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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初欧洲社会学巨擘,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在社会学和哲学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尽管他的主要研究贡献不在传播学方面,但他敏锐地认识到,现代以来人类的思想极大地被传播所改变,因此在自己的研究中充分考虑了现代传播这一重要因素。曼海姆的思想对于兴起于20世纪前半叶、自谓“传播学史就是社会科学的历史”①的传播学研究尤其是批判传播学派,②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曼海姆对批判传播学派的方法论影响
曼海姆的思想对于批判传播学派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传播学两大学派经验——功能主义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分歧,从源头上说,来自双方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方法论应用上的巨大歧见,集中体现在一个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上,即究竟能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上。作为西美尔和卢卡奇的弟子,曼海姆深受他们的影响,立场鲜明地站在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可以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方来,并以自己有力的论述影响了后来的批判传播学派。
曼海姆认为,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方法论占据了主流地位,这种形式化了的概念和方法试图把力学等自然科学的解释框架应用到人的内心的体验,由于经验的内在内容的丰富性,这种方法“为了使经验的形式序列有精确的可观察性,可能确实有必要摒除经验和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取代经验原有的丰富性”③,这种方法包括延伸出来的功能主义观点,都属于“仅仅进行形式的探讨,不可能彻底研究关于世界,特别是关于人类精神生活的知识”④。社会科学不能简单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不应适用于社会学,但在后来社会学包括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中,实证主义一直是其方法论的主流,尤其在美国更是如此,具体原因比较复杂。⑤在实证主义方法占主流的同时,也有一批欧美学者坚持批判的态度,以非实证主义的质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如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学派,他们的方法、视角都有与曼海姆一脉相承之处。
比如,作为批判传播学派主要流派之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继承了曼海姆的方法论观点,强烈反对照搬自然科学方法用来研究社会科学。曼海姆批评了自然科学方法在当时的主导地位,认为这个主导地位未来应该被改变,“当历史—社会的力量把其他类型的知识置于竞技场的中心时,就有必要修正旧的前提,这些前提之所以得到阐述,即使不是专门的,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为了理解和证实自然科学”⑥。同样,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在介绍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时写道:“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些激进的思想家开始质疑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专门化程度,特别是把研究问题窄化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和自然科学的‘真理’标准来理解的现象。‘可靠性’标准优先于‘有效性’标准,这经常以把有说服力的解释置于一旁为代价。‘行政学派研究’和调查、试验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媒介研究中的至上地位表明了这种危险。20世纪60年代‘批判’传统的再次发现以及激进经济学的影响有助于把‘政治经济学’引入媒介研究”⑦。这表明,曼海姆在20世纪20年代的方法论思路被60年代传播批判学派的学者们付诸实施了。
同时,曼海姆认为人的知识的产生,与他的社会地位有密切关系而不是以个人因素为主,这是在对个人知识产生的研究中拒绝机械主义和简化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借鉴并发展了这种观念,把对个人、社会关系、社会事件都纳入到拒绝简化主义和直线性因果关系的轨道上来,文森特·莫斯可谈到《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的写作宗旨时说:“采取明显的非简化论、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研究取向……拒绝将一个人、一种关系、一次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明显复杂性简化成一个核心本质或核心概括……相信理论和社会的定义都是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也就是说,个体、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的存在由各自和彼此的构建过程决定。”⑧
曼海姆为传播批判学派提供了关键概念——意识形态
马克思为传播批判学派提供了政治经济学这一有力武器,曼海姆则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将之作为一个关键概念提供给了传播批判学派。
曼海姆把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为知识社会学,从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影响了传播学批判学派思想的形成,尤其是文化研究学派。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思想渊源上同样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尤其在曼海姆移居英国之后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文化研究发展的最初阶段,曼海姆参与了直接促成文化研究形成的工作。文化研究最初源于30年代一项旨在对工人阶级成年人进行大众化教育以使其能够顺利参与政治活动的运动,雷蒙·威廉斯认为:“事实上,早在40年代末……甚至在30年代,文化研究在成人教育中就已经相当活跃。”⑨当1933年曼海姆移居英国、进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时候,正逢文化研究的形成期,他一到英国,“就被成人工人教育协会的政治抱负和他们扎根工人阶级群体内部的决心所吸引。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对成人教育老师的影响极大……曼海姆在战后的研究工作‘……为战后新一代的文化研究铺平了道路’”⑩。这里所说的曼海姆在战后的研究工作,是指曼海姆晚期的研究转向了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分析研究,《教育学、社会学和社会觉醒问题》、《教育社会学导论》等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为文化研究的形成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成为其自始至终的关键词。詹姆斯·W·凯瑞说过:“可以轻易地、可能是更精确地把英国文化研究描述为意识形态研究,因为它们用各种复杂的方式吸收了意识形态文化。”斯图亚特·霍尔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他把文化研究分为两个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他认为文化主义范式的缺点在于没有把意识形态置于自己的理论中心,没有意识形态,就无法理解文化对特殊生产方式再生产的影响;结构主义范式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传播批判学派的崛起,其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大众传播的研究有些波折。从它被作为一个科学调查和研究的专业领域开始——大约是20世纪的头几十年——迄今,我们可以至少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最具戏剧性的断裂发生在第二和第三个阶段之间。它不同于运用‘主流’的美国行为科学的社会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辉煌时期,后者始于20世纪40年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居于传播研究领域的支配地位,此后开始衰落,一种与之不同的‘批判’的范式开始出现。……刻画这种转化(从‘主流’向‘批判’视角)特征的最简单的方法本质上源于从行为视角向意识形态视角的转变”,“当传统的分析框架已经明显地崩溃,当重视实际的经验实证主义‘媒介研究’的美好时光已经慢慢成为过去时,它鼓励媒介研究采取新起点。这就是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这个范式转变的核心就是首次发现意识形态、语言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符号与话语的政治立场——再次发现意识形态,更恰当地说——回归被压抑的人”。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传播批判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的崛起,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被重新引入到传播学研究中并成为核心概念。
曼海姆对詹姆斯·凯瑞传播仪式观的影响
曼海姆的思想为传播批判学派提供了新的研究取向,主要体现在重视传播现象意义的理解,而非简单地说明因果关系和提供答案,这一点在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的确立上有明显体现。
凯瑞认为,美国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念:传递观和仪式观,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从属于传播的传递观,而传播的仪式观在美国人的思想中相对淡薄,在美国学术界向来不是一个主旋律。但仪式观的起源相当古老,其目的是通过探究媒体在呈现和介入建构人类生活所扮演的角色,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从传递观到仪式观的转变,意味着人们面对的不再是信息的效果、功能、规律等问题,而是传播行为在建构人类思想和文化世界中的意义,即传播行为以何种不同方式影响人类思想。这样,凯瑞就把传播的“意义”问题放在了传播研究的核心地位上。实际上,曼海姆在辨析知识社会学该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区别时已经指出,“知识社会学与意识形态理论密切相关,但也越来越有别于后者,因为后者也同样在我们的时代里出现和发展。意识形态的研究已经把揭露人类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政党)的多少有意识的欺骗和伪装作为己任。知识社会学并不怎么关心由于有意欺骗所造成的歪曲,而是关心客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以何种不同方式把自己呈献给主体”。明确指出了传播行为影响人的思想知识的重要性,只是没有明确提出传播行为概念而已。
更重要的是,凯瑞之所以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主要是为了解决所谓的“曼海姆悖论”。“曼海姆悖论”是指现代社会科学所信奉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性的法则和功能支配的观点,面临一个难解的矛盾,即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谁决定谁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它属于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凯瑞认为,如果产生科学思想的学者为意识形态所支配,就不再有理性可言,他的工作就毫无价值;如果相反,那么科学思想由什么样的意识构成?“意识形态在何处终止而科学又从何处登场?这是现代社会科学思想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凯瑞认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促成了对传播的研究,然而截至目前传播学者对曼海姆悖论采取回避的方法。他考察了大众传播研究中的行为主义思路和功能主义思路,认为它们都不能解答这个悖论,必须寻找第三种看待传播学学术目标的途径,这种途径凯瑞认为是文化研究,具体来说就是用传播的仪式观来代替传播的传递观,用对传播现象意义的理解来代替简单地探讨规律,他认为“文化研究的目标远比其他研究传统来得平实,它不是以支配人类行为的法则来寻求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把人类行为消解为其所基于的结构中,而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不是试图预测人类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的意义”。这种新模式凯瑞称之为传播文化学,它既受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又是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超越,在此过程中,凯瑞无疑受到曼海姆思想非常重要的启发和刺激。(本文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52001)
注 释:
①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关于西方传播学的流派,国内陈力丹、陈卫星、何道宽、胡翼青诸位学者都有论述。陈力丹教授根据方法论的不同把传播学分为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由于西方学者基本上倾向于把技术控制论学派放在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之下,统称为传播批判学派(根据汉诺·哈特的分法),所以本文暂且不把技术控制论学派独立出来。参见陈力丹教授《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12卷第2期,2005年。
③④⑥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20页,第285页,第296页,第270页。
⑤汉诺·哈特在其《传播学批判研究》一书的第一章《问题的界定:传播、历史与理论》中对此问题有较详细的论述。
⑦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著,汪凯、刘晓红译:《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29页,第434页,第445页。
⑧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等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⑨⑩转引自托比·米勒著,王晓路译:《文化研究指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228页,第237页。
Graeme Turner,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3rd edn,London:Routledge.P167
斯图亚特·霍尔,1982。Culture,Society and the Media,Methuen,London,P56～90
詹姆斯·W·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第38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后,上海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编校:董方晓
曼海姆对批判传播学派的方法论影响
曼海姆的思想对于批判传播学派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传播学两大学派经验——功能主义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分歧,从源头上说,来自双方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方法论应用上的巨大歧见,集中体现在一个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上,即究竟能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上。作为西美尔和卢卡奇的弟子,曼海姆深受他们的影响,立场鲜明地站在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可以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方来,并以自己有力的论述影响了后来的批判传播学派。
曼海姆认为,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方法论占据了主流地位,这种形式化了的概念和方法试图把力学等自然科学的解释框架应用到人的内心的体验,由于经验的内在内容的丰富性,这种方法“为了使经验的形式序列有精确的可观察性,可能确实有必要摒除经验和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取代经验原有的丰富性”③,这种方法包括延伸出来的功能主义观点,都属于“仅仅进行形式的探讨,不可能彻底研究关于世界,特别是关于人类精神生活的知识”④。社会科学不能简单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不应适用于社会学,但在后来社会学包括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中,实证主义一直是其方法论的主流,尤其在美国更是如此,具体原因比较复杂。⑤在实证主义方法占主流的同时,也有一批欧美学者坚持批判的态度,以非实证主义的质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如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学派,他们的方法、视角都有与曼海姆一脉相承之处。
比如,作为批判传播学派主要流派之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继承了曼海姆的方法论观点,强烈反对照搬自然科学方法用来研究社会科学。曼海姆批评了自然科学方法在当时的主导地位,认为这个主导地位未来应该被改变,“当历史—社会的力量把其他类型的知识置于竞技场的中心时,就有必要修正旧的前提,这些前提之所以得到阐述,即使不是专门的,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为了理解和证实自然科学”⑥。同样,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在介绍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时写道:“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些激进的思想家开始质疑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专门化程度,特别是把研究问题窄化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和自然科学的‘真理’标准来理解的现象。‘可靠性’标准优先于‘有效性’标准,这经常以把有说服力的解释置于一旁为代价。‘行政学派研究’和调查、试验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媒介研究中的至上地位表明了这种危险。20世纪60年代‘批判’传统的再次发现以及激进经济学的影响有助于把‘政治经济学’引入媒介研究”⑦。这表明,曼海姆在20世纪20年代的方法论思路被60年代传播批判学派的学者们付诸实施了。
同时,曼海姆认为人的知识的产生,与他的社会地位有密切关系而不是以个人因素为主,这是在对个人知识产生的研究中拒绝机械主义和简化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借鉴并发展了这种观念,把对个人、社会关系、社会事件都纳入到拒绝简化主义和直线性因果关系的轨道上来,文森特·莫斯可谈到《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的写作宗旨时说:“采取明显的非简化论、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研究取向……拒绝将一个人、一种关系、一次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明显复杂性简化成一个核心本质或核心概括……相信理论和社会的定义都是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也就是说,个体、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的存在由各自和彼此的构建过程决定。”⑧
曼海姆为传播批判学派提供了关键概念——意识形态
马克思为传播批判学派提供了政治经济学这一有力武器,曼海姆则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将之作为一个关键概念提供给了传播批判学派。
曼海姆把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为知识社会学,从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影响了传播学批判学派思想的形成,尤其是文化研究学派。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思想渊源上同样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尤其在曼海姆移居英国之后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文化研究发展的最初阶段,曼海姆参与了直接促成文化研究形成的工作。文化研究最初源于30年代一项旨在对工人阶级成年人进行大众化教育以使其能够顺利参与政治活动的运动,雷蒙·威廉斯认为:“事实上,早在40年代末……甚至在30年代,文化研究在成人教育中就已经相当活跃。”⑨当1933年曼海姆移居英国、进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时候,正逢文化研究的形成期,他一到英国,“就被成人工人教育协会的政治抱负和他们扎根工人阶级群体内部的决心所吸引。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对成人教育老师的影响极大……曼海姆在战后的研究工作‘……为战后新一代的文化研究铺平了道路’”⑩。这里所说的曼海姆在战后的研究工作,是指曼海姆晚期的研究转向了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分析研究,《教育学、社会学和社会觉醒问题》、《教育社会学导论》等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为文化研究的形成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成为其自始至终的关键词。詹姆斯·W·凯瑞说过:“可以轻易地、可能是更精确地把英国文化研究描述为意识形态研究,因为它们用各种复杂的方式吸收了意识形态文化。”斯图亚特·霍尔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他把文化研究分为两个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他认为文化主义范式的缺点在于没有把意识形态置于自己的理论中心,没有意识形态,就无法理解文化对特殊生产方式再生产的影响;结构主义范式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传播批判学派的崛起,其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大众传播的研究有些波折。从它被作为一个科学调查和研究的专业领域开始——大约是20世纪的头几十年——迄今,我们可以至少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最具戏剧性的断裂发生在第二和第三个阶段之间。它不同于运用‘主流’的美国行为科学的社会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辉煌时期,后者始于20世纪40年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居于传播研究领域的支配地位,此后开始衰落,一种与之不同的‘批判’的范式开始出现。……刻画这种转化(从‘主流’向‘批判’视角)特征的最简单的方法本质上源于从行为视角向意识形态视角的转变”,“当传统的分析框架已经明显地崩溃,当重视实际的经验实证主义‘媒介研究’的美好时光已经慢慢成为过去时,它鼓励媒介研究采取新起点。这就是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这个范式转变的核心就是首次发现意识形态、语言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符号与话语的政治立场——再次发现意识形态,更恰当地说——回归被压抑的人”。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传播批判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的崛起,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被重新引入到传播学研究中并成为核心概念。
曼海姆对詹姆斯·凯瑞传播仪式观的影响
曼海姆的思想为传播批判学派提供了新的研究取向,主要体现在重视传播现象意义的理解,而非简单地说明因果关系和提供答案,这一点在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的确立上有明显体现。
凯瑞认为,美国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念:传递观和仪式观,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从属于传播的传递观,而传播的仪式观在美国人的思想中相对淡薄,在美国学术界向来不是一个主旋律。但仪式观的起源相当古老,其目的是通过探究媒体在呈现和介入建构人类生活所扮演的角色,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从传递观到仪式观的转变,意味着人们面对的不再是信息的效果、功能、规律等问题,而是传播行为在建构人类思想和文化世界中的意义,即传播行为以何种不同方式影响人类思想。这样,凯瑞就把传播的“意义”问题放在了传播研究的核心地位上。实际上,曼海姆在辨析知识社会学该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区别时已经指出,“知识社会学与意识形态理论密切相关,但也越来越有别于后者,因为后者也同样在我们的时代里出现和发展。意识形态的研究已经把揭露人类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政党)的多少有意识的欺骗和伪装作为己任。知识社会学并不怎么关心由于有意欺骗所造成的歪曲,而是关心客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以何种不同方式把自己呈献给主体”。明确指出了传播行为影响人的思想知识的重要性,只是没有明确提出传播行为概念而已。
更重要的是,凯瑞之所以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主要是为了解决所谓的“曼海姆悖论”。“曼海姆悖论”是指现代社会科学所信奉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性的法则和功能支配的观点,面临一个难解的矛盾,即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谁决定谁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它属于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凯瑞认为,如果产生科学思想的学者为意识形态所支配,就不再有理性可言,他的工作就毫无价值;如果相反,那么科学思想由什么样的意识构成?“意识形态在何处终止而科学又从何处登场?这是现代社会科学思想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凯瑞认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促成了对传播的研究,然而截至目前传播学者对曼海姆悖论采取回避的方法。他考察了大众传播研究中的行为主义思路和功能主义思路,认为它们都不能解答这个悖论,必须寻找第三种看待传播学学术目标的途径,这种途径凯瑞认为是文化研究,具体来说就是用传播的仪式观来代替传播的传递观,用对传播现象意义的理解来代替简单地探讨规律,他认为“文化研究的目标远比其他研究传统来得平实,它不是以支配人类行为的法则来寻求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把人类行为消解为其所基于的结构中,而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不是试图预测人类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的意义”。这种新模式凯瑞称之为传播文化学,它既受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又是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超越,在此过程中,凯瑞无疑受到曼海姆思想非常重要的启发和刺激。(本文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52001)
注 释:
①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关于西方传播学的流派,国内陈力丹、陈卫星、何道宽、胡翼青诸位学者都有论述。陈力丹教授根据方法论的不同把传播学分为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由于西方学者基本上倾向于把技术控制论学派放在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之下,统称为传播批判学派(根据汉诺·哈特的分法),所以本文暂且不把技术控制论学派独立出来。参见陈力丹教授《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12卷第2期,2005年。
③④⑥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20页,第285页,第296页,第270页。
⑤汉诺·哈特在其《传播学批判研究》一书的第一章《问题的界定:传播、历史与理论》中对此问题有较详细的论述。
⑦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著,汪凯、刘晓红译:《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29页,第434页,第445页。
⑧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等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⑨⑩转引自托比·米勒著,王晓路译:《文化研究指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228页,第237页。
Graeme Turner,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3rd edn,London:Routledge.P167
斯图亚特·霍尔,1982。Culture,Society and the Media,Methuen,London,P56～90
詹姆斯·W·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第38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后,上海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