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说，假如有人向他的朋友问起他是怎样一个人，朋友回答“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是恰如其分、最好不过的。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在他看来，大多数人有而等于没有。他们的头脑杂乱无章，所谓的思想，不外乎人云亦云。原因在于他们内心并没有不能忽略过去的问题，也就不会认真寻求其解答。他的思想，原是来自“感受问题之刺激，切志问题之解决”而不能不用心“寻个明白”。所以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为学问而学问”。
　　思想既是从刺激自己的问题中来，自然要回到解决问题的行动中去。所以他不甘于坐谈而喜欢行动：“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
　　他说，自己总是把最大的问题（中国问题）摆在心上；在最大的问题中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做，从不做第二等事。为此，他不谋衣食，不顾家室。1935年妻子去世，他在悼文中写道：“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1932、1937年两个年幼的孩子两次逃难，他都不在场。相聚之后，也还是要把他们寄养在亲戚家中。
　　辛亥时期，他高中尚未毕业即投身革命；新文化运动中，他尝试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为中国传统文化作辩护。1927至1937年，他奔走于广东、河南、山东做乡村建设实验10年，试图由乡村出发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是团结，他和“第三方面”的朋友们致力于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最重要的是建国，他又致力于军队国家化、和平统一。建国后，因替农民说话成为反面教员，“国事已上轨道而无所用其力”，就回头写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人心与人生》。
　　“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他是自負的，但他却说，“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
　　他不是没有失去过自信。共产党实现中国的稳定统一，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做到了他没做到的事，“而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不对”。于是认真学习马列，分析中共成功的原因并检讨自己。但后来自信又恢复了，因为“他（毛泽东）的道理浅，我的道理深”。
　　本着自己的思想行动，所以他一生行事“总是主动，不是被动”。195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泽东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心里想的是：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来的。1951年在公开场合发言，他不肯以“毛主席万岁”来结束。两年后，是著名的“1953年事件”，“顶撞”了毛泽东。1974年，因不肯批判孔子自己被批判，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
　　1987年，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位曾经想出世，晚年仍视佛学为思想根本之一的儒者肯定了自己行动的一生：“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