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自称“上海的女儿”的王安忆可谓是给新世纪的上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上海”在王安忆的笔下具有独特的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安忆一直执着而辛勤地寻找上海，深情地叙述着属于上海的故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她开始追求与80年代不同的上海面貌。一部《长恨歌》写尽了这座城从近四十年的沧桑浮华，同时也把自己推向了海派文学传人的位置。从《富萍》《桃之夭夭》到《遍地枭雄》，在王安忆新世纪的创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她笔下既有都市外来户的尴尬生活境遇，也有边缘市民的挣扎与浮沉经验。在日常生活的经营纽结中，王安忆向我们展现出了一个边缘视域下更人性、民间、本质的21世纪的上海。本文立足于王安忆新世纪小说中的上海边缘形象，从个像视角与群像视角出发，浅析王安忆对时代缝隙边缘的上海市民喜怒哀乐的书写，探究王安忆笔下边缘市民的人生与上海都市的关系。
　　一、个像描写展示的边缘市民生存图景
　　在王安忆的新世纪小说中，于都市边缘徘徊的市民无疑是她的上海故事里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通过都市生活洪流下的个像描写来表现边缘人物的生存困境，则着重体现了她对上海边缘市民的关怀以及对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温情。
　　《富萍》发表于2000年，是王安忆的第一部新世纪小说，写的是来自扬州的农村女孩儿逐步走入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故事。在乡下，女主人公富萍与李天华定了亲，后来被李天华的奶奶邀请来上海玩，故事也就此发生了新的转折，在见识过都市多姿多彩的生活之后，富萍渐渐长大成熟，逐渐萌生了毁弃婚约，赴身上海的想法，想要重新开始找寻自己的生活。故事最终却以富萍由乡下出走到上海，又最终远离了上海，在边缘的棚户区落了脚为结局，这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但这也是于城乡之际挣扎的富萍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挣扎而最后放弃所作出的选择，因此富萍便成为了上海城乡间徘徊的市民中最为真实的个像写照。从个像的角度出发，映射出了富萍的命运是上海新世纪变迁所塑造的千千万万人像中最为典型、普通的一种。正如郑鹏指出：“富萍是一点一点挤进这座城市的，这是个敲楔子的过程，只要有一线缝隙就可以暂时停留，直到完全进去，与整件木器融为一体。”
　　作为上海这个大都市最边沿的一员，富萍艰难地在其中一点点挤进去。王安忆也以个像视角生动地呈现边缘人的生活经历，带读者走进了这个城市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个灰暗的角落。从富萍的形象塑造中我们可以发现，从《长恨歌》到《富萍》，自新世纪开始，王安忆逐渐将目光从灯红酒绿的都市繁华转移到城市边缘的市民，开始关注属于徘徊于城乡之际上海市民的故事，以及属于他们的悲欢离合与抉择。这两个不同的上海书写在本质上并无太大不同，反而愈加在不同的上海书写形态上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结。
　　除此之外，在王安忆发表于2003年的另一部新世纪小说—《桃之夭夭》的创作中，从女主角郁晓秋的都市人生里，我们也能窥视出上海都市生活的艰难以及徘徊于都市边缘与底层个体的成长之路。从郁晓秋的个像形象塑造中，我们得以感受到万千个于上海城市边缘抉择与挣扎的“郁晓秋们”的别样人生。郁晓秋是一个饱经世俗排难，挣扎于上海都市边缘的底层市民，作为一个戏子的私生子，郁晓秋拥有极好的长相，却被生活所埋没，但最终她却凭借自己坚韧顽强的生命力走出了一段耀眼夺目的人生之路。在家中，郁晓秋是不幸的。在母亲那里，她是某种程度上的出气筒，性格粗鲁的母亲时常打骂她，也从未向她表示过一丝亲情。在女儿身上，母亲只看到无尽的羞耻，于是她将所有的伤害以及流言的谩骂几乎全部发泄在郁晓秋身上。兄姐也因她私生子的出身，对她十分的冷漠疏离。无论是从社会的舆论，还是家中冷到极致的环境来看，郁晓秋都处于城市边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底层的市民：她私生子的身世，成为了市井间被非议与八卦的话题，与此同时，她的青春与美丽呈现在她边缘人的身份上，亦被毫无道理地认为是扎眼且不安分的象征。
　　然而，这个从未引人注目的都市边缘者，最终却走出了一条让人意外的纯粹且艰难的人生之路：当家里遭逢变故，哥哥离家、母亲被扣留、姐姐患了肝炎，郁晓秋开始担起家庭的重任，重新开始坚强的生活。在之后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小无爱的环境并没有给郁晓秋造成打击与毁灭，取而代之的是郁晓秋更加积极、顽强地寻找人生的价值。逆境赋予了郁晓秋顽强的生命力，给了她克服困难的勇气与能量，在郁晓秋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与富萍的相似之处：作为底层个体于都市边缘的挣扎及挣扎下所展现的生命的坚韧。
　　在《桃之夭夭》中，王安忆写出了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身居底层的边缘市民的别样人生色彩，那更是一种关于坚韧善良的底色。从个像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的是这其中照映出的不仅是一个郁晓秋，亦是千千万万个郁晓秋的代表，正如王安忆所说：“她们就像那种石缝里的草，挤挤挨挨，没什么养分，却能钻出头，长出茎，某一时刻，还能开出些紫或黄的小花。”郁晓秋们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中汲取养分，充实丰盈自己，始终怀着一颗善良坚韧的心生活在市井烟火之中，最终得以开出最为绚烂的花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二、群像描写呈现的边缘市民生存景象
　　2005年出版的《遍地枭雄》与《富萍》《桃之夭夭》有所不同，描写的不再是作为城市底层的个体女性于都市的挣扎与成长，而是描述了一批当代大都市通俗底层市民的生存境遇，从《遍地枭雄》开始，王安忆从群像出发，塑造了一批身处都市边缘的上海市民，展开了一幅城市边缘市民们身居底层的人生命运画卷，而《遍地枭雄》也因此成为了王安忆新世纪小说创作中边缘市民群像塑造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21世纪初，上海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应运而生的是大批精英与人才，但与此同时，更多城市的边缘者也开始出现。作为城市边缘上海郊区的贫民窟的一员，韩燕来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市区开出租车，在这个陌生的空间，他感到无助、孤独而寂寞。但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默默无名的出租车司机韩燕来，却在当时上海最盛大的节日—圣诞夜被三名劫匪劫车，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终，他竟然主动加入大王们“枭雄”的行列，由被劫者变成打劫者，从此开始了与大王、二王、三王的浪迹天涯的亡命生活。他们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一带，想要隐居于深山，最终却难逃法网。“枭雄”们于上海这座大都市拼搏的最终结局，似乎也在诠释着边缘群体于这座城下所难以避免的困境。正如英国伦理学家鲍曼说的，“城市是产生陌生人的地方，是一個视若陌路的地方”。这种由于身处繁华都市感受到的陌生感与漂浮感，构成了都市背景下这批“枭雄”们独特的生命体验，而都市边缘人尴尬的身份也注定了他们只能成为时代洪流下的牺牲品。 　　在《遍地枭雄》中，王安忆通过韩燕来以及大王、二王、三王这一群人的经历，从群像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作为都市通俗底层青年们成长道路上所感受到的城市危机。那些“枭雄”们因在都市的急速发展及自我的成长历程中始终处于难以得到发展的窘迫境地，所以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追求只能走向虚无。这是城市边缘群体对于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归属问题的一次追寻与探索，最终却依旧要无奈地重回之前的生活轨迹中。从群像出发去关照这些“枭雄”们的抉择，或是处于青年道德成长上的偏差，或是迫于时代大环境下的不得已而为之。这些滋生于20世纪，经济浪潮冲击下城市边缘人的危机与尴尬处境无不引发读者的反省与深思。
　　三、结语
　　王安忆曾在自己的访谈录中说道：“我所描写的城市和人，渐渐在现代化的强大模式中崩溃、瓦解，这大约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崇拜的力量……我完全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来取代这迅速消解的生活。在这力量面前，文学太虚无了，我只是在纸上建立一个世界。”诚然，在新世纪小说的书写中，王安忆用她的笔触，从个像视角与群像视角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新世纪上海的浮华与温情，塑造了一批上海底层的新市民形象。王安忆从个像视角出发，写出了作为都市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从群像视角透视，又为我们展现了属于都市边缘的上海市民们独特而沉重的生命体验。在《富萍》《桃之夭夭》和《遍地枭雄》三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或是因移民的身份而始终难以走进都市中心，或是被繁华都市所抛弃，依旧保持了一颗善良而坚韧的心，或是都市漂泊不定最终走向毁灭……作为上海这座城的底层市民，富萍、郁晓秋、韩燕来以及大王、二王、三王无一不是在城市的边缘书写他们各自的人生，他们虽位于城市边缘，但他们的故事却是无数个上海边缘底层市民的代表。从个像出发，又从群像升华，王安忆在她的新世纪小说中，不断地为这群特殊的人寻找着出路。王安忆在自己都市新世纪小说创作中，持续地注视着这批底层的边缘市民们，他们远离主流，与中心地域空间疏离，而王安忆却始终用自己宽容平和的眼光注视着这批身处城市边缘的人们，书写着他们的命运，挖掘他们的血与泪、哭与笑，并从中提炼出生活的诗意，升华出生命的意义，这也正是她作为作家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的体现。
　　新世纪以来，王安忆一直在用发掘出的故事向读者叙述，那些于都市灯火下浮光掠影的都只是泡沫，而泡沫底下的扎实琐细的日常才是上海底层市民的真实写照。从个像出发到群像升华，王安忆用力于纸上给读者建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世界，一个至善至美的人生;用笔下塑造的一个个经典的角色，给处于生存焦虑中的人们以身份认同以及希望鼓舞。这些形形色色的上海市民形象深刻体现了王安忆对新时期上海的寻找与书写，也体现了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描绘与眷念，這是王安忆为新世纪文坛画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正是她一路寻觅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