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新加坡出差，适逢大选结束。新加坡内阁推出的首项措施，就是对部长薪水砍一刀。和出租车司机谈起此事，他摇摇头说，“是有点过高，该减点了。”这语气似乎让人觉得，部长们的高薪还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是有点“太高”而已。
　　那么，新加坡部长的薪水究竟有多高？根据2009年新加坡公共服务署的数据，初级部长的年薪为157万新元(1新元可兌5.27元人民币），约合828万元人民币，总理和总统的年薪分别为304万新元和426万新元。新加坡媒体称，此次减薪的幅度较大，但部长以上高官的薪金基数不小，就是砍上一刀，恐怕也感觉不到“痛疼”。比如，总统的年薪有可能会减少48万新元，即使如此，总统仍能拿378万新元，差不多合1992万元人民币！
　　看到这个数据，很多人会想到新加坡的“高薪养廉”。不过，新加坡政府的清廉指数虽在世界名列前茅，但廉政却并非只是靠金钱换来的。暂且不论高薪制是在廉政制度基本建成后才开始实施，李光耀等人当初考虑高薪的主要目的也不全是为了养廉，而更多的是为政府在与企业的人才竞争中不处于太弱地位，以吸引更多精英到党和政府中来工作。
　　高薪只是新加坡廉政制度中的一环。回顾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的历史，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共产党“救”了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
　　1959年的东南亚，正是共产党的影响如日中天的时候。那时的共产党人，在新加坡百姓眼中，是廉洁奉公、甘于奉献和无私的象征，尤其是在学校里，同情支持共产党的年轻人很多。而当时的林有福政府恰又因为教育部长收了美国人为拉其反共的100万新元，出了丑闻。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人民行动党当时决定参选，就是因为意识到，如果让这样的政府再干一届，腐败就会毁掉整个公务员系统。不过，李光耀没有明说的是，他也不愿给共产党更多的机会。
　　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真的赢了，从此就一直坐在执政党的位子上直到今天。它成功的基础之一就是廉洁。
　　新加坡政府的确给了高官高薪，但拿这个高薪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严格监督，房子、车子、医疗、福利和退休金全都要自己掏腰包，没有任何特权。
　　“我们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确保每一块钱都要准确统计，为民而花。”这种不能乱花公家一块钱的理念，成为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的基础。每位公务员在工作中接受价值超过50新元的礼品必须缴公，否则以贪污受贿罪论处，会面临5-7年的牢狱之灾，还要将入职以来自己积累下来的全部公积金和养老金上缴国库。
　　从修正贪污防治法赋予贪污调查局更大权力，到改革选举制度规定公民必须投票，断掉贿选之根，还要加上一个李光耀反腐的“六亲不认”。
　　1986年11月，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被指控接受营建商贿赂100万新元。郑是李光耀多年老友，事发后向李光耀求情，但李拒绝与其会面。郑随后自杀，其家人又请求不要公布此事，但李光耀却按规定将此事公开处理。今天人们在贪污调查局的展室里，仍能看到郑章远生前写下的忏悔信。
　　许多西方学者在谈论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时，更容易看到其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和威权的一面，甚至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同样在这些西方学者看来，没有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没有完全开放的新闻自由，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廉洁。李光耀的回答是，看看新加坡周围的那些国家吧，印度、菲律宾、泰国、韩国都是按照“西方标准”建立的体制，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廉洁程度又有哪个比新加坡高呢？
　　李光耀的威权不只是从严治国，也是从严治政，更是从严治党，是建立在一整套现代法律体制之上的威权。正是因为有了这套体制，高薪养廉才能有效，才能得到老百姓的基本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