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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青年杂志》
1915年初夏，陈独秀回到上海。因为打算办杂志，陈独秀带家人住到了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因不能预知《青年杂志》的发行情况，汪孟邹以事多为由，婉言拒绝发行该杂志。但作为朋友，汪孟邹介绍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来发行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群益书社提出，陈独秀每月得编辑费、稿费200元，月出一本杂志。陈独秀满口答应了，有200元收入，一家人不仅可以饱食无忧，而且可以把在安庆的延年、乔年接到上海来，减轻一点嗣母和高晓岚的压力。
环境好转后，陈独秀给安庆家中写了一封信，叫延年、乔年到上海来，找点事做。延年17岁，乔年13岁，正是出来闯荡人生的时候，而且兄弟俩可以互相照应。
延年和乔年正在安庆全皖中学读书，接到父亲的信，欢天喜地，上海是青年人向往去的地方，兄弟俩早就渴望闯一闯了。
延年、乔年来到上海，就在陈独秀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偏偏遇到一场人祸。原来，《青年杂志》办了几期，读者增多，销量大增。买杂志的青年越来越多，陈独秀的事业如火如荼，从而引起上海青年会的嫉妒。他们所办的刊物《上海青年杂志》被《青年杂志》一压，没有了销量。为了自己的杂志，他们写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杂志名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这差不多是中国第一个“署名权”官司。没有办法，陈独秀只好在出版一卷六期后，于1916年夏天暂时停刊了。
北大文科学长
延年、乔年刚到上海时，和父亲、姨妈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青年杂志》停刊后，经济再次陷入低谷，陈独秀脾气大，延年、乔年半工半读，就搬出来独居了。祖母谢氏想念两个孙子，到上海看望，因两个孙子不和陈独秀住一起，不得不派人到处寻找延年、乔年。
汪孟邹听说后，责怪陈独秀，不该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没有和他们一起住。但陈独秀觉得，这个社会本来就险恶，青年人应该吃点苦，吃点苦有好处。孩子从小不吃苦，将来怎么办？
高君曼背后对汪孟邹说：“我留他们弟兄俩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传出去，都是我不好。”高君曼心里过不去，也怕外面说闲话。汪孟邹走后，高君曼在陈独秀面前说，还是让孩子回来住吧，怪可怜的。但陈独秀说，你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呐！
一天，陈独秀好友、邻居潘赞化来坐。碰巧陈独秀不在家，高君曼说起陈独秀不让延年兄弟回家住的事，眼泪就掉下来了：“说起来，他们是我姐姐的孩子，我是他们姨母，又是继母，我名义上感情上看待俩兄弟，犹如我所生，他们兄弟在外面，视我亦如其母。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谁能谅我？”说罢，高君曼流泪不止。
1916年9月15日，陈独秀恢复办刊，将《青年杂志》名字改为《新青年》，出版商仍然是群益书社。《新青年》出版后，不仅销量不比《青年杂志》差，而且远远超过了陈独秀和出版商的预想。11月26日，陈独秀和汪孟邹同车离沪北上，打算筹集资金，合并亚东和群益书店，成立书局，为扩大《新青年》的规模创造条件。
一天，在杭州教书时认识的朋友沈尹默（原名沈君默）在北京琉璃厂附近遇到了陈独秀。他大喜过望，立即建议陈独秀离开上海，到北大工作，并请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向北大新校长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和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前就认识，两人同是光复会暗杀团的成员。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偕夫人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没有看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这次回国到上海，已听人谈到。他到北大，是想在北方宣传革命。因此，他欣然接受了汤尔和、沈尹默的推荐，亲自到旅社，邀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考虑北大是名牌大学，月薪300元，而且可以在北京继续办《新青年》，并有钱玄同等人支持，于是陈独秀接受了蔡校长的聘请，同时他推荐了在美国读博士的未见面的朋友胡适也到北大教书。
仲叔心太忍了
知道陈独秀去北大任职，高君曼十分高兴。唯独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俩在外自谋生活，边打工边学习，晚上住《新青年》社编辑部。他们常蓬头垢面，饿了啃大烧饼，渴了喝自来水。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
受高君曼影响，陈独秀嘱咐汪孟邹，自己去北京后，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补贴延年、乔年。到北大后，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加上《新青年》每期200元编辑费，陈独秀的收入已很可观，可以补贴一点给延年、乔年兄弟。汪孟邹连忙答应了，说：“应该！应该！小弟兄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
父亲离开上海后，延年、乔年兄弟住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晚上睡地板，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不久，两人搬出去住了。
一天，延年和乔年来亚东图书馆取父亲给的生活费。此时，延年、乔年兄弟已考入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大学，依旧形影不离。他们年龄、身材、性格不一样，但穿着同样的蓝粗布长衫，颜色已洗得发白。这衣服，还是母亲高晓岚在他们到上海前做的，已经穿了许多日子了。
根据陈独秀的意思，汪孟邹每月从陈独秀的稿费中拿10元钱（每人5元）给他们，补贴其生活。汪孟邹给了钱，就在记账簿子上写上一笔。这时，汪原放（汪孟邹侄儿 编者注） 便忙着倒茶，和延年兄弟说话。汪原放说：“仲叔现在好了，是京城大学的院长了。”不料陈乔年极不为然，说：“父亲名为新文学院院长，实则去做旧官僚耳。”
这话叫汪原放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瘦削的乔年性格这么活泼开朗，说出的话，根本不像他这个年龄孩子所说的。分别时，汪原放嘱咐他们常来玩。
一次，乔年帮助伙友们打包，因使劲太大，一下把自己的裤腰带崩断了。“啊，真可惜！”一位伙计惋惜道。喬年随手捡起一根打包用的麻绳熟练地搓几下，往腰上一束，代替断了的裤带。他一边束裤子一边笑着说：“这可比裤带牢得多了！”一句话，逗得汪原放和大家哈哈大笑。
“中午在这吃吧？”乔年离开时，汪孟邹说。他知道，延年和乔年在上海的生活十分艰苦，平常难得吃一顿像样的饭菜。乔年不肯，说：“还是回学校吃方便。”
汪原放问：“在学校吃些什么？”
陈乔年说：“啃上几块面包，如果塞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还不行的话，再加上一点盐。”乔年话说得很随便，好像没有什么奇怪，可汪原放听了，心里很难过。他没有想到，仲叔两个儿子，心肠这么好，过的日子却比自己店里的伙计还差。
看着乔年的背影，汪原放对叔叔说：“乔年他们真不容易。”
叔叔说：“延年、乔年从小吃苦，将来一定有出息！”但他和潘赞化谈起来，口气就变了，包含埋怨的意思：“孩子可怜得很，仲叔心太忍了。”
（摘自《一门三杰：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
1915年初夏，陈独秀回到上海。因为打算办杂志，陈独秀带家人住到了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因不能预知《青年杂志》的发行情况，汪孟邹以事多为由，婉言拒绝发行该杂志。但作为朋友，汪孟邹介绍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来发行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群益书社提出，陈独秀每月得编辑费、稿费200元，月出一本杂志。陈独秀满口答应了，有200元收入，一家人不仅可以饱食无忧，而且可以把在安庆的延年、乔年接到上海来，减轻一点嗣母和高晓岚的压力。
环境好转后，陈独秀给安庆家中写了一封信，叫延年、乔年到上海来，找点事做。延年17岁，乔年13岁，正是出来闯荡人生的时候，而且兄弟俩可以互相照应。
延年和乔年正在安庆全皖中学读书，接到父亲的信，欢天喜地，上海是青年人向往去的地方，兄弟俩早就渴望闯一闯了。
延年、乔年来到上海，就在陈独秀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偏偏遇到一场人祸。原来，《青年杂志》办了几期，读者增多，销量大增。买杂志的青年越来越多，陈独秀的事业如火如荼，从而引起上海青年会的嫉妒。他们所办的刊物《上海青年杂志》被《青年杂志》一压，没有了销量。为了自己的杂志，他们写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杂志名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这差不多是中国第一个“署名权”官司。没有办法，陈独秀只好在出版一卷六期后，于1916年夏天暂时停刊了。
北大文科学长
延年、乔年刚到上海时，和父亲、姨妈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青年杂志》停刊后，经济再次陷入低谷，陈独秀脾气大，延年、乔年半工半读，就搬出来独居了。祖母谢氏想念两个孙子，到上海看望，因两个孙子不和陈独秀住一起，不得不派人到处寻找延年、乔年。
汪孟邹听说后，责怪陈独秀，不该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没有和他们一起住。但陈独秀觉得，这个社会本来就险恶，青年人应该吃点苦，吃点苦有好处。孩子从小不吃苦，将来怎么办？
高君曼背后对汪孟邹说：“我留他们弟兄俩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传出去，都是我不好。”高君曼心里过不去，也怕外面说闲话。汪孟邹走后，高君曼在陈独秀面前说，还是让孩子回来住吧，怪可怜的。但陈独秀说，你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呐！
一天，陈独秀好友、邻居潘赞化来坐。碰巧陈独秀不在家，高君曼说起陈独秀不让延年兄弟回家住的事，眼泪就掉下来了：“说起来，他们是我姐姐的孩子，我是他们姨母，又是继母，我名义上感情上看待俩兄弟，犹如我所生，他们兄弟在外面，视我亦如其母。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谁能谅我？”说罢，高君曼流泪不止。
1916年9月15日，陈独秀恢复办刊，将《青年杂志》名字改为《新青年》，出版商仍然是群益书社。《新青年》出版后，不仅销量不比《青年杂志》差，而且远远超过了陈独秀和出版商的预想。11月26日，陈独秀和汪孟邹同车离沪北上，打算筹集资金，合并亚东和群益书店，成立书局，为扩大《新青年》的规模创造条件。
一天，在杭州教书时认识的朋友沈尹默（原名沈君默）在北京琉璃厂附近遇到了陈独秀。他大喜过望，立即建议陈独秀离开上海，到北大工作，并请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向北大新校长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和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前就认识，两人同是光复会暗杀团的成员。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偕夫人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没有看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这次回国到上海，已听人谈到。他到北大，是想在北方宣传革命。因此，他欣然接受了汤尔和、沈尹默的推荐，亲自到旅社，邀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考虑北大是名牌大学，月薪300元，而且可以在北京继续办《新青年》，并有钱玄同等人支持，于是陈独秀接受了蔡校长的聘请，同时他推荐了在美国读博士的未见面的朋友胡适也到北大教书。
仲叔心太忍了
知道陈独秀去北大任职，高君曼十分高兴。唯独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俩在外自谋生活，边打工边学习，晚上住《新青年》社编辑部。他们常蓬头垢面，饿了啃大烧饼，渴了喝自来水。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
受高君曼影响，陈独秀嘱咐汪孟邹，自己去北京后，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补贴延年、乔年。到北大后，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加上《新青年》每期200元编辑费，陈独秀的收入已很可观，可以补贴一点给延年、乔年兄弟。汪孟邹连忙答应了，说：“应该！应该！小弟兄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
父亲离开上海后，延年、乔年兄弟住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晚上睡地板，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不久，两人搬出去住了。
一天，延年和乔年来亚东图书馆取父亲给的生活费。此时，延年、乔年兄弟已考入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大学，依旧形影不离。他们年龄、身材、性格不一样，但穿着同样的蓝粗布长衫，颜色已洗得发白。这衣服，还是母亲高晓岚在他们到上海前做的，已经穿了许多日子了。
根据陈独秀的意思，汪孟邹每月从陈独秀的稿费中拿10元钱（每人5元）给他们，补贴其生活。汪孟邹给了钱，就在记账簿子上写上一笔。这时，汪原放（汪孟邹侄儿 编者注） 便忙着倒茶，和延年兄弟说话。汪原放说：“仲叔现在好了，是京城大学的院长了。”不料陈乔年极不为然，说：“父亲名为新文学院院长，实则去做旧官僚耳。”
这话叫汪原放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瘦削的乔年性格这么活泼开朗，说出的话，根本不像他这个年龄孩子所说的。分别时，汪原放嘱咐他们常来玩。
一次，乔年帮助伙友们打包，因使劲太大，一下把自己的裤腰带崩断了。“啊，真可惜！”一位伙计惋惜道。喬年随手捡起一根打包用的麻绳熟练地搓几下，往腰上一束，代替断了的裤带。他一边束裤子一边笑着说：“这可比裤带牢得多了！”一句话，逗得汪原放和大家哈哈大笑。
“中午在这吃吧？”乔年离开时，汪孟邹说。他知道，延年和乔年在上海的生活十分艰苦，平常难得吃一顿像样的饭菜。乔年不肯，说：“还是回学校吃方便。”
汪原放问：“在学校吃些什么？”
陈乔年说：“啃上几块面包，如果塞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还不行的话，再加上一点盐。”乔年话说得很随便，好像没有什么奇怪，可汪原放听了，心里很难过。他没有想到，仲叔两个儿子，心肠这么好，过的日子却比自己店里的伙计还差。
看着乔年的背影，汪原放对叔叔说：“乔年他们真不容易。”
叔叔说：“延年、乔年从小吃苦，将来一定有出息！”但他和潘赞化谈起来，口气就变了，包含埋怨的意思：“孩子可怜得很，仲叔心太忍了。”
（摘自《一门三杰：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