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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京城住3块钱一晚的地下室 她一次闲逛和电视结缘
李静，一个喜欢吃土豆、爱拼搏的北方女人；戴军，一个喜欢吃蟹黄、爱混日子的南方男人……他俩在一起混出了《超级访问》，混出了一段友情，混出了一段他们想要的人生，并且一混就是12年！
他不想再做打工仔
1989年夏天，在深圳打工的19岁上海小伙戴军到了北京。他是以海豚训练师的身份，跟着深圳的“海豚表演团”一起来的。6月24日这天，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两只海豚叮叮和当当死了，他失业了。回到深圳，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些不太能适应那里黏稠的空气了。一场炎热，一场雨，接着又是一场炎热，似乎没有尽头，他开始低烧。戴军很快在深圳的工厂里找到一份新工作，只是无趣极了，每天下班后，他就和几个工友一人拎上一瓶啤酒，在厂区外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走累了就随便找个台阶坐下，灌几口酒，胡扯闲聊。那时候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很流行，和工友们一样，戴军会借着酒兴吼上几句。在深圳打工的这两年，他总望着集体宿舍的天花板，一个人呆呆地唱，只是唱到后头，总会觉得心里特别潮湿。重阳节那天，下班早，戴军心情难得不错，就叫上了两个最好的朋友骑着车上了笔架山。一路喊着叫着疯狂地往山顶冲，最后仨人累倒在一个陡坡上的草坪中央，周围是满眼的茱萸。夜晚的山风异常清爽，戴军大口地呼吸着，指着远处一排跳动的灯火说：“那是香港吧，等我长大了，要去香港玩。”最后，大家讨论的成果是“以后要挣好多好多钱，然后回家买房子买地，还要讨老婆”。第二天清早，整个工业区再次从单调的喧闹中醒来。这是一幅非常奇怪的画面——成千上万的打工仔瞬间如流水般从各个角落倾泻、交织，随即又在下一秒漠然地奔向那个属于自己的流水线。前一晚发梦的余温还在，戴军和几个工友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上坡、下坡，仿佛这份畅快再不享受下一秒就会消失。他们绝不会想到，就在下一个畅快的拐弯之后，一辆加长的香港货柜车竟直直地撞上了身边的一位工友！
那个几小时前还在和自己说“买房讨老婆”的人，变成一只断翅的蝴蝶，在空中划出一道残弱的弧线后落在了路边。人死了，血液从他的身体里一点一点地流出来，在阳光的炙烤下蒸腾出最后一丝鲜活的生气。戴军感到自己在太阳底下浑身发抖，他想，原来人在大悲之下是没有眼泪的啊。之后就是很长时间的失眠，只要一闭上眼，工友平日鲜活的形象和最后垂死的面容就会不断在戴军的眼前交替出现。终于，在反复的辗转与焦虑过后，戴军提出了一个极为具有哲学意味的命题：我是否也会在20岁的时候死去？为了让自己不至猝死于虚无，戴军果断地到深圳中学去报了好几个补习班，他不想再做一个简单的打工仔了——这个愿望很简单，而且还有点粗暴，但的的确确成为支撑他进入下一段人生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一切，他宁愿相信是命运的安排。
她跟着妈妈大闹北京
几乎是同一时间，19岁的张家口女孩李静即将从河北师大音乐系毕业，在这个人生的关口，她没有忙于找工作，而是放下手中的手风琴，去和命运来一次争斗。 两年前，李静本打算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可惜比本科线差了几分，她最终选择了河北师大。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个专业先不分本专，两年之后经重新考试合格即可升入本科，于是李静就奔着读本科的机会去了。结果两年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政策改了，学校只能发给李静和她的同学们一个大专文凭。被骗了！这是李静的第一反应。告他们！这是她紧跟着的第二个反应。于是，颇有几分侠气的她迅速组织起一众同学去省教委和省办公厅“告状”。那一天，省办的大门口嗡嗡地围着一群年轻人，就见为首的大眼睛女孩儿手拿材料，面色凛然。有人说，小姑娘这么年轻，还上了大学，有什么冤的啊，你看，这门口比你冤的人多了。李静不管，她见一次不成，就每天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一家一家地把整个政府部门找了个遍。很多年后，李静和母校已化解了心结，但那一刻，她根本无法说服自己。对年轻的李静来说，世界就是一根铁棍，要么直要么弯。最后的最后，李静的老妈站出来了。李妈妈是当时铁路系统非常有名的“全国劳模”，她经常对李静讲一句话：没有任何困难不能被征服。这次，李妈妈说：“走，我陪你到国家教育司走一趟。”李静说：“好，要是这次失败了我就去找工作。”那天，母女俩昂首挺胸走进了国家教育司的大门，就见很多人蹲在地上正在分带鱼。没人理他们。“我们要告状！”李妈妈说。还是没人理他们。只见李妈妈“啪”地一拍桌子说道：“下班了吗？国家正因为有你们这些人才闹不好！”那帮人顿时一愣。再看看李妈妈的形象，一米七的个子，戴着眼镜，颇具领导气质。对方马上说：“别急，我们接待。” 这幅画面，让少女李静异常地兴奋，母亲的强势生生将自己的初次抗争在心理层面上实现了峰回路转。尽管结局还是“没戏”，但李静已经觉得畅快了许多。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在精神上获得了某种胜利，因为按照母亲最后的话来说就是，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当到北京游玩一次吧。1990年的夏天，李静毕业了。
他1990年春节唱成万元户
1990年，舞厅、歌厅、卡拉OK厅以及台球厅和电子游戏厅成为了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戴军和李静毫无准备地进入到90年代，但绝不会料想到今后自己会与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的关系。也不知道，似乎有什么力量在硬生生地把他们从以往的经验中拉扯出来，人生的情节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断裂。
因为模仿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戴军在公司的歌唱比赛上得了一等奖。
快过年的时候，一个一起唱歌的朋友要回老家惠州，就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去干嘛？”“唱歌。”朋友说，“惠州有一个歌厅，过年去唱半个月，能挣1000块。”戴军没给自己一丁点犹豫的时间，立马点头答应了。他一个月工资才250块！ 1990年的春节，戴军没有回家，他去了惠州。从惠州回到深圳，戴军口袋里有了一万块钱。买了两套衣服，他开始跟几个哥儿们跑场试音。刚开始找了一个很小的场子，一个键盘，一个歌手，一天就几首粤语歌，并不耽误白天厂里的工作。但后来慢慢唱到3个场子的时候，喉咙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戴军做的是印刷，那些油漆染料会让本已疲惫的嗓子更加煎熬。 3个月后，戴军辞去工作，开始了职业歌手的生涯。 她从张家口跳到北京
当戴军走进“音乐”这个圈子的时候，李静却以“音乐”专业毕业生的身份与“电视”遭遇。 毕业后的一天，李静在街上闲逛，遇到了一个音乐系的同学。李静问：“你在哪上班？”同学答：“我在电视台。”李静再问：“学音乐的还可以进电视台？”同学再答：“可以呀，可以做音乐编辑。”
和同学分手后，李静火速奔回家，给张家口电视台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她就去了台里面试，然后就被留了下来。不过不是做音乐编辑，而是做主持人。原来当时张家口电视台在全市招主持人已经招了好几个月了，还是没有招到，丝毫没有经验的李静因为长了一张“标准脸”就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荧幕前。做了一段时间后，李静陷入了纠结。她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了电视，但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说话了。面对台领导“字正腔圆，声音洪亮”的要求，李静感觉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这并不符合她的审美——一个学了这么多年音乐的女孩，琴房里的独奏或许才是她最舒服的表达，那种自然而个性的表达方式，已经完完全全地溶解在了她的思想与呼吸之中，无法轻易地被转化。 1991年，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李静告别了张家口电视台，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她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接近自己的双重梦想：到北京读大学；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 面对女儿的再次折腾，李妈妈只是说了一句话：“走吧，不行再回来。”
彼时，戴军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深圳小黎明”，他几乎唱遍了深圳所有知名的夜总会，几乎每个新开业的场子都会把他的海报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不知为什么，他也有些焦躁，每次听到心中那个挑逗的声音，周围五光十色的喧嚣立刻变得无比静默。 1993年，戴军终于来到北京。5年前，当他刚刚踏上深圳的土地，他觉得“哪都对了”，节奏也对了，生活状态也对了，尽管一天要做3份工非常累。而5年后的北京，他再一次觉得“哪都对了”，尽管住在3块钱一天的地下室二层。那时的他已不再驻场，改做表演嘉宾，以北京为居住地，在全国各地的夜场穿梭。
也是在这个当口，从北电文学系毕业的李静进入北京电视台，担任《北京您早》栏目的主播，成了一名标准的电视北漂。拥有之后又敢于一无所有的异乡人李静和戴军，想去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在1991年到1995年之间，他们的经历大体带上了一种实验的色彩。而北京，成为收容这两位实验者的大本营。
（待续）
摘自《混搭：你是我的励志书》
李静/戴军/朱冰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定价：35.00元
没钱没房 没工作没特长
全国最穷小子发财记
我曾是一个落魄青年，没有存款，没有房子；读的是烂学校、破专业，一无所长；毕业后混了多年，稀里糊涂，不幸下岗；因为混得差，朋友都断了联系。举目望去，出路全无……
我是全国最穷的穷光蛋
2005年7月30日 星期六 阴
我30岁。
我没房子，住在岳父母家。
每天，我睡到上午十点钟起床，煮一大碗面条，狠狠地填饱肚子，然后出门“上班”。白天就不再吃东西了，到了晚上七点，我“下班”回家吃晚饭。一天吃两顿，从不例外。
我“上班”就是找一个网吧上网，上网的内容很杂，看新闻，逛论坛，或者打打小游戏。
如果没钱上网，我会独自一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静静地坐着发呆——这也是我“上班”的内容。总之，我会躲开人们的视线，和所有熟人玩“失踪”。
这段时间我所有的收入来自老婆和弟弟。
老婆在一家国有运输公司停车场上班，每个月有一千元左右的收入。我每月总会以各种理由找老婆要个三两百元，如果偶尔碰见老婆心情好，还可以多要百十元。
弟弟开了一家“公司”。所谓公司，也就一间花600元租来的办公室，没有产品，没有职工，甚至连营业执照也没有。我在这家“公司”占50%的股份，因为决定搞这个公司时，我和弟弟各出了一部分钱。公司所有的收入来自弟弟帮人家修电脑，三十五十地挣，每月基本无余钱。尽管如此，每当我向弟弟开口要钱的时候，弟弟总是尽力满足。
我的开销也很简单，每月上网的费用，每天一包两块钱的烟，偶尔也买几块钱的足球彩票。
如果碰上身上余钱多了，我也会去找几个在社会上认识的人“斗斗地主”。我“斗地主”水平还可以，赢多输少，但有一个月手气太背，欠了别人两千多元的赌债，于是我撒了个谎，让弟弟找他朋友借了点儿钱，拿去堵了这个窟窿。
我还有一个儿子，但我基本不怎么管，都是退休在家的岳父母帮忙照看。儿子的开销我会承担一部分，一般都是打牌赢了钱，就马上去买奶粉。
这就是我这几年的生活，也是我最穷困的一段时间。很多时候，我都处在一种绝望的忧虑当中，不敢想象我的未来。
为什么我会穷
2005年8月2日 星期二 阴
我认为我的穷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
我1975年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有3个姐姐和一个小我4岁的弟弟。读了个中专，我算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了，因为3个姐姐都只读了个小学，而弟弟也只读了一年高中。中专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国企上班。翌年，企业破产了，我一下子变成了游民，从此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
我觉得我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另一半的时间是在找工作。
那时也很穷，但因为年轻，我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总觉得自己是个大器晚成的人。
1997年，我来到C市，先是在一家机械电子企业打工，经过几次过渡，3年后成功进入一家上市公司并出任该公司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
这是我打工生涯当中混得最好的一个职位，但收入一般，号称年薪8万元，实际上一年下来我只存了两万多元，一是我花钱大方，另一方面，好多费用公司不予报销。在上市公司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找了女朋友，她是我一个下属介绍的。我从公司离职后不久，就用不多的存款和她结了婚。 她叫周媛，比我小4岁，城市独女，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这使得她有些娇生惯养，还有些颐指气使，但是她不论做事还是说话，总落不到点子上，比如，本来是说东边的事，可能两句话过后就扯到西边去了。
刚结婚那阵儿，我对她这一毛病嗤之以鼻，甚至有好好改造她的念头，但随着我的处境日渐衰落，渐渐地就失去和她叫板的底气了。
我的衰落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时，我刚从那家上市公司离职。一个小中专生能够做到上市公司的分公司负责人，让我感到信心十足。同时，这个职务对我今后的意义在于，当我找不到类似工作的时候，我会很怀念这个职务并且心里很失落。
谁都希望混得好一点儿，混得越来越好，但没有人规定后一个职务就一定要比前一个好。
我从上市公司出来后，先后找过几个工作，但没有一个比得上我在上市公司的工作，心里便觉得自己有些掉价，也觉得很没面子。于是，我宁可不上班，也不肯屈居人下，颇有些假清高的意思。
一方面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不想委屈自己，我的信心便在等待中慢慢消磨掉了。等我终于忍不住降低要求的时候，才发现连次一点儿的工作都不好找了，于是只好继续等待。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我不可避免地走向低谷，直至穷困潦倒。所以，一个人走背运，并非命运有多么不公，多半是不满于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自暴自弃造成的。
时至如今，我对找到一个好工作已经绝望了，就像锅底的那只青蛙，已经被煮得有气无力了。
人在低谷的时候，心里总是有很多怨气，所以我看谁都不顺眼，觉得谁都对不住自己，于是不和任何人联系，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我在自己的四周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里面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成了孤家寡人，不关心别人，也没有人来关心我，每天沉默寡言，活得像空气一样。
和民工比一比
2006年2月7日 正月初十 星期二 多云
春节一天一天地过完，我的惶恐一天一天地增加。春节给了我一种平等的待遇，那就是大家都停止了前进的步伐，都在放任自己的慵懒。春节过后，大家都会重新上路，我的路在哪里？
我没钱，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以前还可以勉强依靠一下弟弟和周媛。现在不行了，一是他们没钱，二是即便他们有钱我也开不了口。
另外，病后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总是感觉力不从心。没钱，身体还不好，并且连挣钱的方向都没有，我对生活绝望了。我的心情很灰暗，但我得活下去，为自己，为我的家人，也为一个男人的名分。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去当民工。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假如，我的那些善良的乡邻知道了我在当民工，会怎样看我？但很快我就释然了。除了当民工，似乎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活着才是硬道理。
以前，我会觉得自己和民工不是一路人：我是读过书的人，民工是大老粗，我不屑，也不能与他们为伍。但是，民工有饭吃，有衣穿，脸上有笑容，心里有安宁，这些我有吗？没有，所以我连民工都不如。本来就已经比不上民工了，还有什么怕当民工的？所以，我决定去当一名民工。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很平静，就像一只气球，我已预见到它将被吹破，现在，它终于破了。
想想很好笑，3年前，我还在上市公司上班，人模人样地拿着不菲的薪水；3年后，我一贫如洗，决定去当一个民工。这就是人生，波峰浪谷，汹涌澎湃，没有一马平川。
3年后的今天，我仿佛又回到了刚到C市时的情景，没有朋友，没有要求，只想混口饭吃。但我还能逐步翻身吗？不知道，先干好民工再说。
赚钱从5块钱开始
2006年2月10日 正月十三 星期五 阴转多云
春节刚过完，建筑工地一般开工都比较晚，所以我并没有找到活干。我只能住在弟弟那里，晚上两兄弟挤在一个铺上。
早上起来，我来到一个叫AT的建筑工地，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有些矮胖，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地上的“咚咚”声。
他咋呼着问我做啥子，我老实回答说来看工地开工没有，想来找点儿活干。我被他当成了骗子，他说我不像民工。我诚实地告诉他，我之前的确不是民工，但现在处境很差，想到工地混口饭吃。
他仍然不信，独自跑到工地门口张望着。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问我是否真的想挣钱。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让我跟他走。我想他刚才可能是到工地门口去找搬运工了。因为刚过春节，很多农村来的搬运工都还没就位，找不到人，所以才让我帮忙。
工地上一般都有材料室，他把我带到那里，让我把一个纸箱搬到另外一栋楼的一个房间。第一下我差点儿闪了腰，没想到纸箱如此沉重。他在旁边笑着说：“这里面装的可是铁家伙。”透过纸箱的缝隙，我看见里面全是钢膨胀螺钉。
这一纸箱螺钉至少有七八十斤重，虽然只有百十米的距离，但我中途歇了好几次才搬到目的地。
事后，他给了我10块钱。他说如果是普通的搬运工，他只会给5块钱。也就是说，另外5块钱包含着一些其它方面的意思，也许是怜悯，也许是他觉得不好意思。我退给他5块。
我只想做个普通的搬运工，挣一份普通的钱。被人为地拔高，后果很严重。我向他打听工地什么时候开工，请他帮我介绍一下工头，我说我什么都能干，不怕吃苦。
交谈中，我得知他姓陈，大家都叫他老陈。他是很朴实的一个人，工地的主体框架包工头的亲戚，负责材料这一块。老陈说恐怕没有哪个工头会收我，因为我看起来很文雅，不像干活的料。我很失望，原本，我以为当一名建筑工人很简单的，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以干。现在我才明白，每一个群体都有它自己的轨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轨道的，尽管，看起来很简单。
他突然说：“你其实可以安装桥架，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大喜过望，想递一支烟表示感谢，见他抽的是10块钱一包的烟，就没有递。他递烟给我抽，我推说不会。
我对桥架安装工充满了憧憬，尽管我确信那不是我终生的工作……
（待续）
摘自《全国最穷的小伙子的发财日记》
重庆老康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
定价：22.00元
李静，一个喜欢吃土豆、爱拼搏的北方女人；戴军，一个喜欢吃蟹黄、爱混日子的南方男人……他俩在一起混出了《超级访问》，混出了一段友情，混出了一段他们想要的人生，并且一混就是12年！
他不想再做打工仔
1989年夏天，在深圳打工的19岁上海小伙戴军到了北京。他是以海豚训练师的身份，跟着深圳的“海豚表演团”一起来的。6月24日这天，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两只海豚叮叮和当当死了，他失业了。回到深圳，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些不太能适应那里黏稠的空气了。一场炎热，一场雨，接着又是一场炎热，似乎没有尽头，他开始低烧。戴军很快在深圳的工厂里找到一份新工作，只是无趣极了，每天下班后，他就和几个工友一人拎上一瓶啤酒，在厂区外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走累了就随便找个台阶坐下，灌几口酒，胡扯闲聊。那时候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很流行，和工友们一样，戴军会借着酒兴吼上几句。在深圳打工的这两年，他总望着集体宿舍的天花板，一个人呆呆地唱，只是唱到后头，总会觉得心里特别潮湿。重阳节那天，下班早，戴军心情难得不错，就叫上了两个最好的朋友骑着车上了笔架山。一路喊着叫着疯狂地往山顶冲，最后仨人累倒在一个陡坡上的草坪中央，周围是满眼的茱萸。夜晚的山风异常清爽，戴军大口地呼吸着，指着远处一排跳动的灯火说：“那是香港吧，等我长大了，要去香港玩。”最后，大家讨论的成果是“以后要挣好多好多钱，然后回家买房子买地，还要讨老婆”。第二天清早，整个工业区再次从单调的喧闹中醒来。这是一幅非常奇怪的画面——成千上万的打工仔瞬间如流水般从各个角落倾泻、交织，随即又在下一秒漠然地奔向那个属于自己的流水线。前一晚发梦的余温还在，戴军和几个工友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上坡、下坡，仿佛这份畅快再不享受下一秒就会消失。他们绝不会想到，就在下一个畅快的拐弯之后，一辆加长的香港货柜车竟直直地撞上了身边的一位工友！
那个几小时前还在和自己说“买房讨老婆”的人，变成一只断翅的蝴蝶，在空中划出一道残弱的弧线后落在了路边。人死了，血液从他的身体里一点一点地流出来，在阳光的炙烤下蒸腾出最后一丝鲜活的生气。戴军感到自己在太阳底下浑身发抖，他想，原来人在大悲之下是没有眼泪的啊。之后就是很长时间的失眠，只要一闭上眼，工友平日鲜活的形象和最后垂死的面容就会不断在戴军的眼前交替出现。终于，在反复的辗转与焦虑过后，戴军提出了一个极为具有哲学意味的命题：我是否也会在20岁的时候死去？为了让自己不至猝死于虚无，戴军果断地到深圳中学去报了好几个补习班，他不想再做一个简单的打工仔了——这个愿望很简单，而且还有点粗暴，但的的确确成为支撑他进入下一段人生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一切，他宁愿相信是命运的安排。
她跟着妈妈大闹北京
几乎是同一时间，19岁的张家口女孩李静即将从河北师大音乐系毕业，在这个人生的关口，她没有忙于找工作，而是放下手中的手风琴，去和命运来一次争斗。 两年前，李静本打算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可惜比本科线差了几分，她最终选择了河北师大。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个专业先不分本专，两年之后经重新考试合格即可升入本科，于是李静就奔着读本科的机会去了。结果两年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政策改了，学校只能发给李静和她的同学们一个大专文凭。被骗了！这是李静的第一反应。告他们！这是她紧跟着的第二个反应。于是，颇有几分侠气的她迅速组织起一众同学去省教委和省办公厅“告状”。那一天，省办的大门口嗡嗡地围着一群年轻人，就见为首的大眼睛女孩儿手拿材料，面色凛然。有人说，小姑娘这么年轻，还上了大学，有什么冤的啊，你看，这门口比你冤的人多了。李静不管，她见一次不成，就每天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一家一家地把整个政府部门找了个遍。很多年后，李静和母校已化解了心结，但那一刻，她根本无法说服自己。对年轻的李静来说，世界就是一根铁棍，要么直要么弯。最后的最后，李静的老妈站出来了。李妈妈是当时铁路系统非常有名的“全国劳模”，她经常对李静讲一句话：没有任何困难不能被征服。这次，李妈妈说：“走，我陪你到国家教育司走一趟。”李静说：“好，要是这次失败了我就去找工作。”那天，母女俩昂首挺胸走进了国家教育司的大门，就见很多人蹲在地上正在分带鱼。没人理他们。“我们要告状！”李妈妈说。还是没人理他们。只见李妈妈“啪”地一拍桌子说道：“下班了吗？国家正因为有你们这些人才闹不好！”那帮人顿时一愣。再看看李妈妈的形象，一米七的个子，戴着眼镜，颇具领导气质。对方马上说：“别急，我们接待。” 这幅画面，让少女李静异常地兴奋，母亲的强势生生将自己的初次抗争在心理层面上实现了峰回路转。尽管结局还是“没戏”，但李静已经觉得畅快了许多。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在精神上获得了某种胜利，因为按照母亲最后的话来说就是，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当到北京游玩一次吧。1990年的夏天，李静毕业了。
他1990年春节唱成万元户
1990年，舞厅、歌厅、卡拉OK厅以及台球厅和电子游戏厅成为了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戴军和李静毫无准备地进入到90年代，但绝不会料想到今后自己会与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的关系。也不知道，似乎有什么力量在硬生生地把他们从以往的经验中拉扯出来，人生的情节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断裂。
因为模仿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戴军在公司的歌唱比赛上得了一等奖。
快过年的时候，一个一起唱歌的朋友要回老家惠州，就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去干嘛？”“唱歌。”朋友说，“惠州有一个歌厅，过年去唱半个月，能挣1000块。”戴军没给自己一丁点犹豫的时间，立马点头答应了。他一个月工资才250块！ 1990年的春节，戴军没有回家，他去了惠州。从惠州回到深圳，戴军口袋里有了一万块钱。买了两套衣服，他开始跟几个哥儿们跑场试音。刚开始找了一个很小的场子，一个键盘，一个歌手，一天就几首粤语歌，并不耽误白天厂里的工作。但后来慢慢唱到3个场子的时候，喉咙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戴军做的是印刷，那些油漆染料会让本已疲惫的嗓子更加煎熬。 3个月后，戴军辞去工作，开始了职业歌手的生涯。 她从张家口跳到北京
当戴军走进“音乐”这个圈子的时候，李静却以“音乐”专业毕业生的身份与“电视”遭遇。 毕业后的一天，李静在街上闲逛，遇到了一个音乐系的同学。李静问：“你在哪上班？”同学答：“我在电视台。”李静再问：“学音乐的还可以进电视台？”同学再答：“可以呀，可以做音乐编辑。”
和同学分手后，李静火速奔回家，给张家口电视台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她就去了台里面试，然后就被留了下来。不过不是做音乐编辑，而是做主持人。原来当时张家口电视台在全市招主持人已经招了好几个月了，还是没有招到，丝毫没有经验的李静因为长了一张“标准脸”就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荧幕前。做了一段时间后，李静陷入了纠结。她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了电视，但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说话了。面对台领导“字正腔圆，声音洪亮”的要求，李静感觉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这并不符合她的审美——一个学了这么多年音乐的女孩，琴房里的独奏或许才是她最舒服的表达，那种自然而个性的表达方式，已经完完全全地溶解在了她的思想与呼吸之中，无法轻易地被转化。 1991年，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李静告别了张家口电视台，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她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接近自己的双重梦想：到北京读大学；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 面对女儿的再次折腾，李妈妈只是说了一句话：“走吧，不行再回来。”
彼时，戴军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深圳小黎明”，他几乎唱遍了深圳所有知名的夜总会，几乎每个新开业的场子都会把他的海报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不知为什么，他也有些焦躁，每次听到心中那个挑逗的声音，周围五光十色的喧嚣立刻变得无比静默。 1993年，戴军终于来到北京。5年前，当他刚刚踏上深圳的土地，他觉得“哪都对了”，节奏也对了，生活状态也对了，尽管一天要做3份工非常累。而5年后的北京，他再一次觉得“哪都对了”，尽管住在3块钱一天的地下室二层。那时的他已不再驻场，改做表演嘉宾，以北京为居住地，在全国各地的夜场穿梭。
也是在这个当口，从北电文学系毕业的李静进入北京电视台，担任《北京您早》栏目的主播，成了一名标准的电视北漂。拥有之后又敢于一无所有的异乡人李静和戴军，想去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在1991年到1995年之间，他们的经历大体带上了一种实验的色彩。而北京，成为收容这两位实验者的大本营。
（待续）
摘自《混搭：你是我的励志书》
李静/戴军/朱冰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定价：35.00元
没钱没房 没工作没特长
全国最穷小子发财记
我曾是一个落魄青年，没有存款，没有房子；读的是烂学校、破专业，一无所长；毕业后混了多年，稀里糊涂，不幸下岗；因为混得差，朋友都断了联系。举目望去，出路全无……
我是全国最穷的穷光蛋
2005年7月30日 星期六 阴
我30岁。
我没房子，住在岳父母家。
每天，我睡到上午十点钟起床，煮一大碗面条，狠狠地填饱肚子，然后出门“上班”。白天就不再吃东西了，到了晚上七点，我“下班”回家吃晚饭。一天吃两顿，从不例外。
我“上班”就是找一个网吧上网，上网的内容很杂，看新闻，逛论坛，或者打打小游戏。
如果没钱上网，我会独自一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静静地坐着发呆——这也是我“上班”的内容。总之，我会躲开人们的视线，和所有熟人玩“失踪”。
这段时间我所有的收入来自老婆和弟弟。
老婆在一家国有运输公司停车场上班，每个月有一千元左右的收入。我每月总会以各种理由找老婆要个三两百元，如果偶尔碰见老婆心情好，还可以多要百十元。
弟弟开了一家“公司”。所谓公司，也就一间花600元租来的办公室，没有产品，没有职工，甚至连营业执照也没有。我在这家“公司”占50%的股份，因为决定搞这个公司时，我和弟弟各出了一部分钱。公司所有的收入来自弟弟帮人家修电脑，三十五十地挣，每月基本无余钱。尽管如此，每当我向弟弟开口要钱的时候，弟弟总是尽力满足。
我的开销也很简单，每月上网的费用，每天一包两块钱的烟，偶尔也买几块钱的足球彩票。
如果碰上身上余钱多了，我也会去找几个在社会上认识的人“斗斗地主”。我“斗地主”水平还可以，赢多输少，但有一个月手气太背，欠了别人两千多元的赌债，于是我撒了个谎，让弟弟找他朋友借了点儿钱，拿去堵了这个窟窿。
我还有一个儿子，但我基本不怎么管，都是退休在家的岳父母帮忙照看。儿子的开销我会承担一部分，一般都是打牌赢了钱，就马上去买奶粉。
这就是我这几年的生活，也是我最穷困的一段时间。很多时候，我都处在一种绝望的忧虑当中，不敢想象我的未来。
为什么我会穷
2005年8月2日 星期二 阴
我认为我的穷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
我1975年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有3个姐姐和一个小我4岁的弟弟。读了个中专，我算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了，因为3个姐姐都只读了个小学，而弟弟也只读了一年高中。中专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国企上班。翌年，企业破产了，我一下子变成了游民，从此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
我觉得我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另一半的时间是在找工作。
那时也很穷，但因为年轻，我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总觉得自己是个大器晚成的人。
1997年，我来到C市，先是在一家机械电子企业打工，经过几次过渡，3年后成功进入一家上市公司并出任该公司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
这是我打工生涯当中混得最好的一个职位，但收入一般，号称年薪8万元，实际上一年下来我只存了两万多元，一是我花钱大方，另一方面，好多费用公司不予报销。在上市公司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找了女朋友，她是我一个下属介绍的。我从公司离职后不久，就用不多的存款和她结了婚。 她叫周媛，比我小4岁，城市独女，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这使得她有些娇生惯养，还有些颐指气使，但是她不论做事还是说话，总落不到点子上，比如，本来是说东边的事，可能两句话过后就扯到西边去了。
刚结婚那阵儿，我对她这一毛病嗤之以鼻，甚至有好好改造她的念头，但随着我的处境日渐衰落，渐渐地就失去和她叫板的底气了。
我的衰落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时，我刚从那家上市公司离职。一个小中专生能够做到上市公司的分公司负责人，让我感到信心十足。同时，这个职务对我今后的意义在于，当我找不到类似工作的时候，我会很怀念这个职务并且心里很失落。
谁都希望混得好一点儿，混得越来越好，但没有人规定后一个职务就一定要比前一个好。
我从上市公司出来后，先后找过几个工作，但没有一个比得上我在上市公司的工作，心里便觉得自己有些掉价，也觉得很没面子。于是，我宁可不上班，也不肯屈居人下，颇有些假清高的意思。
一方面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不想委屈自己，我的信心便在等待中慢慢消磨掉了。等我终于忍不住降低要求的时候，才发现连次一点儿的工作都不好找了，于是只好继续等待。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我不可避免地走向低谷，直至穷困潦倒。所以，一个人走背运，并非命运有多么不公，多半是不满于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自暴自弃造成的。
时至如今，我对找到一个好工作已经绝望了，就像锅底的那只青蛙，已经被煮得有气无力了。
人在低谷的时候，心里总是有很多怨气，所以我看谁都不顺眼，觉得谁都对不住自己，于是不和任何人联系，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我在自己的四周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里面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成了孤家寡人，不关心别人，也没有人来关心我，每天沉默寡言，活得像空气一样。
和民工比一比
2006年2月7日 正月初十 星期二 多云
春节一天一天地过完，我的惶恐一天一天地增加。春节给了我一种平等的待遇，那就是大家都停止了前进的步伐，都在放任自己的慵懒。春节过后，大家都会重新上路，我的路在哪里？
我没钱，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以前还可以勉强依靠一下弟弟和周媛。现在不行了，一是他们没钱，二是即便他们有钱我也开不了口。
另外，病后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总是感觉力不从心。没钱，身体还不好，并且连挣钱的方向都没有，我对生活绝望了。我的心情很灰暗，但我得活下去，为自己，为我的家人，也为一个男人的名分。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去当民工。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假如，我的那些善良的乡邻知道了我在当民工，会怎样看我？但很快我就释然了。除了当民工，似乎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活着才是硬道理。
以前，我会觉得自己和民工不是一路人：我是读过书的人，民工是大老粗，我不屑，也不能与他们为伍。但是，民工有饭吃，有衣穿，脸上有笑容，心里有安宁，这些我有吗？没有，所以我连民工都不如。本来就已经比不上民工了，还有什么怕当民工的？所以，我决定去当一名民工。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很平静，就像一只气球，我已预见到它将被吹破，现在，它终于破了。
想想很好笑，3年前，我还在上市公司上班，人模人样地拿着不菲的薪水；3年后，我一贫如洗，决定去当一个民工。这就是人生，波峰浪谷，汹涌澎湃，没有一马平川。
3年后的今天，我仿佛又回到了刚到C市时的情景，没有朋友，没有要求，只想混口饭吃。但我还能逐步翻身吗？不知道，先干好民工再说。
赚钱从5块钱开始
2006年2月10日 正月十三 星期五 阴转多云
春节刚过完，建筑工地一般开工都比较晚，所以我并没有找到活干。我只能住在弟弟那里，晚上两兄弟挤在一个铺上。
早上起来，我来到一个叫AT的建筑工地，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有些矮胖，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地上的“咚咚”声。
他咋呼着问我做啥子，我老实回答说来看工地开工没有，想来找点儿活干。我被他当成了骗子，他说我不像民工。我诚实地告诉他，我之前的确不是民工，但现在处境很差，想到工地混口饭吃。
他仍然不信，独自跑到工地门口张望着。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问我是否真的想挣钱。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让我跟他走。我想他刚才可能是到工地门口去找搬运工了。因为刚过春节，很多农村来的搬运工都还没就位，找不到人，所以才让我帮忙。
工地上一般都有材料室，他把我带到那里，让我把一个纸箱搬到另外一栋楼的一个房间。第一下我差点儿闪了腰，没想到纸箱如此沉重。他在旁边笑着说：“这里面装的可是铁家伙。”透过纸箱的缝隙，我看见里面全是钢膨胀螺钉。
这一纸箱螺钉至少有七八十斤重，虽然只有百十米的距离，但我中途歇了好几次才搬到目的地。
事后，他给了我10块钱。他说如果是普通的搬运工，他只会给5块钱。也就是说，另外5块钱包含着一些其它方面的意思，也许是怜悯，也许是他觉得不好意思。我退给他5块。
我只想做个普通的搬运工，挣一份普通的钱。被人为地拔高，后果很严重。我向他打听工地什么时候开工，请他帮我介绍一下工头，我说我什么都能干，不怕吃苦。
交谈中，我得知他姓陈，大家都叫他老陈。他是很朴实的一个人，工地的主体框架包工头的亲戚，负责材料这一块。老陈说恐怕没有哪个工头会收我，因为我看起来很文雅，不像干活的料。我很失望，原本，我以为当一名建筑工人很简单的，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以干。现在我才明白，每一个群体都有它自己的轨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轨道的，尽管，看起来很简单。
他突然说：“你其实可以安装桥架，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大喜过望，想递一支烟表示感谢，见他抽的是10块钱一包的烟，就没有递。他递烟给我抽，我推说不会。
我对桥架安装工充满了憧憬，尽管我确信那不是我终生的工作……
（待续）
摘自《全国最穷的小伙子的发财日记》
重庆老康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
定价：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