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9年1月，应当时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宋健邀请，成为为中国研究机构提供咨询的美国投资银行家中的一员，那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
　　我一来就“上瘾”了。中国人对世界充满新鲜感，积极又热情;他们渴望学习，渴望改善生活。“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是一个新的流行词，我当时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对美国和世界都将有着重大意义。但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国对我个人有多重要。

可持续发展的最成功案例

　　我很荣幸也很高兴，用了30多年时间来观察中国，并且同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道参与了历史进程中的最大转变。
　　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或许是世界所有国家中可持续发展的最成功案例。纵观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人身自由比其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此外，中国的庞大人口终于摆脱了大范围饥荒、瘟疫以及其他社会灾难。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么为中国带来了发展奇迹？我认为有10个要素：
　　一是为改善家庭生活和国家命运而长期奋斗的人民;二是打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将经济社会发展置于优先地位;三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提高政治稳定性，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四是中国采取分级管理——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省、市、县、乡）及村民自治组织;五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优先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和监督关键人员，并培养其高度的行政管理专业精神;六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征求并重视专家——无论是否是中共党员——的意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加就是例证;七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征求并重视人民的意见;八是制定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持续监督调整的短期政策，这些政策需要长期承诺并得以保障;九是在实施和推广前进行试验和测试的思维方式;十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通过反腐机构来制衡。

　　尽管社会经济的进步从不是一成不变的直线、总会有挫折，但中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反映出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特征的政策具有长期一致性。因为党的领导是始终如一的，这被写进了宪法，这一制度与西方模式有很大不同。
　　当然，所有的政治制度都需加以权衡，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好处是，那些需要长期承诺的项目可以被保障，党的领导可以承诺需要多年甚至几十年来执行的政策，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从2013年提出到2020年彻底消除极端贫困，这已经超出其他国家的一个选举周期。其他需要这种长期连续性的大规模项目包括乡村振兴、南水北调工程、医疗体制改革，等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反复使用的一个设计就是“试验实例”——比如像深圳和厦门一样的最初設立的经济特区。这些区域是试验性的，允许外国资本和技能进入，存在工资差异和其他优惠。但中国没有说：“哦，这想法很好——让我们开放整个国家吧。”不，那会很危险。直到1984年左右，中国的领导层才同意实施并大幅推进经济特区的这一改革开放政策。遵循成型化、监管化、调整化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现。
　　近年来，“自由贸易试验区”从上海试点起步，经过3年的试验，包括整个海南省在内的几十个自贸区表明了这一原则——重要的是长期的政策承诺，以及根据现实反馈做出细微或大幅调整的承诺。

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是成功关键

　　2020年2月初，在武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实行封闭管理后不久，我在中国和国际媒体上公开表达了对中国控制疫情升级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因为我有预言天赋，而是建立在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取得的成功上。
　　我看到了中国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的承诺、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它们共同的根源，是今年成立10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仅是下达指示和发表声明，还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组织结构来实施运作。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为其他官员树立了必须效仿的榜样。他基本每去一处都强调扶贫，并鼓励党政官员定期走访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直接互动。习近平总书记还曾发表过非同凡响的言论：“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知道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还作出此种断言。无独有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医院、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时，全国都得到了这一信息。
　　第三，中国共产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动员能力。在控制疫情方面，中国共产党就展现了世界卫生史上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封锁了武汉和周边城市——涉及6000万或更多的人口;采取网格化管理体系加以管控，挨家挨户测量体温;在农历新年假期后，延迟数亿旅客返岗复工;动员大型公司、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提供支持和保障服务;指派强省与湖北重灾区城市结成帮扶“姊妹”关系，这是东西部省市在扶贫时长期采用的策略。 　　同样，自2012年以来，中国精准扶贫的成功，使将近一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包括让数百万贫困农民从偏远山村全部搬迁到新建的城郊住宅。在其他任何国家，这样的大型工程都不可能像在中国这样有效果。这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适用于这样的大型项目。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扶贫和控制疫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结构和组织能力。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并且对中国愈发敏感，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

　　那些意识到中国在疫情控制和扶贫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的人，也必须意识到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服从命令的、党领导的政府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实现国家目标确实是党的领导的优势，但这并不是评价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不断完善体制。

迎接挑战，不断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仍在不断创新发展，但未来，中国共产党也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是影响当代中国的具体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在控制污染的同时发展经济;通过乡村振兴计划实现城乡生活水平的再平衡;面对美国的制约、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人口问题，以及发展本土技术，诸如此类的问题。
　　二是与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有关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当时代变化和新问题出现的时候。包括如何让公民更多参与到政府治理和监督中？执政党与法治是什么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平衡社会稳定的需要与获取信息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进程中的工作”，并将永远是，这就是它的力量。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就必须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认为坚持政治领导是中国保持发展的最佳选择。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突出新政策的试验性。但是，作为长期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更高义务提高生活水平和个人福祉，包括改革、法治、政府透明度、公众参与治理以及增进民主和人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只有不断适应、着眼于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才能建设出一个真正繁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包含了有效的反馈机制，这反过来有助于推动创新和进步，实时监控的结果影响着变化。中国政府利用科学民调来了解人们的想法。因此，即使没有西方模式上的选举，也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大量反馈。例如，当官员被提名到新职位时，通常会有一段时间听取同事、下属和上级的反馈。在制定新政策时，科学民调会评估那些会受到影响的人的意见和态度。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每5年会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政府每年也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这些都包含了相关官员、专家和民众的大量意见、建议。这些工作报告并不仅仅是高层领导为了形式和仪式来编写的，而是由许多小组起草的，并向许多官员和专家征求反馈意见。这些文件在起草期的6至8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内，被反复修改。
　　这些工作报告在中国制度中极为重要。对政府来说，他们可以评估过去一年的成就，制定下一年的计划;对执政党来说，它们标志着过去5年和未来5年的发展道路。因此，它们历时多月，有着专家、官员和各种实地调查、民意调查这些复杂而广泛的反馈。
　　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过程，是了解中国制度运行情况的好办法。如果简单地说中国是一个“长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听起来十分僵硬冷漠。事实上，起草工作报告反映了一个不同的情况。当你看到这个政党是如何运作的，包括监督、投票、反馈，你就会开始看到这个政党是如何根据现实情况实行改革的。

讲述关于中国的真实故事

　　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我的答案是坦诚、直截了当、深入沟通。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他还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20多年来，我个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尽管近年来美国的态度朝着一个方向改变，中国的态度朝着另一相反的方向改变，但我一点儿也没变，始终保持一致。我讲的是关于中国的真实故事，包括问题和挑战、解读政治政策，我在交流中常常强调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思维方式——这在西方常常被刻板化或被扭曲。从2012年初开始，我就把重点放在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政策及思维方式上——用我于2005年和2006年在浙江与他的谈话来展示他的思想和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2018年12月18日，在中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收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给我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表彰包括我在内的10名外籍人士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贡献。这的确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但正如我当时所说，我获得奖章并不是反映我个人的成就，而是对我向世界讲述中国的真实故事——中国的复杂性、活力、丰富性、成就和挑战的极其重要性的认可。
　　作者为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