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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义先生，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在台湾读了五六年的文学课程之后，到美国专攻他非常陌生的生物学课程，居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一个生物学学士学位，之后又获得了动物学硕士和生态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台任东海大学生物系主任，生物研究所所长，亚洲生态学会主席。他认为“与其孜孜不倦地呆在实验室里作一些钻牛角尖的研究工作，还不如站出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现时科技的方向与政策，或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象作一客观的评估与监督”，而后者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因此，出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他从一九七六年起，在繁忙的专业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不断撰文提醒人们注意科技在人类生活中的消极影响，要求民众积极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其中一部分文章结集出版，即《科学文明的反省》。
一、科学技术的中国化
林俊义先生对科学文明的反省，首先从科学本质的认识开始。他强烈地反对所谓科技中立的观点，认为自古以来，科技从没有中立过，而现代科学技术就更加政治化、商业化、国家化、军事化、秘密化和职业化了，只有政治盲人和西化的学术奴隶才看不到或根本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既然是这样，科技人员的责任，就不仅仅是从事专业的科学研究，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所从事的这项研究的社会意义与后果。也就是说，科学家必须首先是一位科学社会学家。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在中国大陆，有没有眼睛死盯着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选题和观点上，千方百计地迎合“诺贝尔”的口味，企求获得那二十一万美金而研究或写作的人，有没有把用大量的人民币做出的成果，偏送到国外杂志上发表，求得洋人的一声“OK”！然后将“出口转内销”，吹红了半张报纸的人，有没有国内培养二十几年，出国有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仍称这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人，我不知道，看林先生这本书，发现台湾这类人颇为不少。林先生说，台湾文化界充满了以人类文明为幌子，以西方文明为实质，旨在奴化我们灵魂的译著，是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想献身“人类世界”而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原因。“我们的脑细胞已不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都变成了文化鹦鹉”(第26页)。这种西方化魔术是由科技操纵的，因此，相信科学是中立的、客观的、个人的、国际的、公开的、崇高的、造福于人类的、无私的活动，与其说是科学家们偏狭与无知，倒不如说是西方人和西方化人的一种政治信念。
高尚的、聪明的西方跨国公司巨头及其代理人鼓吹“科技中立”、“科技万能”，科技能给人类带来普遍的福利与光明的前途，是一种广告商人的伎俩。它们给科技商品做广告，造成无限的卖方市场，使它们手中的科学技术也和商品、资本一样，成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武器。如今科技输出同昔日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一样，越来越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因此，迷信科技，盲目地、不适宜地引进科学技术，很容易坠入林先生所说的“科技陷阱”中去。
诚然，现代社会已经深深地染上了科技“鸦片”的毒瘾，很难抵制它的进攻。如果采取复古主义的态度，做小国寡民，夜郎君子，那么，发展中国家又将陷入万劫不复的贫困与落后。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即既要发展和引进科技，又不会坠入西方设置的科技陷阱呢？林先生指出有三条措施：一是打破科学主义的迷信；二是建立科技评估机构，对引进的科技进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方面的综合评估，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平衡的，就引进和发展，否则，就不引进和发展；三是改革政治经济结构，“使科技政策、工业生产、资源运用都符合全民的利益与意愿”(第32页)。他从以色列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印度科技的畸形发展中，得出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科技需要本土化。他认为，科技的“发展一定要基于本身的现况与需要。(无论)多么尖端时髦的科技，如果对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无所助益，(那么)，发展了(也)只是徒有炫耀的作用而已”(第54页)。而台湾的科学正是这样一种引进的依赖性极强的展览的科学。林先生批评说，这样的科学是外强中干和头重脚轻的科学。要想科学技术在中国扎根，对中国的发展有所帮助，就必须使之中国化。科学技术中国化不但要求科技研究要面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还要求科技人员首先做一个中国人。林先生对这一点特别强调。他认为，两种人对国家毫无益处：一是爱国而无专门技术的人；一是有技术但“思想骑墙，‘有奶便是娘’者”。后一种人不但无益，而且还有害，因为他们是“汉奸、买办、卖国贼的来源”(第55页)。因此，科学家的心理建设是绝对必要的。用我们这里的术语，就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二、经济分析的生态化
二十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污染危机，环境从此不再沉默。一九六二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揭露美国施用超量杀虫剂，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引出了一场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这个运动对林俊义的学术思想有重大影响：
“一九七0年代，我亦投身在美国环境运动的热潮中。五花八门的辩论或座谈会，处处可见，热闹非凡。辩论或座谈会的……一个论点是，科技或技术决无法解决裁军或环境问题。当时我正热衷科技，相信科技万能的论调。听了科技决无法解决环境的问题时，甚感迷惑，亦感论调之荒谬。……回台后，眼看着整个台湾环境全面破坏的景象，从都市、乡间至山野，处处显露工程破坏环境的遗迹后，我才慢慢了解过去那些指责背后所隐藏的哲理”(第68—69页)，也形成了他作为生态学家与众不同的自然观和经济观。
生态学被人看作是一门具有颠覆性的科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生态学世界观与传统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根本不同。经济学作为工业社会中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科学，本质是传统科学主义在生产至消费领域内的具体运用，它以破坏自然、改造自然为根本目的，尽管它好象为人类创造(应该说是“转化”)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也使人类为之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学的世界则是“天人合一”的世界，它更多地注意到了人与自然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人类要想延续下去的话，维护自然、与自然“和平共处”，而不是破坏它、改造它，可能是我们今后最好的选择。生态学和经济学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并不妨碍它们相互接近、相互采借和相互涵化。从词义学角度看，生态学(Ecology)和经济学(Economics)都有词根Eco，Eco在希腊文中为Oikois(家)，可以说，它们同是研究、经营“家”的学问。因此，林先生认为，生态学和经济学实有相结合的必要，生态学必须经济学化，而经济分析也必须生态化。他很欣赏舒马赫“小即美”的经济哲学，认为它是将生态学应用到经济分析中的典范。他解释说，人的经济活动应该以最小的能，作最大的功这种效率主义观念作为基本的美学原则，社会的现代化也应该这样定义。从这个观点来看，美国是一个最不现代化的国家，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最符合现代化原则。因为美国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建立在高额消耗大量的非再生性能源和资源基础之上的，它的能量效率极低。以农业为例，一九七五年，投入十个单位的能量只生产出一个单位的食物能来，其它九个单位的能量全在生产过程中浪费掉了。这种高浪费的经济是不可能维持很久的。中国的情况则相反，虽然能量投入少，但转化效率很高，加之可以循环再生利用，所以，这种经济能够维持很久。
林先生的看法使我想起了小学课本上的《金银盾》的故事：站在盾牌金面那一边的将军看到的盾牌是金盾牌，而站在对面的将军则看到的盾牌则是银的——都存在着片面性。单纯以能量效率这一指标来衡量现代化，说美国反不如传统中国现代化，可能与它批判的观点一样，是另一种片面的观察，而且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反而追求美国式的“落后”，而不追求传统中国式的现代化？但这丝毫不减损经济分析生态化的宏观意义。因为只有生态化的经济学，才能解释在地球上非再生性能源和资源逐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经济活动的要素以及所受到的制约不断增多之后，浪费型经济向节制型经济的过渡，并以与现行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机制去指导它的过渡。
三、发展战略的一元化
由生态环境危机引发出对它的思考，在国外已是众说纷纭，仁智异见。有人认为是工业化、人口增长的产物；有人认为是经济体制，尤其是资本主义这个怪物带来的结果；有人认为是政治结构上的问题；也有人把它归结为科学技术的直接后果。林俊义更倾向于另一种看法，认为生态环境危机是一种文化病，是一个人与自然环境无法协调的意识问题。
在西方，人们开始是将这个问题与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认为科学技术乃至工程师是人类环境的主要破坏者。美国大法官指责工程师是人类的“第一号公敌”；著名的工程师威廉·弗尔朗(Wi11iam Furl－ong)也称他的同行是一群拥有技术的野蛮人。到了一九六八年，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西方文明的深层结构的认识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怀特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出美国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应该追溯到基督一神教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二元论上去。怀特强调，基督一神教战胜多神教是“西方文化历史上最大的心理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即二元化。在二元化的文化中，进步就意味着工业科技对环境的剥夺，这就必然带来生态危机。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六、七十年代反省西方文化的运动以反环境污染、反越南战争、反物质文明、反科学技术、崇尚东方宗教和文化的形式，在美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国大陆当时在搞文化大革命，有人把美国的这场运动也称之为“文化大革命”。
与西方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在加速西方化。“接受工业社会的思潮与问题，学习工业社会对资源人力的剥削，拥抱工业社会的价值体系”(第62页)。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大都在西方受教育(或曰奴化)，他们迷信西方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唯一可以选择的模式，乐于从西方引进不合国情的科学技术，企求以最快的速度在经济上政治上发达起来。殊不知，这正是西方求之不得的观念。它们正是想大量输出高污染工业技术，谋求高额利润，同时又通过技术来进一步控制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发展中国家落入科技陷阱之中，经济没有长足的发展，西方文明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两极分化、都市爆炸等问题反而大量出现。林俊义先生以台湾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台湾工业化是有一些发展，但公害却严重得不得了。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台湾当局坚持依赖出口、强调高速增长率、鼓励竞争和投资、提倡高消费、迷信科技的政策的直接后果，而这些又与西方二元论文化逐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元论观念分不开。
二元论观念即是将自然与人类社会分开并使之对立的观念，它强调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认为人运用科学技术便能制服一切和创造一切。这种观念之不切实际，已被西方许多人所认识。一元论则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强调只有同自然保持一致与和谐，社会才能够生存和发展。这种思想是合乎现代生态学观念的。在生态环境危机无法消除并日益严重的今天，一元主义应该说是最革命、最现代化的思想，也是最有前途的思想。
随着文化二元论向一元主义转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必须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林先生说：“我们决不能被他国(指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追随西方现时的文化价值，沆瀣一气地加速世界的厄运，而是应该秉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量，领导世界改变现时文化的价值观才是。”(第64页)这一点对大陆的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改革与开放是发展的前提。但需要记住的是：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不应该脱离中国的国情与现实追求片面的经济发展。目前的改革不应该成为一次新的“大跃进”。我们需要生产效率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均衡，均衡的发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科学文明的反省》总基调是批评性的——对台湾当局的科技、经济与发展现状与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表现了作者追求真理的勇气与社会良知。对这些批评，当局是何态度？我不得而知，料想也不会评价很高。介绍到大陆来，能否受到时下热衷于科技和工业化的经济成长主义者们的欢迎，也很难说。但我以为这本书自有它长久存在的价值：药，还是苦一点的好。
(《科学文明的反省》，林俊义著，帕米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
一、科学技术的中国化
林俊义先生对科学文明的反省，首先从科学本质的认识开始。他强烈地反对所谓科技中立的观点，认为自古以来，科技从没有中立过，而现代科学技术就更加政治化、商业化、国家化、军事化、秘密化和职业化了，只有政治盲人和西化的学术奴隶才看不到或根本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既然是这样，科技人员的责任，就不仅仅是从事专业的科学研究，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所从事的这项研究的社会意义与后果。也就是说，科学家必须首先是一位科学社会学家。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在中国大陆，有没有眼睛死盯着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选题和观点上，千方百计地迎合“诺贝尔”的口味，企求获得那二十一万美金而研究或写作的人，有没有把用大量的人民币做出的成果，偏送到国外杂志上发表，求得洋人的一声“OK”！然后将“出口转内销”，吹红了半张报纸的人，有没有国内培养二十几年，出国有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仍称这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人，我不知道，看林先生这本书，发现台湾这类人颇为不少。林先生说，台湾文化界充满了以人类文明为幌子，以西方文明为实质，旨在奴化我们灵魂的译著，是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想献身“人类世界”而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原因。“我们的脑细胞已不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都变成了文化鹦鹉”(第26页)。这种西方化魔术是由科技操纵的，因此，相信科学是中立的、客观的、个人的、国际的、公开的、崇高的、造福于人类的、无私的活动，与其说是科学家们偏狭与无知，倒不如说是西方人和西方化人的一种政治信念。
高尚的、聪明的西方跨国公司巨头及其代理人鼓吹“科技中立”、“科技万能”，科技能给人类带来普遍的福利与光明的前途，是一种广告商人的伎俩。它们给科技商品做广告，造成无限的卖方市场，使它们手中的科学技术也和商品、资本一样，成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武器。如今科技输出同昔日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一样，越来越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因此，迷信科技，盲目地、不适宜地引进科学技术，很容易坠入林先生所说的“科技陷阱”中去。
诚然，现代社会已经深深地染上了科技“鸦片”的毒瘾，很难抵制它的进攻。如果采取复古主义的态度，做小国寡民，夜郎君子，那么，发展中国家又将陷入万劫不复的贫困与落后。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即既要发展和引进科技，又不会坠入西方设置的科技陷阱呢？林先生指出有三条措施：一是打破科学主义的迷信；二是建立科技评估机构，对引进的科技进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方面的综合评估，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平衡的，就引进和发展，否则，就不引进和发展；三是改革政治经济结构，“使科技政策、工业生产、资源运用都符合全民的利益与意愿”(第32页)。他从以色列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印度科技的畸形发展中，得出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科技需要本土化。他认为，科技的“发展一定要基于本身的现况与需要。(无论)多么尖端时髦的科技，如果对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无所助益，(那么)，发展了(也)只是徒有炫耀的作用而已”(第54页)。而台湾的科学正是这样一种引进的依赖性极强的展览的科学。林先生批评说，这样的科学是外强中干和头重脚轻的科学。要想科学技术在中国扎根，对中国的发展有所帮助，就必须使之中国化。科学技术中国化不但要求科技研究要面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还要求科技人员首先做一个中国人。林先生对这一点特别强调。他认为，两种人对国家毫无益处：一是爱国而无专门技术的人；一是有技术但“思想骑墙，‘有奶便是娘’者”。后一种人不但无益，而且还有害，因为他们是“汉奸、买办、卖国贼的来源”(第55页)。因此，科学家的心理建设是绝对必要的。用我们这里的术语，就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二、经济分析的生态化
二十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污染危机，环境从此不再沉默。一九六二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揭露美国施用超量杀虫剂，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引出了一场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这个运动对林俊义的学术思想有重大影响：
“一九七0年代，我亦投身在美国环境运动的热潮中。五花八门的辩论或座谈会，处处可见，热闹非凡。辩论或座谈会的……一个论点是，科技或技术决无法解决裁军或环境问题。当时我正热衷科技，相信科技万能的论调。听了科技决无法解决环境的问题时，甚感迷惑，亦感论调之荒谬。……回台后，眼看着整个台湾环境全面破坏的景象，从都市、乡间至山野，处处显露工程破坏环境的遗迹后，我才慢慢了解过去那些指责背后所隐藏的哲理”(第68—69页)，也形成了他作为生态学家与众不同的自然观和经济观。
生态学被人看作是一门具有颠覆性的科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生态学世界观与传统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根本不同。经济学作为工业社会中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科学，本质是传统科学主义在生产至消费领域内的具体运用，它以破坏自然、改造自然为根本目的，尽管它好象为人类创造(应该说是“转化”)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也使人类为之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学的世界则是“天人合一”的世界，它更多地注意到了人与自然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人类要想延续下去的话，维护自然、与自然“和平共处”，而不是破坏它、改造它，可能是我们今后最好的选择。生态学和经济学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并不妨碍它们相互接近、相互采借和相互涵化。从词义学角度看，生态学(Ecology)和经济学(Economics)都有词根Eco，Eco在希腊文中为Oikois(家)，可以说，它们同是研究、经营“家”的学问。因此，林先生认为，生态学和经济学实有相结合的必要，生态学必须经济学化，而经济分析也必须生态化。他很欣赏舒马赫“小即美”的经济哲学，认为它是将生态学应用到经济分析中的典范。他解释说，人的经济活动应该以最小的能，作最大的功这种效率主义观念作为基本的美学原则，社会的现代化也应该这样定义。从这个观点来看，美国是一个最不现代化的国家，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最符合现代化原则。因为美国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建立在高额消耗大量的非再生性能源和资源基础之上的，它的能量效率极低。以农业为例，一九七五年，投入十个单位的能量只生产出一个单位的食物能来，其它九个单位的能量全在生产过程中浪费掉了。这种高浪费的经济是不可能维持很久的。中国的情况则相反，虽然能量投入少，但转化效率很高，加之可以循环再生利用，所以，这种经济能够维持很久。
林先生的看法使我想起了小学课本上的《金银盾》的故事：站在盾牌金面那一边的将军看到的盾牌是金盾牌，而站在对面的将军则看到的盾牌则是银的——都存在着片面性。单纯以能量效率这一指标来衡量现代化，说美国反不如传统中国现代化，可能与它批判的观点一样，是另一种片面的观察，而且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反而追求美国式的“落后”，而不追求传统中国式的现代化？但这丝毫不减损经济分析生态化的宏观意义。因为只有生态化的经济学，才能解释在地球上非再生性能源和资源逐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经济活动的要素以及所受到的制约不断增多之后，浪费型经济向节制型经济的过渡，并以与现行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机制去指导它的过渡。
三、发展战略的一元化
由生态环境危机引发出对它的思考，在国外已是众说纷纭，仁智异见。有人认为是工业化、人口增长的产物；有人认为是经济体制，尤其是资本主义这个怪物带来的结果；有人认为是政治结构上的问题；也有人把它归结为科学技术的直接后果。林俊义更倾向于另一种看法，认为生态环境危机是一种文化病，是一个人与自然环境无法协调的意识问题。
在西方，人们开始是将这个问题与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认为科学技术乃至工程师是人类环境的主要破坏者。美国大法官指责工程师是人类的“第一号公敌”；著名的工程师威廉·弗尔朗(Wi11iam Furl－ong)也称他的同行是一群拥有技术的野蛮人。到了一九六八年，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西方文明的深层结构的认识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怀特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出美国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应该追溯到基督一神教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二元论上去。怀特强调，基督一神教战胜多神教是“西方文化历史上最大的心理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即二元化。在二元化的文化中，进步就意味着工业科技对环境的剥夺，这就必然带来生态危机。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六、七十年代反省西方文化的运动以反环境污染、反越南战争、反物质文明、反科学技术、崇尚东方宗教和文化的形式，在美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国大陆当时在搞文化大革命，有人把美国的这场运动也称之为“文化大革命”。
与西方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在加速西方化。“接受工业社会的思潮与问题，学习工业社会对资源人力的剥削，拥抱工业社会的价值体系”(第62页)。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大都在西方受教育(或曰奴化)，他们迷信西方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唯一可以选择的模式，乐于从西方引进不合国情的科学技术，企求以最快的速度在经济上政治上发达起来。殊不知，这正是西方求之不得的观念。它们正是想大量输出高污染工业技术，谋求高额利润，同时又通过技术来进一步控制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发展中国家落入科技陷阱之中，经济没有长足的发展，西方文明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两极分化、都市爆炸等问题反而大量出现。林俊义先生以台湾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台湾工业化是有一些发展，但公害却严重得不得了。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台湾当局坚持依赖出口、强调高速增长率、鼓励竞争和投资、提倡高消费、迷信科技的政策的直接后果，而这些又与西方二元论文化逐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元论观念分不开。
二元论观念即是将自然与人类社会分开并使之对立的观念，它强调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认为人运用科学技术便能制服一切和创造一切。这种观念之不切实际，已被西方许多人所认识。一元论则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强调只有同自然保持一致与和谐，社会才能够生存和发展。这种思想是合乎现代生态学观念的。在生态环境危机无法消除并日益严重的今天，一元主义应该说是最革命、最现代化的思想，也是最有前途的思想。
随着文化二元论向一元主义转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必须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林先生说：“我们决不能被他国(指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追随西方现时的文化价值，沆瀣一气地加速世界的厄运，而是应该秉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量，领导世界改变现时文化的价值观才是。”(第64页)这一点对大陆的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改革与开放是发展的前提。但需要记住的是：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不应该脱离中国的国情与现实追求片面的经济发展。目前的改革不应该成为一次新的“大跃进”。我们需要生产效率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均衡，均衡的发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科学文明的反省》总基调是批评性的——对台湾当局的科技、经济与发展现状与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表现了作者追求真理的勇气与社会良知。对这些批评，当局是何态度？我不得而知，料想也不会评价很高。介绍到大陆来，能否受到时下热衷于科技和工业化的经济成长主义者们的欢迎，也很难说。但我以为这本书自有它长久存在的价值：药，还是苦一点的好。
(《科学文明的反省》，林俊义著，帕米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