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学龄前的所有重要记忆，都集中在4岁那年。马不停蹄的哀乐，马不停蹄的防震棚，还有一次次赤条条地被人抱到街上。
　　那年从哀乐开始，爷爷奶奶无比崇拜周总理，在家里设灵堂，抓我们这些小毛孩每人带了黑纱，向墙上那张意气风发的标准照三鞠躬。我喜欢三鞠躬这个项目，感觉像是参与了大人们才能出席的某种正式仪式，而且这个口令的发布，意味着此前漫长辛苦的默哀可以结束了。到了夏秋之交，朱毛辞世的时候，家长们已经痛苦到没精力约束我们这些野孩子。我们四处串场，跑到各个追悼仪式举行地的舞台上，对着话筒，朝台下正在默哀的人大喊一声：“三鞠躬！”然后撒丫子猛跑。
　　我对地震不敏感，1990年亚运会那阵，有人说北京震了，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唐山地震那晚，我在北京。此前有谣传说西安要地震，所以我们举家跑到北京去避震。半夜正睡得香，突然听到哥哥一声尖叫：地震啦！迷迷糊糊感觉一条人影从身前窜过，紧接着，我被一条毛毯裹住，父亲扛着我也冲下了楼。楼下挤满了各种装扮的人，正对地震议论纷纷，我心中却满是羞愧——他们等不及给我一条裤衩就把我弄了下来。
　　在北京住了几天防震棚后，我们又举家南迁，回西安避震。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姥姥在家里给我洗澡，我说了一句：“灯怎么在晃啊？”她抬头一看，二话不说，把我拽出澡盆，赤条条拎到了街上，不仅赤裸，而且还湿着。
　　时至今日，我都还不能裸睡，一裸睡就会做些奇怪的噩梦，这都源自童年留下的心灵创伤。
　　爷爷在西安自家的花园里种了一些玉米，搭防震棚的时候，玉米秆成了最抢手的建筑材料。我家拥有全院最奢华的防震棚，独门独棚，卧室与厨房之间甚至还有隔断。而当时大多数人家，需要几家人合住一个防震棚，一家人睡一个大通铺。
　　对我们这些小屁孩来说，住防震棚绝对是种享受，感觉像是一大群人在外面野营。直到有一天，将要躺下时，我突然看到枕头边有只小老鼠，在很认真地打量着我。
　　在为地震恐慌的年代，还有一个游戏令人着迷。那时大家都还在定期定时的公共浴室里洗刷自己。要想看热闹，只消蹲在浴室外的墙根下，大喊一声：地震了！立刻会有一批男男女女赤条条地涌上街头，身上还冒着热气，像是刚出锅的大白馒头。虽然最终都免不了吃一顿老拳，但我还是从这些恶作剧里，学习到了男女之间本质的不同。这大约算是地震带给我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