同姓和屈氏始祖是屈伯庸而自豪的，可以看到屈原是楚国贵族，但是根据赵逵夫的考证，屈宜臼的儿子即屈原的父亲，并没有在史书中被记载下来，而且屈原出生在原野并非楚国都城，可以知道屈氏一族正在没落。在春秋战国时代士的产生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庶人通过学习掌握知识，游说诸侯，通过自下而上的阶层流动成为士，如苏秦;另一方面是贵族没落，通过自上而下的阶层流动成为士，如屈原。
从屈原个人来说，他是具备成为士的条件的。首先屈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曾经担任左徒一职，活跃于当时的国际外交舞台上，他出使齐国，恢复齐楚邦交便是明证。在当时的外交舞台上，外交人员必须博闻强识而且熟读《诗经》，况且当时的纵横之士的游说辞也内容丰富，极富煽动性，而屈原作为外交人员必须是机敏过人、辩才无碍的。其次从士传承文化的任务上来看，在《离骚》中屈原的艺术构思、语言与楚文化密不可分，可贵的是屈原在其中表现出了法治思想、民本思想和爱国思想等，对楚文化进行了传承与创新，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同样如此。最后从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来看，虽然屈原以与楚同姓而自豪，其爱国思想有宗族观念，但是屈原更表现出了对于自己社会属性的超越，他没有仅仅为屈氏一族而谋私利，而是执着于心中的道。他的道既有历史性又有人间性。历史性表现在他继承舜、禹、周文王的美德與政治功业，也表现在想要继续楚三王的丰功伟绩。人间性表现在屈原的《离骚》中充满了对天界神奇的描写，但屈原并没有在其中追求解脱，追求羽化成仙获得长生，而是上下求“女”，为楚国求贤臣，也表现在屈原主张统一南方，从而对抗强秦，最终统一天下的美政理想。也可以将屈原与范仲淹、王安石简略对比，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民本思想，草拟《宪令》，实行美政，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王安石变法相比较毫无愧色，足以称为社会的良心。
在《离骚》中提到仆夫的诗句有“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日御羲和是仆夫在神话世界的变化，屈原希望羲和让时间流逝变慢，得以为楚国求访贤臣，第二句没有明确提到仆夫，但弭节的只能是仆夫，表现了屈原屈心抑志，第三句明确写出了仆夫悲伤难行、不忍去国，这也是屈原的心境。无论是神话世界中的日御羲和，还是现实世界的仆夫都表现出屈原作为士渴望得君行道、富国强兵、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貌。
五、结语
综上可以发现在《离骚》中仆夫与马的意象是一种微妙独特的存在，既表现为屈原的自铸伟辞，又是屈宋之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仆夫与马的意象增强了《离骚》一诗的审美效果，让我们目睹了屈原在直面生与死所作抉择时圣洁的灵魂。可以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伟大的士。
一、仆夫与马的行文位置
在《离骚》中，仆夫与马的意象出现在“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独特位置，从行文位置看是处于正文的末尾与乱辞之间。乱辞是全诗的意义总结或者是内容的补充，《离骚》中的乱辞是对全诗意义的高度总结而非补充，所以仆夫与马出现的位置是全诗的收束。从《离骚》全诗的内容结构来看，仆夫与马处于诗人自述身世、感慨历史、陈辞重华、首次飞游天界未果，第二次飞游天界即将成功的最后时刻。第一次飞升天界是因高丘无“女”，诗人上下求索，第二次诗人飞升是想要“神高驰之邈邈”，然而屈原心系楚国不忍离去，可见仆夫与马在此处承载的感情是极其厚重的。“仆夫悲余马怀兮”是诗人作出生死抉择时的痛苦体现，此前，屈景、陈轸皆远走他国，诗人的艰难、痛苦是舴艋舟难以载动的。
唐勒的《远游》袭用了屈原《离骚》中结尾的仆夫与马的模式来抒情：“涉青云以汎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思旧故以想像兮，长太息而掩涕。汜容与而遐举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驰兮，吾故将望乎南疑”。可以看见唐勒之作是对屈原的模仿，在对仆夫与马的刻画与运用上不是特别成功。在《远游》中，仆夫是感怀诗人的内心伤悲，并没有产生仆夫与马之间的关系。
在屈原的《离骚》中，仆夫与马怀顾不行的结果是指向“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志向终点。而唐勒《远游》中的仆夫与马指向的是旧乡，这两者并不等同，因为唐勒诗中在此只是一个简单的犹豫，紧接着便是“吾将往乎南夷”，最终指向是“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唐勒的灵魂明显栖息在了道家思想这棵大树上。从诗歌审美上看屈原的艺术构思更为生动，抒情也更为充分，诗歌结尾显得干净利落。“至清末的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远游》方提出疑问：‘忽临睨三句，此《离骚》归宿之言也。他句或可自用，此数句屈子必不再袭矣。’吴氏从艺术创作的心理方面看问题，虽然没有列出过硬的证据，所说却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将《离骚》那扣人心弦的结尾再次照搬在另一篇中，也就不是能写出《离骚》那样杰作的屈原了。”（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可以看出关于仆夫与马这几句诗确实是“归宿之言”与“扣人心弦的结尾”。
二、仆夫与马意象的悲剧色彩与抒情作用
在《离骚》中，诗人抒写自身的内美与修能，痛恨与佞臣为伍、国政混浊、怀王背约等，以上这些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足以让人悲伤。在第二次的飞升中屈原兴奋地抒写出了天界飞游的壮观幻丽，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飞游。或许诗人可以像苏秦、张仪一样汲汲于“势位富厚”，在乱世翻云覆雨，或者可以像屈景、陈轸一样远走他国，择良木而栖。可诗人通过仆夫与马的痛苦徘徊选择了继续执着于“独立不迁”的幼年异志，放弃飞天神游，这是《离骚》的悲剧，也是屈原人生的悲剧。不可忽视仆夫与马的蜷局悲伤表明诗人内心的无限痛楚，这使全诗的悲剧色彩分外鲜明。
“然而，屈原的行为又是违背历史意志的，因为他维护落后的氏族血缘关系、宗族制度以及原始的文化形态，在历史潮流的对抗中，它必然以失败告终。”（周丽云、颜长青《文化冲突中屈原的悲剧人格》）可以将秦楚两国的战争视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冲突，最终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囊括了楚文化，而屈原临睨的旧乡正是楚文化的旧乡，与其说仆夫与马顾楚国而不行，倒不如说是屈原对楚文化的依恋与维护。而这种维护落后文化并为之献身无疑是一种悲剧（尽管这一文化有合理成分），从这一角度看仆夫与马表现出了屈原在文化冲突中的悲剧。
“美政”是屈原一生最高的政治理想，他曾为之努力变法、草拟宪令，不惜与上官大夫子椒、靳尚等人反目成仇，被免去左徒之職以致被流放汉北。从中可以看出怀王的昏庸、保守势力的顽固，屈原的“美政”因此陷入了困境。“屈原在《离骚》中以历史理性直面美政困境，以个性化的审美意象观照美政困境，形成了暴露美政困境和弥合美政困境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功能场”（张京霞《美政困境的审美凝结》），从而生成了一种“美政”悲剧意识，而屈原《离骚》中的仆夫与马的意象是属于其个性化的审美意象，成为形成弥合美政困境的功能场的一部分，从而参与构成了美政悲剧意识。
仆夫与马的意象增强了《离骚》的悲剧色彩，可与曹植《洛神赋》相似书写比较分析而知。《洛神赋》中的“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关于仆夫与马的描写和人神同游显然为对《离骚》的模拟。这种相似既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又表现在思想情感上。尤其是此二处的仆夫与马的生动刻画都增强了各自作品的悲剧意识，也表现出了屈原、曹植二人相似的人生经历中产生了相似的心理活动，由此来看仆夫与马是屈原人生悲剧中情感悲剧的一种存在，仆夫与马的盘桓蜷局展示出了屈原在经历情感悲剧时对一种撕心裂肺而又崇高痛苦的承受。
诗人对于仆夫与马的描写是细节描写，也是一种心理描写。这样的描写目的中抒情的程度远大于言志。徐志啸在其《论楚骚诗学》中写道：“以《离骚》为例，此诗既是屈原自身生世经历遭遇的真实写照，更是他在经历曲折后愤慨激情的倾诉吐露，‘发愤以抒情’在此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论是前半段的自叙身世、志向表白，还是后半段的遨游天国、上下求索，无不围绕‘发愤以抒情’展开。”《离骚》在诗学史上处于言志到缘情的过渡阶段，而仆夫悲伤所御之马的蜷局回顾的生动的心理描写，使诗人的痛苦、悲伤和对楚国的眷恋以及对清白之志的执着等复杂情感和盘托出。
仆夫与马意象的“发愤以抒情”的作用在《论语》中也有相同描写。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再结合《左传》的相应描写可以发现当时鲁国军队失利，军情紧急而孟之反勇猛无畏、殿后掩护，他不自矜功伐的优秀品质通过“马不进”这一细节生动地表现出来。在《诗经》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描写，如“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诗中这位妇女对丈夫的思念并没有直接陈述出来，而是在诗人构造的虚境中通过想象以忧心丈夫的仆夫与马生病，将思妇内心深厚的感情含而不露地表现出来。进行比较之后可以发现两首诗中浓烈的感情，都是借助于对仆夫与马的意象进行精心剪裁而抒发的。 三、仆夫与马意象的隐秀之美与精神寄托
《离骚》的隐秀之美不是穿凿附会，而是诗人真性情的艺术呈现，仆夫与马的意象是典型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刘勰《文心雕龙》）。在《离骚》中诗人所驾之马因将要远离旧乡悲伤“顾而不前”，仆夫悲伤所御之马徘徊不进，也不忍离乡去国。联系上一句“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可知是屈原心中坚定了留在楚国的选择，外化在仆夫与马的意象中。屈原在幻想中将要去往一个理想中充满光明的地方，但他不忍心离开那个灵修浩荡、高丘无女却又寄托自己美政理想的楚国。正是因为屈原在犹豫痛苦中作出忠于楚国的抉择，所以仆夫与马同屈原心有灵犀，最终诗人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情志而是通过仆夫与马的意象间接传达给读者的。这一点就是“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
屈原对仆夫与马的描写是放在神奇壮丽的天界神游的意境中进行的，仆夫与马的意象同天界意象群所表现得是相反的，天界飞游是声势浩大、诏神驭龙、神圣光辉的愉悦情景，作者用了较多笔墨。仆夫与马的顾而难行，表现的则是彷徨痛苦、伤感崇高的现实情景，诗人仅用一句描写。在这一句中屈原细致地写出了仆夫悲伤、马“蜷局顾而不行”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马的形貌，一幅“屈原乘车图”便立刻浮现在眼前。尤为重要的是这句也表明诗人的去留抉择，可见仆夫与马这句是“篇中之独拔者”，可以算是全诗隐秀之美的典范。
《离骚》一诗的主题是忠君与爱国，在那个时代忠君与爱国是合二为一的，这一主题的表现，显示出在朝秦暮楚之风大行其道的时代，屈原拥有的圣洁灵魂。而仆夫与马的意象描写则是诗人圣洁灵魂外化的一种存在与表现。屈原对于楚国的热爱集中表现在其对“美政”理想九死不悔的追求，联系仆夫与马所在的诗句及乱辞可以看得更透彻。“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在楚国，楚王浩荡、党人暗蔽、香草不芳、知音难觅，诗人仍旧怀念故都，因为两美必合的“美政”无法实现，这种怀念是通过对仆夫与马的动容描写体现出来的。
仆夫与马的蜷局难行是诗人在圆环性质时间上的一种犹豫与眷念。“因此，主人翁在升上充满光明的上天的途中目击的‘旧乡’也许就是圆环性质的时间里人们自足生活的世界。”（“农耕社会形成后，人们的基本时间观念变成圆形而回环、永恒循环式的了。对于生活在以季节这种形式循环着的人们来说，最容易接受的时间观念是以一年为一个环节，环节间互相链锁，循环直至永远。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建立在这种特殊的时间观念上。”小南一郎《〈楚辞〉的时间观念》，登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78页）明显诗人留恋的“自足生活的世界”是“举杰压陛，诛讥罢只。直赢在位，近禹麾只”，实行了“美政”的楚国。这是诗人对圆环性质时间的一种留恋，在仆夫与马的形象中表现为徘徊犹豫，诗人神圣的灵魂由此而显露出来。以仆夫与马的意象表现出灵魂的诗人还有曹植，从其《九愁赋》“骖盘桓而思服，仰御骧以悲鸣。纡予袂而收涕，仆夫感以失声”中可以看出屈原“衣被词人”，更可以看出曹植通过“苑其鸿裁”表现出了其“贞心亮节，矢志靡他”的圣洁灵魂。
四、仆夫与马对屈原士精神风貌的折射
士是作为社会的良心而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社会阶级属性。士一方面根据人类的基本价值批判不合理的人和事，另一方面，努力地实践这些基本价值，即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国士的传统历史悠久，从先秦孔子到清朝曾国藩等人，显示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士人群体中屈原是杰出的代表。从“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中可知屈原是以自己与楚同姓和屈氏始祖是屈伯庸而自豪的，可以看到屈原是楚国贵族，但是根据赵逵夫的考证，屈宜臼的儿子即屈原的父亲，并没有在史书中被记载下来，而且屈原出生在原野并非楚国都城，可以知道屈氏一族正在没落。在春秋战国时代士的产生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庶人通过学习掌握知识，游说诸侯，通过自下而上的阶层流动成为士，如苏秦;另一方面是贵族没落，通过自上而下的阶层流动成为士，如屈原。
从屈原个人来说，他是具备成为士的条件的。首先屈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曾经担任左徒一职，活跃于当时的国际外交舞台上，他出使齐国，恢复齐楚邦交便是明证。在当时的外交舞台上，外交人员必须博闻强识而且熟读《诗经》，况且当时的纵横之士的游说辞也内容丰富，极富煽动性，而屈原作为外交人员必须是机敏过人、辩才无碍的。其次从士传承文化的任务上来看，在《离骚》中屈原的艺术构思、语言与楚文化密不可分，可贵的是屈原在其中表现出了法治思想、民本思想和爱国思想等，对楚文化进行了传承与创新，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同样如此。最后从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来看，虽然屈原以与楚同姓而自豪，其爱国思想有宗族观念，但是屈原更表现出了对于自己社会属性的超越，他没有仅仅为屈氏一族而谋私利，而是执着于心中的道。他的道既有历史性又有人间性。历史性表现在他继承舜、禹、周文王的美德與政治功业，也表现在想要继续楚三王的丰功伟绩。人间性表现在屈原的《离骚》中充满了对天界神奇的描写，但屈原并没有在其中追求解脱，追求羽化成仙获得长生，而是上下求“女”，为楚国求贤臣，也表现在屈原主张统一南方，从而对抗强秦，最终统一天下的美政理想。也可以将屈原与范仲淹、王安石简略对比，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民本思想，草拟《宪令》，实行美政，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王安石变法相比较毫无愧色，足以称为社会的良心。
在《离骚》中提到仆夫的诗句有“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日御羲和是仆夫在神话世界的变化，屈原希望羲和让时间流逝变慢，得以为楚国求访贤臣，第二句没有明确提到仆夫，但弭节的只能是仆夫，表现了屈原屈心抑志，第三句明确写出了仆夫悲伤难行、不忍去国，这也是屈原的心境。无论是神话世界中的日御羲和，还是现实世界的仆夫都表现出屈原作为士渴望得君行道、富国强兵、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貌。
五、结语
综上可以发现在《离骚》中仆夫与马的意象是一种微妙独特的存在，既表现为屈原的自铸伟辞，又是屈宋之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仆夫与马的意象增强了《离骚》一诗的审美效果，让我们目睹了屈原在直面生与死所作抉择时圣洁的灵魂。可以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伟大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