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在谈书店，不记得这已经是6年来的第几次。不过，我很清楚，最后的一次，由于像一位飽经风霜的老人，我表现得从容不迫。我写了三万三千字。我把我的生活——除去那些无关的部分——全都聚集在那篇叫做“博尔赫斯书店”的文章里，我把它称为自传。
　　我十六岁即来到广州，比那些后来的淘金者更熟悉这个城市的表面及其变化。博尔赫斯书店就像那些拥有一个名字但并不能让人记住的街巷一样，是微不足道的。近代以来，这座城市比其他地方更显得有活力。可惜的是，尽管她能产生新思想和新人物，却不能巩固和发展变革带来的实际成果。由此看来，自始至终标榜学术和创新的博尔赫斯书店就成了与这个城市若即若离的产物。
　　1998年我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场短暂讲话，主题就是关于广州的当代文化。我发现，我几乎没有肯定过这里的什么。不过，我也没有把她摆在一个腐朽和不堪造就的位置上。我尤其想到了康有为早年讲学和著书的万木草堂，并且，就像我在自传中提到的，我把万木草堂与博尔赫斯书店并列了起来。
　　这种并列是幼稚的，但也是必要的。我发现，人们对于万木草堂的遗忘速度之快已经向我表明：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充其量只能是留下一块牌匾，而不是任何真正的活动的印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博尔赫斯书店未来的日渐消淡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