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熟人销售，短视频“网红”带货，部分售假商家多社交平台流窜，假货还流向了二手平台和海外平台，监管处罚“按下葫芦浮起瓢”。
　　执法人员表示，网络售假正面临发现难、取证难、处罚难等新问题。专家认为，不仅要从生产源头上控制假货流入，还需明确网络平台和售假商家的相关责任。

网络售假平台转移

　　打开某短视频平台，在醋炫的背景音乐下。网络红人们展示衣服、鞋包、化妆品等短视频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本刊记者发现，该平台目前推出了“购物车”按钮，用户只要点击按钮，即可跳转到商品页面。然而，许多“网红”直通购物车里的商品却受到网友诟病——“三无产品、价格虚高”。
　　此外还有许多仿冒鞋包、化妆品等短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量传播。如“东莞德运鞋业”“鞋铺”等用户发布上千个短视频，展示名牌鞋，而这些鞋的价格远远低于正品售价。部分售假商家在社交平台积累了人气之后，将粉丝引流到自己的社交平台进行交易。大量网友吐槽，“这些短视频平台成了假货橱窗了”。
　　当下网络售假行为正从传统电商平台向社交平台和网络视频平台转移，售假方式也更为隐蔽。常见的导流手段是在电商平台的店铺页面或商品图片页面利用变异词“WX，V信，唯心”或微信图标打出微信号将消费者引到社交平台交易。奢侈品等造假的巨大利润使得商家不停变换手法注册新店铺，通过图片变异、打码商标等手段发布假货商品，甚至抱着“秀一把就死”的心态达到向社交平台引流的目的。

跨平台流窜

　　本是给个人卖家售卖闲置物品的平台，近年来也逐渐沦为奢侈品、数码产品等售假商家的“天堂”。在淘宝打假的高压之下，大量被清退的商家涌入门槛低、监管松的二手平台。
　　以苹果电脑充电器为例，百余元就可以在二手平台买到原价六百余元的“原装正品”，从包装到实物均是假冒的“山寨”产品，卖家“冯小杰2029”表示，“现在淘宝老是删链接，淘宝店就关了。就在二手平台上卖，但是也容易被删。”
　　除了从电商平台转移到二手平台，售假商家还在不同电商平台间流窜，在各大平台都开设店铺。如2017年11月广东、江苏公安打掉的一个销售假冒美国和香港版康宝莱减肥产品团伙，涉案嫌疑人供述，近两年来，除了在传统电商平台，还在国美以及线下有销售渠道。
　　
　　还有部分商家更是“攻占”了海外社交媒体的留言区。在部分明星、热门博主分享的日常图片、视频留言页下常常可以看到这些商家推广营销的身影，用“奢侈品高端复刻 wechatxxx”“世界名表1：1顶级复刻”“V信XXX港台海外都ok”等评论疯狂刷屏来吸引“潜在消费者”。

监管难题待攻克

　　本刊记者了解到，网络售假“隐性”转移给监管带来较大难度。主要体现为发现难、取证难和处罚难，监管成本较高。
　　微信法务负责人黄嘉慧介绍，微信当前打假手段是依靠用户举报和品牌维权，利用“微信品牌维权平台”，平台主动邀請著名品牌方加入，与微信团队一起对用户举报的售假账号进行鉴别核查。品牌方鉴别举报线索真伪。微信团队结合后台数据视情况执行封号、删除相关侵权内容等操作。截至2017年12月。“微信品牌维权平台”共接入186家品牌权利人，覆盖知名商标超过400个，平台累计处理超过72000个侵权账号。处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警告、清除侵权内容、封禁朋友圈、限制账号登录以及永久封禁账号等。
　　工商部门的执法人员表示，电商平台作为商业主体运营监管对象十分明确，但是监管社交平台的售假行为时，用户举报比较少，作为熟人销售模式，买方和卖方的口供同定困难。调取售假人个人的账户和通讯信息，不仅涉及个人隐私的保护，还要辨别哪些是朋友汇款，哪些是交易，执法成本很高。
　　微信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微信不保留聊天记录，需要保护用户包括通信秘密在内的个人隐私。部分不法用户利用这一点，选择在朋友圈这类私密场景发布、传播仿冒品信息。吸引其他用户与之沟通，这些侵权行为难以被发现，使得平台治理仿冒品信息难度大增。
　　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寅翼认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以及地方工商、质检等部门的统一执法为从源头上打击制假、售假创造了条件，从生产环节入手进行打击，有助于从根本上控制网络售假行为。网络平台的责任也需要进一步明确，社交网络上图片视频等内容均是由用户自主发布，对于可能存在售假的宣传内容。用户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平台对疑似售假内容进行了推荐、置顶等，就属于明知或应知的范畴，应该追究平台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