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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高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达到什么。我就是想上大学，我要达到我的愿望，否则我不甘心。
6月7日，四川成都。这是全国普通高考的第一天。在拥挤着年轻面孔的考场里，一位两鬓发白的中年考生格外引人注目。他身材壮实，眉开眼阔，眼角的鱼尾纹清晰可见。这是他第15次参加高考。
准考证上显示着他此时的身份：考生。而在考场之外，他还是一个丈夫、父亲、商人；从1983年到2011年，他从16岁的少年，考到44岁的中年；他被称为“中华第一铁脑壳”、 “高考钉子户”和“中华第一考王”。
他的名字是梁实。
经过多家媒体的报道，梁实被塑造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毫不动摇的“斗士”，一个永不言弃的“追梦者”。也有人说，在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他对高考近乎自虐的虔诚引导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假设这些评价是基于事实，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
高考前四天，在与《京华周刊》聊天中，这位四川大汉用他张飞式的大笑穿插着我们的对话，也为他令人费解的坚持提供了一行别致的注解。
采访结束后，梁实去烧了香，为高考祈祷。
屡考屡败，屡败屡考
1983年，16岁的梁实是四川省文宫中学的高三学生。他成绩并不好，平时老不交作业。那一年，他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却连预考都没有通过。
本来，他可以像他的同学一样，在遗憾和失望过后，选择另一条和高考再也没有交集的人生。但这只是假设。事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983年不过是梁实15次高考的开端。
原因只有一个，梁实要上大学。
于是，高考结束后，他又读了一年高一，再次高考，依旧落榜。1985年，第三次高考，再次落榜。那年，梁实18岁。他开始打工赚钱了。
从1986年到1991年，梁实连续6年参加高考，失败了6次。在这期间，梁实辗转内江、乐山和成都等地打工，修过机械，砍过木材，卖过电视机，最后成为了一家木材公司的员工。1991年底，24岁的梁实结婚了。新婚的幸福和琐碎的生活现实并没有冲淡梁实想上大学的愿望，只是让它更加强烈。
1992年，由于教育部规定高考报名必须“25周岁以下，未婚”，梁实参加了成人高考，并被南京林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录取了，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当被问及此事，梁实的态度非常明确：“在我心目中，普通高考和成人高考是两回事，我也完全没有兴趣。”
梁实心目中真正的大学就是“一本”，比如他报考的四川大学。
1993年，木材公司倒闭，梁实成了下岗工人。他借了钱做木材生意，赚了人生中第一个一百万。1998年，他还在双流县白家镇建起了建材厂，自己当了老板。
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说起这段经历，梁实笑言自己当时是运气好，但运气并没有给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大学录取通知书。梁实在他的大学梦面前，依然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
2001年，教育部发文取消了关于年龄和婚姻状况的报考限制。梁实又看到了希望。他第11次报名参加了2002年的全国高考，考了370多分。
2002年，梁实第12次报名高考，但临考前生了病，只得放弃。
2006和2010年，他两次高考，两次失败。2011年，第15次结果未知。
一手拿题，一手拿答案
在采访的开始，梁实就谈到了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大学的特殊情结。
1967年，梁实的教师父亲被划为右派，全家被下放到农村。那一年，梁实出生了,但由于家庭成分不是贫下中农，梁实的哥哥姐姐尽管成绩很好，却没有办法被推荐上大学。他说，自己“从小就特别羡慕高智商的人，那些高知识分子之类的人”。在田间玩耍打闹的童年时光里，梁实还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大学深深地吸引。
或许是农村的成长环境造就了梁实天性喜动不喜静的性格。在采访中，他坦言自己是个静不下来的人。和许多成都人一样，他爱打牌，爱麻将，爱去茶馆和朋友们谈天说地。但自从有了高考这件事，他开始觉得“静不下来”是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他静不下来做题，“一做题就烦”。梁实回忆起2002年，时隔十年之后再次坐在考场里面参加考试的心情：
“在考场上坐不住。周围太安静了。我平时是习惯在茶馆看书的。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很不习惯。心发慌。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想要抓紧时间，赶紧多做点题，一方面又想赶紧打铃算了,不适应那个气氛。”
在他15年高考的复习过程中，梁实一直坚持了他的习惯——不做题，并且坚决不买没有参考答案的书。他的复习方法除了看书，便是 “一手拿题，一手拿答案”。
梁实认为，不做题正是他这么多次高考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只要自己认真做题，分数会有很大的提高。他从不觉得高考的知识点本身很难，而是因为自己不做题，使得他在考场上面对白花花的试卷感到手足无措。
也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在去年得知自己第14次高考失利之后，梁实对记者说：“明年一定考取！”当时，他认为还有充足的一年时间，可以克服自己不做题的习惯，好好复习。他认为这并非难事。而在一年后的采访中，梁实却后悔自己说了大话。他并没有改掉不做题的习惯，他依然在人来人往的茶馆，“一手拿题，一手拿答案”地“看”参考资料。
他笑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不希望儿子走我的路”
梁实的举动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高考，这个中国特色词汇，对经历过它的人来说，包涵了太多的意象。教室黑板上的倒计时，成堆的参考书和卷子，黎明时分仍旧亮着的台灯，父母殷切的目光，以及考场里令人屏息的铃声……高考，融入了中国人太多的感情和回忆。因此，梁实15次高考的新闻无疑触动了那根敏感的神经，引发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也就不奇怪了。
有人说，梁实明明考不上，还要一次一次高调地考，是为了作秀、炒作；有人说，梁实是中国应试教育和高考制度的受害者；有人说梁实是疯子，不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有人说他都44岁了，就算考上了又有什么意义。
梁实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自己想做一件事就会去做，不太在乎周围的声音。”
他认为中国的应试教育是应该的，高考制度是对的。在现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不应试的话，对普通老百姓就太不公平了。当然，他也承认，任何一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说他是受害者，梁实觉得很荒谬。他大笑着反驳道：“我哪里受害呢？我是心理上受害，还是身体上受害呢？”
而对于考上之后会不会去上学的问题，梁实显得斩钉截铁：“一定要去。”他认为大学是人生的经历。没有这个经历，他会遗憾一辈子。这是没法用物質替代的。
这是他15次高考的根本意义。
梁实并不是爱读书的人，更不是拿起书就上瘾的那一类人。他由衷地羡慕那些人，但他知道自己不爱看书，不爱安静。当他每每推掉朋友的牌局，本想摸牌的手却摸着书页的时候，他是觉得痛苦的。
梁实的儿子今年也参加了高考。当被问及“假如儿子没考上，是否希望他走你的路”的时候，梁实一连回答了两个“不希望”。
“说句老实话，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你每天拿着书，跟你摸着麻将，打着扑克还是两种感觉。我还是很痛苦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不喜欢。但是我没达到目的，我就更不舒服。”
他始终相信，幸福靠心态。
采访的最后，梁实从些许的压抑中恢复了他爽朗的笑声和大嗓门。他告诉记者自己不会因为太关注分数而紧张得吃不下饭，“又不是少吃两口饭，分数就涨上去了。”
6月7日，四川成都。这是全国普通高考的第一天。在拥挤着年轻面孔的考场里，一位两鬓发白的中年考生格外引人注目。他身材壮实，眉开眼阔，眼角的鱼尾纹清晰可见。这是他第15次参加高考。
准考证上显示着他此时的身份：考生。而在考场之外，他还是一个丈夫、父亲、商人；从1983年到2011年，他从16岁的少年，考到44岁的中年；他被称为“中华第一铁脑壳”、 “高考钉子户”和“中华第一考王”。
他的名字是梁实。
经过多家媒体的报道，梁实被塑造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毫不动摇的“斗士”，一个永不言弃的“追梦者”。也有人说，在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他对高考近乎自虐的虔诚引导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假设这些评价是基于事实，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
高考前四天，在与《京华周刊》聊天中，这位四川大汉用他张飞式的大笑穿插着我们的对话，也为他令人费解的坚持提供了一行别致的注解。
采访结束后，梁实去烧了香，为高考祈祷。
屡考屡败，屡败屡考
1983年，16岁的梁实是四川省文宫中学的高三学生。他成绩并不好，平时老不交作业。那一年，他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却连预考都没有通过。
本来，他可以像他的同学一样，在遗憾和失望过后，选择另一条和高考再也没有交集的人生。但这只是假设。事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983年不过是梁实15次高考的开端。
原因只有一个，梁实要上大学。
于是，高考结束后，他又读了一年高一，再次高考，依旧落榜。1985年，第三次高考，再次落榜。那年，梁实18岁。他开始打工赚钱了。
从1986年到1991年，梁实连续6年参加高考，失败了6次。在这期间，梁实辗转内江、乐山和成都等地打工，修过机械，砍过木材，卖过电视机，最后成为了一家木材公司的员工。1991年底，24岁的梁实结婚了。新婚的幸福和琐碎的生活现实并没有冲淡梁实想上大学的愿望，只是让它更加强烈。
1992年，由于教育部规定高考报名必须“25周岁以下，未婚”，梁实参加了成人高考，并被南京林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录取了，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当被问及此事，梁实的态度非常明确：“在我心目中，普通高考和成人高考是两回事，我也完全没有兴趣。”
梁实心目中真正的大学就是“一本”，比如他报考的四川大学。
1993年，木材公司倒闭，梁实成了下岗工人。他借了钱做木材生意，赚了人生中第一个一百万。1998年，他还在双流县白家镇建起了建材厂，自己当了老板。
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说起这段经历，梁实笑言自己当时是运气好，但运气并没有给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大学录取通知书。梁实在他的大学梦面前，依然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
2001年，教育部发文取消了关于年龄和婚姻状况的报考限制。梁实又看到了希望。他第11次报名参加了2002年的全国高考，考了370多分。
2002年，梁实第12次报名高考，但临考前生了病，只得放弃。
2006和2010年，他两次高考，两次失败。2011年，第15次结果未知。
一手拿题，一手拿答案
在采访的开始，梁实就谈到了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大学的特殊情结。
1967年，梁实的教师父亲被划为右派，全家被下放到农村。那一年，梁实出生了,但由于家庭成分不是贫下中农，梁实的哥哥姐姐尽管成绩很好，却没有办法被推荐上大学。他说，自己“从小就特别羡慕高智商的人，那些高知识分子之类的人”。在田间玩耍打闹的童年时光里，梁实还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大学深深地吸引。
或许是农村的成长环境造就了梁实天性喜动不喜静的性格。在采访中，他坦言自己是个静不下来的人。和许多成都人一样，他爱打牌，爱麻将，爱去茶馆和朋友们谈天说地。但自从有了高考这件事，他开始觉得“静不下来”是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他静不下来做题，“一做题就烦”。梁实回忆起2002年，时隔十年之后再次坐在考场里面参加考试的心情：
“在考场上坐不住。周围太安静了。我平时是习惯在茶馆看书的。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很不习惯。心发慌。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想要抓紧时间，赶紧多做点题，一方面又想赶紧打铃算了,不适应那个气氛。”
在他15年高考的复习过程中，梁实一直坚持了他的习惯——不做题，并且坚决不买没有参考答案的书。他的复习方法除了看书，便是 “一手拿题，一手拿答案”。
梁实认为，不做题正是他这么多次高考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只要自己认真做题，分数会有很大的提高。他从不觉得高考的知识点本身很难，而是因为自己不做题，使得他在考场上面对白花花的试卷感到手足无措。
也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在去年得知自己第14次高考失利之后，梁实对记者说：“明年一定考取！”当时，他认为还有充足的一年时间，可以克服自己不做题的习惯，好好复习。他认为这并非难事。而在一年后的采访中，梁实却后悔自己说了大话。他并没有改掉不做题的习惯，他依然在人来人往的茶馆，“一手拿题，一手拿答案”地“看”参考资料。
他笑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不希望儿子走我的路”
梁实的举动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高考，这个中国特色词汇，对经历过它的人来说，包涵了太多的意象。教室黑板上的倒计时，成堆的参考书和卷子，黎明时分仍旧亮着的台灯，父母殷切的目光，以及考场里令人屏息的铃声……高考，融入了中国人太多的感情和回忆。因此，梁实15次高考的新闻无疑触动了那根敏感的神经，引发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也就不奇怪了。
有人说，梁实明明考不上，还要一次一次高调地考，是为了作秀、炒作；有人说，梁实是中国应试教育和高考制度的受害者；有人说梁实是疯子，不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有人说他都44岁了，就算考上了又有什么意义。
梁实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自己想做一件事就会去做，不太在乎周围的声音。”
他认为中国的应试教育是应该的，高考制度是对的。在现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不应试的话，对普通老百姓就太不公平了。当然，他也承认，任何一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说他是受害者，梁实觉得很荒谬。他大笑着反驳道：“我哪里受害呢？我是心理上受害，还是身体上受害呢？”
而对于考上之后会不会去上学的问题，梁实显得斩钉截铁：“一定要去。”他认为大学是人生的经历。没有这个经历，他会遗憾一辈子。这是没法用物質替代的。
这是他15次高考的根本意义。
梁实并不是爱读书的人，更不是拿起书就上瘾的那一类人。他由衷地羡慕那些人，但他知道自己不爱看书，不爱安静。当他每每推掉朋友的牌局，本想摸牌的手却摸着书页的时候，他是觉得痛苦的。
梁实的儿子今年也参加了高考。当被问及“假如儿子没考上，是否希望他走你的路”的时候，梁实一连回答了两个“不希望”。
“说句老实话，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你每天拿着书，跟你摸着麻将，打着扑克还是两种感觉。我还是很痛苦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不喜欢。但是我没达到目的，我就更不舒服。”
他始终相信，幸福靠心态。
采访的最后，梁实从些许的压抑中恢复了他爽朗的笑声和大嗓门。他告诉记者自己不会因为太关注分数而紧张得吃不下饭，“又不是少吃两口饭，分数就涨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