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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化的承诺塑造现代性的个体，但现实语境要求这个觉醒的个体化身为传统之“善”去完成意识形态使命，也因此这个觉醒的个体时刻体味着身处人群的“烦”。这种“烦”的日积月累逐渐衍生出对于特定人群的怨恨，但个体所处的伦理语境又时刻质疑着这种怨恨的合法性。高加林的尴尬结局、秋芸只能在戏中宣泄郁积之恨，正是这种伦理选择的体现。80年代末期，电影开始突破这一伦理禁忌，宣泄怨恨以致暴力成为银幕的重要景观，并且这种“非如此不可”的宣泄意识随着80年代的终结也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