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园，本是北大校园内唯一的一座著名教授住宅区，学术精英荟萃之地。园内坐落灰色二层小楼一群，间以多种树木花草。往日，走进燕南园，顿感文化的厚重和环境的幽雅。风雨沧桑数十年，大师们陆续驾鹤西去，住房多已改作他用。如今，走进燕南园，不免有点苍凉、退色的感觉。2019年12月，燕南园57号被正式定名为“冯友兰故居”，并举行了落成揭牌仪式。冯先生在此居住30多年。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因此，他又称这里为“三松堂”。冯先生是我国现代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居此期间，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在政治大环境下，虽多经坎坷与磨难，仍哲学新见迭出，并着力完成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券本。
　　在一所大学校园内设置名人故居，并不多见，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大学本是学术文化的场所，不是休闲游乐的场所，更不是商业交易的场所。中小学校或家长带领学生或孩子来参观北大校园，重在了解北大的历史、文化内涵，受到学术文化的熏染，以利孩子的成长和成才。可是当前经常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的参观游览者中，大都欣赏湖光、塔影，观光馆、堂、楼、阁，就连北大精神开创者蔡元培的塑像，因偏处一隅而又背向未名湖，也往往擦肩而过。这种状况，常使我感到困惑。我想，冯友兰故居的设置，若在往后条件允许时，能引导游览者井然有序地进行观摩，了解了解冯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风格，从一个角度认识“大学乃大师之谓，非大楼之谓也”，那么，故居设定的文化价值，岂不更上一层楼么？
　　对冯先生的学问与修养，我仰慕已久，印象颇深者，说来有四。
　　一曰文字功夫。 冯先生的主要著述，他在1990年95岁时作了一个概括：“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所谓“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所谓“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是以《新理学》为核心的一个哲学体系。冯先生是哲学家兼哲学史家，我国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现代为数不多的自创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述，达到了三个融合：古今融合，中西融合，史论融合。读他的著述，有一种自然、舒畅的感觉，因为这全是他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语言。他极善于把古人的某些难解的思想和文字，通过自己的辨别和理解，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不失原意。这是一种融会贯通的本领，一种文字表达的功夫。这种本领和功夫，我们在朱光潜先生和胡适先生的著译里也见到过。但朱先生主要是译解西方柏拉图、黑格尔、维柯等人的思想；胡适先生的专门哲学著述并不多。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大纲》只出了上卷。冯先生的“三史”“六书”则是全面、系统地体现其治学功夫和文字功夫，读来使人获得一种特殊的享受和情趣。
　　我特别喜欢冯先生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记得年轻时读《古文观止》，读到王勃的《滕王阁序》，感到文词华美而情志鲜明。如写位置：“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写景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志向：“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显得很美，也很有气势。这似乎把散文推向一个高峰，后人恐难以企及和超越了。
　　但后来读到冯先生的纪念碑文时，更感到在抗战胜利之际，冯先生将西南联大在抗日时期的艰难历程、卓越成就和丰富经验，在极短的篇幅中，以深沉的思考和洗炼的文词，概略无遗。如写联大之使命：“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写三校之合作：“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写成功主因：“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一时社会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最后两句，掷地有声，值得反复吟诵。
　　王勃是路过滕王阁，触景生情，即兴抒发个人感慨。序文布局严谨，对仗工整，激情洋溢，一气呵成。不失为古代骈文中的一枝奇葩，但不免包含某些个人恩怨和悲凉色彩。冯友兰则是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回顾和总结西南联大的历史与经验。碑文文字洗炼，节奏鲜明，情理并茂，气势磅礴，充分体现了联大师生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始终洋溢著乐观主义精神。由于富含哲理，显得境界、格调更高，可视为我国现代碑文中的一种典范。
　　二曰学术奇迹。“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是由冯先生奠定的。他于1934年全文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部分，涵盖先秦至清代的哲学思想，内容十分完整。1947年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访问教授时，又以英文撰著并出版《中国哲学简史》。他在此书“自序”中说：
　　历稽戴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

　　1949年之后，他更集中精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加以诠释和阐述，便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的逐步形成。但要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全部重新加以整理、反思和创造，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社会震荡和政治运动的干扰，他的这项工程曾几度被迫中断，但他始终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欲罢不能”的心态，坚持这项事业。在拨乱反正和改革開放的年代里，从85到95岁高龄而多病的岁月中，他终于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的修订和改写，其中最后一卷，属现代中国哲学部分，全属新的创作，是至为重要而又十分难写的部分，恰恰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独立见解。如此巨大篇幅的理论工程、哲学创造，在如此高龄期间独立完成，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曰教育贡献。冯先生也是一位教育家，这一点常为人们所忽视。过去，杜威和胡适先生都曾说，历来的大哲学家，都是教育家。我想，这是因为哲学和教育有基本相通的方面，都以人为研究对象。哲学给人以智慧，使人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教育给人以启迪，使人发掘和实现自己的潜能。教育要以哲学为指导，哲学的宗旨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冯先生的一生，也是从事教育的一生，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正如宗璞（冯先生的女儿，著名作家）所说：
　　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
　　他在清华曾担任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他也是上世纪30年代“清华学派”的重要成员。与其同事一道，培育了一股学术新风。在西南联大，他也曾担任文学院长。在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以外，还开设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并且积极参与联大校训的讨论，撰写校歌歌词，最后，写就了那篇震撼人心的纪念碑文。此外，他也写过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文章，如《论大学教育》《大学与学术独立》等。1958年，他发表了《树立一个对立面》，认为在一个社会里，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分工是必要的；综合大学的哲学系，正是培养专做或多做理论工作的人，这就要求系统地钻研经典著作，掌握文献资料，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析概念和范畴等。因此，他有针对性地强调，哲学系应当培养哲学工作者，而不能只是普通劳动者。现在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当时却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也正是冯先生的“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吧。
　　四曰国际影响。一个民族，要自立和振兴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在科学和理论上有重大创造，必须有一批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我国在先秦时代确有一批大思想家，如孔、孟、老、庄等，不仅为民族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而且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影响。但自近代以来，这样的大哲学家和国际影响就比较少见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由他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后来用英文写成的《中國哲学简史》，为便于外国人阅读，篇幅较小，写得更加通俗易懂，更适合于非哲学专业的人士阅读。这两本书都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特别是西方的许多大学里，长期被指定为学习中国哲学的基本教材。李慎之先生曾说：“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便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种估价是有一定根据的。冯先生和他的著作的这种重大国际影响，他在向国外传播和评介中国哲学，促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上所起的显著作用，在现代中国哲学和教育界里是可以彪炳史册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