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是诗歌，诗歌的发展以《诗经》、《楚辞》为开端，接下来是汉魏六朝时期的五言诗兴起，这个时期的五言诗，在思想、形式方面都有别于唐代的诗歌，被称作古诗。《文选》选录的作品是从战国到南朝梁代。本文首先介绍了《文选》，然后通过一般五言诗的韵律介绍，探析关于《文选》的五言诗韵律。
关键词：《文选》 五言诗 五言诗韵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文选》简介
唐代在诗歌方面，对于形式、韵律方面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并且发展了绝句、律诗等诗歌形式，这个时期的诗歌被称为“近体诗”。而在五言诗的写作方面，由于字数限制，所以对于每个字的都有十分精辟的要求。一方面，对于意境的表现要恰到好处，而且对于诗意的扩展要很好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对于每个字的韵律，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这音、义的要求，就使得五言诗，“字字千金”，一个字都不能轻易改动。当然，也由于这样的严格要求，使得五言诗独具魅力。
文选学自唐朝开始兴起，千百年来，历代文选学的研究者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呈现出一部完整的文学选史。随着新文选学文献的不断出现，特别是近现代，有很多珍贵的写本、抄本等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这种努力似乎更容易实现。目前，我们所看到现存的文学文献，也仅仅是此类文献中的小部分而已。
文献的丢失与损毁，注定无法将完整的历史展现给世人。因为有偏向价值的确认，目前的文选学史中，与葛兆光所言相同，思想史相类似的文选学史已经没有一席之地。在传统的文选学史关注的主要是《文选》的版本、评论等内容，流传的范围也只是局限在研究者中，即使有些成果会体现在《文选》中，但多数读者也无法领略到其中的意境。一般的文选学史在意的是每个时代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使用《文选》的情形，审视出《文选》是以怎样地方式在一般的知识人群中传播的、他们所见到的是怎样的《文选》及对《文选》认知程度的深浅。在知识考古的语境中，它的目的所在是将其中的多样性分配到不同的形态中。考古学具有增多的效果。运用知识考古的方式来考察一般的文选学史，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扩大视野，使文选学史更加的丰富多彩。
在版刻大兴之前，《文选》的传播方式主要是以抄写为主。以个人的力量缮写出白文三十卷的篇幅，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在唐抄本、写本《文选》中，至今还没有发现一部完整的《文选》。帝王之家的阅读《文选》，也只有抄本而已。选学深入帝都，上达庙堂之高、或至尊之好，以上有所好，下必趋之的导向，《文选》在当时的广泛流传当作虚妄之谈。在开元年间，远嫁吐番的金城公主通过使节请《文选》等四种典籍，仍然是通过秘书省写与之。选学也正日益从高深的学术向普通的读书人延伸。除了从秘府抄出，《文选》也随着公孙罗、李善等人的教授向更广阔的人群散播。这种个人传抄方式的散布力度是十分有限的，《文选》在民间广为流传，书肆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后汉书·王冲传》载：“（王充）家穷无书，常游洛阳市肆。”说明在汉代已经有书籍通过市场流通了，而且还为贫家子弟提供了阅读场所。南北朝时期的徐文远与王充的情形非常相似。北周时的长安，书肆比较发达，经营的成本也不太高。梁元帝萧绎江陵焚书以后，直到唐初战乱频频，隋唐以前的书籍较多散失，作为文章总集的《文选》，在唐代成了极为重要的集部之书。当市场有需求时，就会有人大量的抄写出来，通过书肆出售，但价格也相当不菲。
二 五言诗韵律探析
诗是一种特殊的说话形式，只是在句子的长短，以及用字的考究方面，诗有特殊的要求。关于旧体诗的句式字数，通过诗歌地逐渐发展，慢慢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形式。诗歌的形式是由最早的两言，到童谣形式的三言，而诗歌发展到《诗经》，就基本上以四言形式为主。这样的诗歌形式，越来越注重韵律地押韵，古代由于文字传播的媒介不发达，也就是“纸”的不普及，导致一般成文的“书籍”比较稀少。因此，一些诗歌地传播，主要是靠口头传诵，对于这样的传播形式，一方面，对于口语化的要求就要普及化；另一方面，对于诗歌的押韵，也就是要在传诵时有“朗朗上口”的感觉。据分析，《诗经》中的五言句，其之所以出现多是因为四言不能尽意表达的情况下出现的，其和散文中所出现的自然无为的出语有所不同，全部属于有意的突破。例如，《诗经》中的“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经·周南·汉广》通过口语化的象声词，用哼唱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通过朗诵表现诗歌的韵味；另一方面，随着韵律的发展，针对汉字拼音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严格标准的诗歌韵律要求。
从音韵的角度分析诗歌地韵律，中国台湾学界关注的较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谢云飞的著作就有《文学与音韵》，在文中作者把语音学与文学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对音韵进行了具体地分析，在文中特别强调了韵语和声调的重要性。例如，在《韵语的选用和欣赏》文中作者分析了多种情感与韵语间的联系。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的学者黄永武著有《中国诗学·设计篇》，文中专门设计了“诗的音响”一章，对诗词中语音的音响效果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并且详细到了对音节中的声、韵、调等要素，见解独到，可谓是前无古人。近几年，中国台湾学界再次掀起了把声韵解读到诗歌韵律的热潮，代表人物为竺家宁先生。他的《语言风格学之观念与方法》文章，可以视为一篇代表性很强的文章，在文中他从人们的观念上加深了人对其语言风格学的深刻认识，并提出了方法和指导。人们说话用词组句，句子的长短取决于用词的多少，所以就会形成几种不同的句式。中文中旧体诗的句式对字数是有规范的，并且逐渐形成一种固定体式。
综合考虑汉语的独特结构尤其在拼音方面，由于古汉语中大多数的字都是单音节字，因此这样的特征就提供了诗句组成的基础。一般单音节字在用作末尾时，可以达到一种有效的“顿”感，因此这样的拼音结构也为汉语的魅力增分不少。另外，由于音节的特征，也使得诗歌的长短不会局限于偶数字数，而为后来的五言、七言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音律基础。 对于五言诗歌的兴起，一般认为除了诗歌的发展趋势以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日常说话的习惯，是对于情、志，自然流露的韵味需要。
古代典籍中除了诗形式的文章，都存在大部分的五言句子。例如，《周易》中的“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老子》中的句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以及《论语》中的“逝者如斯夫”等。尤其在于感叹句当中，五言的句式更加能够达到表现效果，我们比较“逝者如斯夫”与“逝者如斯”，这两句话的意思相同，但是表达的韵味、效果却大不一样。前者的象声词“夫”，就将整句话的感叹情感、语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大有古人登高必赋的感觉，而且曲调地起伏，也会引导情绪的起伏。尤其是最后一个“夫”字，可以刻意地拖长音调，将情绪延长。往往这样的句子可以是诗句，而后者“逝者如斯”就像一个词一样平淡，毫无情绪的渲染，往往只是单一成语的陈述。由此可见，五言句式的发展，对于诗歌来说，是情绪的重要宣泄手段。
先秦的著作中自由的散文居多，而主要的散文句式，往往也会因为作者情绪的渲染需要以及创作手法的需要，会使用大量的五言句式。而且，由于古文的特殊语调、格式，十分接近诗歌的平仄要求。例如，《易经》中的“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截取后五字稍微修改一下“人见鸟焚巢，先笑而后啕”，其审美意境和情绪表达，通过“笑、啕”两个字就很好地表现出来了，不仅在审美情趣上有很好的表现，而且综合格律方面也合适恰当。通过说话语句的美化，产生诗的效果，也就是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诗只是语言文字的升华而已。
随着诗歌形式的逐步完善，渐渐形成了标准的五言诗平仄、格式要求，五言绝句的格律虽然短小简单，但是也正由于其形式简单，对于内容的要求要充实，使得五言绝句的写作相对较难，要求要用相当准确的字，满足相对于的音、义。而往往中国的汉字要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成了独一无二的汉字。于是，一方面五言诗的写作要求基本积累的丰富；另一方面，还要将这些独一无二的字组成一首诗，并且相应的意境、诗意不能少，这样五言诗的写作就比较困难了。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中提到五言诗就说到：“绝句固自难，五言尤甚”，“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诸天宝座，丈室不增，诸天不减”。说出了五言诗难点的真谛。
其难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集中性。由于字数的稀少，宽泛的内容肯定就会导致诗歌意境显得泛散，针对这样的问题，往往需要凝练的技巧，将诗歌的内容以及诗意表现出来，那么基于这样的要求。一方面要求作者能够全面的将意境构造出来；另一方面，还要求用合适的字表达适当的意思。于是，诗歌的凝练性、集中性就成了五言绝句写作的难点之一。
第二，用字精炼性，具体可看贾岛、孟郊的例子，苦吟派对于单个字的精炼达到了近似强迫的地步。甚至后人总结他们的特点造出了“郊肥岛瘦”。例如，最有名的“推、敲”，“僧敲月下门”和“僧推月下门”，两句一字之差，往往会导致整句诗意思的相悖。“敲”字说明僧人的陌路情节；而“推”就会显得僧人十分熟悉当地，甚至可以会是屋子的主人。那么这一字之别导致的意思变动，就常常致使五言诗对于用字的及其精炼性。
第三，讲求诗歌要做到浑然天成的境界，看不出人工雕琢的痕迹。尤其是在五言绝句方面，由于其字数少，一方面，很容易造成内容、意境的空洞；另一方面，刻意地雕琢，就会显得诗歌华而不实。怎样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就成了五言绝句的难点问题。例如，“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样的诗句不饰雕琢，但是却将船女活泼、羞涩的状态，很好地表现了出来。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
三 具体《文选》中的五言诗
根据统计，文选中诗歌收录432首，其中五言诗396首，可见南朝时代对于五言诗的重视程度。而五言诗的流行，一般认为是根据当时的语言发展走向，以及相关诗歌特点的发展有关。尤其是建安文学对于诗歌的影响。“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钟嵘对于五言诗也特别推崇；“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强调指出五言诗在情感抒发方面的优越性。相比之前的风格苍劲的四言诗。经常由于整齐的形式，基偶分明，使得节奏感单一，没有抑扬顿挫的感觉，从而使得情绪的表达方面也很单一。而五言诗就很好地解决了这样的困境。通过基本的“二三、二二一”的停顿，可以根据不同的诗意，用不同的节奏表现出来，而且由于基数的出现，错落有致，对于更加复杂的情绪，有很好的表达能力。这样比之前的四言诗更加丰富。正是由于五言的出现，使得诗歌在形式、内容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四 结语
文章通过简单介绍《文选》和《文选》的一般性特征，还有《文选》的主要作品，并且通过介绍五言诗的发展以及五言诗对于诗歌的进步性，阐述了《文选》中五言诗的韵律，对于五言诗以及《文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力之：《〈文心雕龙〉对〈文选〉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文选〉与〈文心雕龙〉比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 崔军红：《从〈文选序〉看萧统对齐梁文风的矫正》，《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 党圣元、任竞泽：《论中国古代“杂文”的问题特征》，《江海学刊》，2010年第6期。
[4] 王小婷：《清代〈文选〉学的一部力作——谈许巽行的〈文选笔记〉》，《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
[5] 尹曙光：《知识考古视野下的一般文选学史》，《图书与情报》，2011年第5期。
[6] 阎崇东：《〈中国历史文选〉教材与教学》，《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2期。
[7] 计洋：《南梁之文学底蕴与〈文选〉的编纂成书》，《图书馆学研究》，2009年第11期。
作者简介：杨懿娟，女，1971—，河南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声乐，工作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艺体部。
关键词：《文选》 五言诗 五言诗韵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文选》简介
唐代在诗歌方面，对于形式、韵律方面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并且发展了绝句、律诗等诗歌形式，这个时期的诗歌被称为“近体诗”。而在五言诗的写作方面，由于字数限制，所以对于每个字的都有十分精辟的要求。一方面，对于意境的表现要恰到好处，而且对于诗意的扩展要很好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对于每个字的韵律，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这音、义的要求，就使得五言诗，“字字千金”，一个字都不能轻易改动。当然，也由于这样的严格要求，使得五言诗独具魅力。
文选学自唐朝开始兴起，千百年来，历代文选学的研究者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呈现出一部完整的文学选史。随着新文选学文献的不断出现，特别是近现代，有很多珍贵的写本、抄本等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这种努力似乎更容易实现。目前，我们所看到现存的文学文献，也仅仅是此类文献中的小部分而已。
文献的丢失与损毁，注定无法将完整的历史展现给世人。因为有偏向价值的确认，目前的文选学史中，与葛兆光所言相同，思想史相类似的文选学史已经没有一席之地。在传统的文选学史关注的主要是《文选》的版本、评论等内容，流传的范围也只是局限在研究者中，即使有些成果会体现在《文选》中，但多数读者也无法领略到其中的意境。一般的文选学史在意的是每个时代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使用《文选》的情形，审视出《文选》是以怎样地方式在一般的知识人群中传播的、他们所见到的是怎样的《文选》及对《文选》认知程度的深浅。在知识考古的语境中，它的目的所在是将其中的多样性分配到不同的形态中。考古学具有增多的效果。运用知识考古的方式来考察一般的文选学史，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扩大视野，使文选学史更加的丰富多彩。
在版刻大兴之前，《文选》的传播方式主要是以抄写为主。以个人的力量缮写出白文三十卷的篇幅，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在唐抄本、写本《文选》中，至今还没有发现一部完整的《文选》。帝王之家的阅读《文选》，也只有抄本而已。选学深入帝都，上达庙堂之高、或至尊之好，以上有所好，下必趋之的导向，《文选》在当时的广泛流传当作虚妄之谈。在开元年间，远嫁吐番的金城公主通过使节请《文选》等四种典籍，仍然是通过秘书省写与之。选学也正日益从高深的学术向普通的读书人延伸。除了从秘府抄出，《文选》也随着公孙罗、李善等人的教授向更广阔的人群散播。这种个人传抄方式的散布力度是十分有限的，《文选》在民间广为流传，书肆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后汉书·王冲传》载：“（王充）家穷无书，常游洛阳市肆。”说明在汉代已经有书籍通过市场流通了，而且还为贫家子弟提供了阅读场所。南北朝时期的徐文远与王充的情形非常相似。北周时的长安，书肆比较发达，经营的成本也不太高。梁元帝萧绎江陵焚书以后，直到唐初战乱频频，隋唐以前的书籍较多散失，作为文章总集的《文选》，在唐代成了极为重要的集部之书。当市场有需求时，就会有人大量的抄写出来，通过书肆出售，但价格也相当不菲。
二 五言诗韵律探析
诗是一种特殊的说话形式，只是在句子的长短，以及用字的考究方面，诗有特殊的要求。关于旧体诗的句式字数，通过诗歌地逐渐发展，慢慢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形式。诗歌的形式是由最早的两言，到童谣形式的三言，而诗歌发展到《诗经》，就基本上以四言形式为主。这样的诗歌形式，越来越注重韵律地押韵，古代由于文字传播的媒介不发达，也就是“纸”的不普及，导致一般成文的“书籍”比较稀少。因此，一些诗歌地传播，主要是靠口头传诵，对于这样的传播形式，一方面，对于口语化的要求就要普及化；另一方面，对于诗歌的押韵，也就是要在传诵时有“朗朗上口”的感觉。据分析，《诗经》中的五言句，其之所以出现多是因为四言不能尽意表达的情况下出现的，其和散文中所出现的自然无为的出语有所不同，全部属于有意的突破。例如，《诗经》中的“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经·周南·汉广》通过口语化的象声词，用哼唱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通过朗诵表现诗歌的韵味；另一方面，随着韵律的发展，针对汉字拼音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严格标准的诗歌韵律要求。
从音韵的角度分析诗歌地韵律，中国台湾学界关注的较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谢云飞的著作就有《文学与音韵》，在文中作者把语音学与文学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对音韵进行了具体地分析，在文中特别强调了韵语和声调的重要性。例如，在《韵语的选用和欣赏》文中作者分析了多种情感与韵语间的联系。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的学者黄永武著有《中国诗学·设计篇》，文中专门设计了“诗的音响”一章，对诗词中语音的音响效果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并且详细到了对音节中的声、韵、调等要素，见解独到，可谓是前无古人。近几年，中国台湾学界再次掀起了把声韵解读到诗歌韵律的热潮，代表人物为竺家宁先生。他的《语言风格学之观念与方法》文章，可以视为一篇代表性很强的文章，在文中他从人们的观念上加深了人对其语言风格学的深刻认识，并提出了方法和指导。人们说话用词组句，句子的长短取决于用词的多少，所以就会形成几种不同的句式。中文中旧体诗的句式对字数是有规范的，并且逐渐形成一种固定体式。
综合考虑汉语的独特结构尤其在拼音方面，由于古汉语中大多数的字都是单音节字，因此这样的特征就提供了诗句组成的基础。一般单音节字在用作末尾时，可以达到一种有效的“顿”感，因此这样的拼音结构也为汉语的魅力增分不少。另外，由于音节的特征，也使得诗歌的长短不会局限于偶数字数，而为后来的五言、七言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音律基础。 对于五言诗歌的兴起，一般认为除了诗歌的发展趋势以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日常说话的习惯，是对于情、志，自然流露的韵味需要。
古代典籍中除了诗形式的文章，都存在大部分的五言句子。例如，《周易》中的“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老子》中的句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以及《论语》中的“逝者如斯夫”等。尤其在于感叹句当中，五言的句式更加能够达到表现效果，我们比较“逝者如斯夫”与“逝者如斯”，这两句话的意思相同，但是表达的韵味、效果却大不一样。前者的象声词“夫”，就将整句话的感叹情感、语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大有古人登高必赋的感觉，而且曲调地起伏，也会引导情绪的起伏。尤其是最后一个“夫”字，可以刻意地拖长音调，将情绪延长。往往这样的句子可以是诗句，而后者“逝者如斯”就像一个词一样平淡，毫无情绪的渲染，往往只是单一成语的陈述。由此可见，五言句式的发展，对于诗歌来说，是情绪的重要宣泄手段。
先秦的著作中自由的散文居多，而主要的散文句式，往往也会因为作者情绪的渲染需要以及创作手法的需要，会使用大量的五言句式。而且，由于古文的特殊语调、格式，十分接近诗歌的平仄要求。例如，《易经》中的“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截取后五字稍微修改一下“人见鸟焚巢，先笑而后啕”，其审美意境和情绪表达，通过“笑、啕”两个字就很好地表现出来了，不仅在审美情趣上有很好的表现，而且综合格律方面也合适恰当。通过说话语句的美化，产生诗的效果，也就是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诗只是语言文字的升华而已。
随着诗歌形式的逐步完善，渐渐形成了标准的五言诗平仄、格式要求，五言绝句的格律虽然短小简单，但是也正由于其形式简单，对于内容的要求要充实，使得五言绝句的写作相对较难，要求要用相当准确的字，满足相对于的音、义。而往往中国的汉字要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成了独一无二的汉字。于是，一方面五言诗的写作要求基本积累的丰富；另一方面，还要将这些独一无二的字组成一首诗，并且相应的意境、诗意不能少，这样五言诗的写作就比较困难了。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中提到五言诗就说到：“绝句固自难，五言尤甚”，“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诸天宝座，丈室不增，诸天不减”。说出了五言诗难点的真谛。
其难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集中性。由于字数的稀少，宽泛的内容肯定就会导致诗歌意境显得泛散，针对这样的问题，往往需要凝练的技巧，将诗歌的内容以及诗意表现出来，那么基于这样的要求。一方面要求作者能够全面的将意境构造出来；另一方面，还要求用合适的字表达适当的意思。于是，诗歌的凝练性、集中性就成了五言绝句写作的难点之一。
第二，用字精炼性，具体可看贾岛、孟郊的例子，苦吟派对于单个字的精炼达到了近似强迫的地步。甚至后人总结他们的特点造出了“郊肥岛瘦”。例如，最有名的“推、敲”，“僧敲月下门”和“僧推月下门”，两句一字之差，往往会导致整句诗意思的相悖。“敲”字说明僧人的陌路情节；而“推”就会显得僧人十分熟悉当地，甚至可以会是屋子的主人。那么这一字之别导致的意思变动，就常常致使五言诗对于用字的及其精炼性。
第三，讲求诗歌要做到浑然天成的境界，看不出人工雕琢的痕迹。尤其是在五言绝句方面，由于其字数少，一方面，很容易造成内容、意境的空洞；另一方面，刻意地雕琢，就会显得诗歌华而不实。怎样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就成了五言绝句的难点问题。例如，“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样的诗句不饰雕琢，但是却将船女活泼、羞涩的状态，很好地表现了出来。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
三 具体《文选》中的五言诗
根据统计，文选中诗歌收录432首，其中五言诗396首，可见南朝时代对于五言诗的重视程度。而五言诗的流行，一般认为是根据当时的语言发展走向，以及相关诗歌特点的发展有关。尤其是建安文学对于诗歌的影响。“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钟嵘对于五言诗也特别推崇；“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强调指出五言诗在情感抒发方面的优越性。相比之前的风格苍劲的四言诗。经常由于整齐的形式，基偶分明，使得节奏感单一，没有抑扬顿挫的感觉，从而使得情绪的表达方面也很单一。而五言诗就很好地解决了这样的困境。通过基本的“二三、二二一”的停顿，可以根据不同的诗意，用不同的节奏表现出来，而且由于基数的出现，错落有致，对于更加复杂的情绪，有很好的表达能力。这样比之前的四言诗更加丰富。正是由于五言的出现，使得诗歌在形式、内容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四 结语
文章通过简单介绍《文选》和《文选》的一般性特征，还有《文选》的主要作品，并且通过介绍五言诗的发展以及五言诗对于诗歌的进步性，阐述了《文选》中五言诗的韵律，对于五言诗以及《文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力之：《〈文心雕龙〉对〈文选〉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文选〉与〈文心雕龙〉比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 崔军红：《从〈文选序〉看萧统对齐梁文风的矫正》，《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 党圣元、任竞泽：《论中国古代“杂文”的问题特征》，《江海学刊》，2010年第6期。
[4] 王小婷：《清代〈文选〉学的一部力作——谈许巽行的〈文选笔记〉》，《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
[5] 尹曙光：《知识考古视野下的一般文选学史》，《图书与情报》，2011年第5期。
[6] 阎崇东：《〈中国历史文选〉教材与教学》，《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2期。
[7] 计洋：《南梁之文学底蕴与〈文选〉的编纂成书》，《图书馆学研究》，2009年第11期。
作者简介：杨懿娟，女，1971—，河南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声乐，工作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艺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