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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译者的任务》中，本雅明解释了原作的可译性，阐述了原作和译作的关系，语言和意义的关系，忠实和自由的关系，并提出了纯语言这一语言哲学概念。本文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分析本雅明的翻译观。
关键词： 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翻译理论 语言哲学思想
《译者的任务》写于1923年，是本雅明为自己所译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貌》而写的序言。该文发表后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近年来特别受到后现代批评家的关注。《译者的任务》主要讨论翻译的本质，提出了很多翻译理论问题，例如原作的可译性，原作和译作的关系，语言和意义的关系，忠实和自由的关系，还提出了纯语言这一语言哲学概念。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和语言哲学思想。
一、原作的可译性
本雅明在文章中提道：“问一部作品是否可译是一个双重问题。它要么是问：在这部作品的全体读者中能否找到一个称职的译者？要么它可以更恰当地问：这部作品的本质是否将自己授予翻译，并在充分考虑到翻译这种样式的重要性后，呼喊着译作呢？从原则上说，第一个问题取决于偶然性，而第二个问题取决于必然性。”就第一个问题，联想汉语的翻译，朱生豪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杨宪益对《红楼梦》的翻译，傅雷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如此说来这些翻译家都算得上在这些文学作品读者群中发掘出的称职的译者，他们不但有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且有能力传达出蕴含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诗意的深层次的内涵，可是这些翻译家的出现只是偶然的，即使不是他们，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翻译这些作品，因为这些作品的本质已经在呼唤着翻译了。这就不得不谈到第二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本雅明实际上认为原作是可译的，可译性是作品的本质特征，在原作和译作之间建立起至关重要的纽带，确保了原作语言与译作语言之间转化的落实，原作的某些内在的特殊意蕴通过可译性而显露出来。它揭示出原作语言的不完整，而译作语言可以以自身的表意方式去补充原作语言的表意方式，使原作和译作成为纯语言的一部分。
二、原作和译作的关系
传统意义上一般认为原作的地位高于译作，译者必完整而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意义和信息，译作必须忠实的依附原作，服务原作。而本雅明在文章开篇就提道：“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观赏者的因素从未带给人什么收获。”“从来没有哪一首诗是为了它的读者而作的，从来没有哪一幅画是为了观赏家而画的，也从没有哪首交响曲是为了听众而谱写的。”他认为既然原作的存在不是为了读者而服务，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某种蕴含在其中的诗意的深层次的内涵，那么同样，译作的存在也不是为了读者而服务，译作也不是为了传递原作的信息，传达原作的意义。它不是服务于原作，而是整个存在都来源于原作，而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译作中得到了最新也最繁盛的开放，这种不断地更新使原作青春常驻，译作是原作的来世。译者通过翻译过程使得原作得以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拓展、延续，而原作依靠译作续写它的历史。译作和原作都是纯语言的碎片，所以译作享有和原作同样的地位。
三、语言和意义的关系
语言作为符号体系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性，每一种语言的表意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本雅明在文章中以德语中BROT和法文中的PAIN为例，说明表意方式的独特性。这两个词的表意对象是相同的，都指面包，可是因为表意方式的差别，这两个词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在很多场合下两者不可以交换使用。这其实就牵涉到就能指和所指的问题，即声音与形象之间的关系。声音即语言，即这里所说的指表意方式，而意义则是指形象，即这里所说的表意对象。人们通过意识把事物的存在方式从事物中抽象出来，把它看做理解方式，语言通过表意方式使这种抽象方式得以交流，并且反过来影响理解方式和事物的存在方式。因为各民族的语言形成过程的差异，以及外部世界的现实环境差异，不同民族的语言使用者对于相同的表意对象赋予了不同的表意方式，并且因为表意方式的不同，对于相同的表意对象也会产生差别。我们还是以面包为例，由于欧洲国家中面包的食用频率比较高，因此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关于面包的词语，例如英语中有bread、toast、loaf、roll等，而中国人以米饭或面条馒头等面食为主食，比较难以理解这些词所带来的意思，即便可以把它们相应的翻译成面包、吐司、法式长条包、小圆面包，可以大致地理解，但和英国人对于这些事物的理解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四、忠实和自由的关系
忠实和自由一直是围绕着翻译理论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传统上，关于翻译的讨论都包括两点，一是忠实于原作，二是译作自身的自由的再创造。忠实更倾向于保留原作的出发语的语言特色和文化背景，但可能造成目的语的读者理解上的障碍，而自由则给予了译者更多的空间，使得译作更符合目的语的读者的理解范畴，这两种理论主要是出于理解和文化背景的考虑，这其中都涉及了读者这个因素。而本雅明得思想则更在此之上，他一直认为译作不是为了目的语的读者所服务的，所以即使他在这两方面里更重视忠实，坚持逐字直译或用逐行对照的翻译，也主要是为了传达原作中的各种意图，以使译作和原作不断向纯语言靠近，同时他也反对那种对个别词句的翻译，仅对语言表层意义的翻译。他对直译法推崇备至，认为纯语言是通过直译而释放出来的，由直译所保证的忠实的重要性在于这样的译作反映了对语言互补关系的强烈渴望。他认为：“一部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会遮蔽原作，不会挡住原作的光芒，而是通过自身的媒介加强了原作，使纯语言更充分的在原作中体现出来。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句式的直译做到这一点。在这种直译中，对于译者来说的基本的因素是词语，而不是句子。如果说句子是矗立在原作语言面前的墙，那么逐字直译就是拱廊。”在太初，各民族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语言即是意义，不存在差异，更无所谓翻译，这即是本雅明所追求的纯语言，语言和意义之间没有隔阂，明确无误，而巴别塔事件之后，出现了各民族的不同语言共存的混乱状态，语言不再是意义本身，而语言与意义的差异导致了理解和思想上的隔阂，但是在翻译中这种差异体现了对纯语言的向往和追求，所以本雅明把逐行对照的《圣经》视为翻译的理想。
五、纯语言
本雅明在文章中提出：“任何超历史的语言间的亲族关系都依赖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性意图。不过这种意图并不是任何语言单独能够实现而是实现于所有这些意图的互补的总体之中。这个总体不妨叫做纯语言。即使不同外国语的个别因素，诸如词汇、句子、结构等等是彼此排斥的，这些语言仍在意义中相互补足。”在他看来，纯语言就是体现在人类每一种具体语言中的语言共同性，可以超越个别具体语言的局限性，充分完全的表示意义，即浪漫主义的理想语言，也即宗教信仰的上帝之言。它是人类各种语言互补的根本原因，原作和译作相互补充，彼此散发着纯语言的光芒，向着纯语言靠近。在他看来，在上帝的语言中，语言和意义是融为一体的，语言背后没有意义，语言本身即是意义，而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把潜在于各种语言中的纯语言开发出来，从而确保语言生命的延续。为了开发出纯语言，译者应当冲破母语的障碍，跨越语言之间的界限，从而接近语言的实质。他提出：“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由此看来，译者必须借助外语发展和深化自己的语言，使自己的语言收到外来语言的有力影响。这不禁让我想到了翻译理论中的另一对二元对立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以英汉翻译为例，“豆腐”在以前被译为beancurd，现在则被译为tofu，“功夫”以前被译为martialarts，现在则被译为kongfu，究竟是使外语融入本族语中便于理解还是保留外语的异国特色，这也是翻译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在本雅明看来，似乎他更偏向异化这种翻译策略，因为在他看来，语言的不同才会产生紧张，才会体现出原作和译作语言上的互补，体现出对纯语言的追求。
综上所述，本雅明的思想在今天的翻译观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他揭示了翻译的本质，指出译者的任务是纯语言性的任务，同时也解决了翻译中原文与译文，忠实与自由的矛盾与冲突，使不同的语言通过纯语言走向了和谐与圆满。
参考文献：
［1］王守仁.谈翻译的忠实：读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J］.山东外语教学，1996，（2）.
［2］冯文坤.论本雅明的“可译性”及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5）.
［3］刘明玉.重读本杰明《译者的任务》［J］.英语研究，2008，（6）.
［4］韩子满.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理论的翻译:以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中译为例［J］.外语研究，2008，（1）.
关键词： 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翻译理论 语言哲学思想
《译者的任务》写于1923年，是本雅明为自己所译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貌》而写的序言。该文发表后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近年来特别受到后现代批评家的关注。《译者的任务》主要讨论翻译的本质，提出了很多翻译理论问题，例如原作的可译性，原作和译作的关系，语言和意义的关系，忠实和自由的关系，还提出了纯语言这一语言哲学概念。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和语言哲学思想。
一、原作的可译性
本雅明在文章中提道：“问一部作品是否可译是一个双重问题。它要么是问：在这部作品的全体读者中能否找到一个称职的译者？要么它可以更恰当地问：这部作品的本质是否将自己授予翻译，并在充分考虑到翻译这种样式的重要性后，呼喊着译作呢？从原则上说，第一个问题取决于偶然性，而第二个问题取决于必然性。”就第一个问题，联想汉语的翻译，朱生豪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杨宪益对《红楼梦》的翻译，傅雷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如此说来这些翻译家都算得上在这些文学作品读者群中发掘出的称职的译者，他们不但有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且有能力传达出蕴含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诗意的深层次的内涵，可是这些翻译家的出现只是偶然的，即使不是他们，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翻译这些作品，因为这些作品的本质已经在呼唤着翻译了。这就不得不谈到第二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本雅明实际上认为原作是可译的，可译性是作品的本质特征，在原作和译作之间建立起至关重要的纽带，确保了原作语言与译作语言之间转化的落实，原作的某些内在的特殊意蕴通过可译性而显露出来。它揭示出原作语言的不完整，而译作语言可以以自身的表意方式去补充原作语言的表意方式，使原作和译作成为纯语言的一部分。
二、原作和译作的关系
传统意义上一般认为原作的地位高于译作，译者必完整而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意义和信息，译作必须忠实的依附原作，服务原作。而本雅明在文章开篇就提道：“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观赏者的因素从未带给人什么收获。”“从来没有哪一首诗是为了它的读者而作的，从来没有哪一幅画是为了观赏家而画的，也从没有哪首交响曲是为了听众而谱写的。”他认为既然原作的存在不是为了读者而服务，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某种蕴含在其中的诗意的深层次的内涵，那么同样，译作的存在也不是为了读者而服务，译作也不是为了传递原作的信息，传达原作的意义。它不是服务于原作，而是整个存在都来源于原作，而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译作中得到了最新也最繁盛的开放，这种不断地更新使原作青春常驻，译作是原作的来世。译者通过翻译过程使得原作得以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拓展、延续，而原作依靠译作续写它的历史。译作和原作都是纯语言的碎片，所以译作享有和原作同样的地位。
三、语言和意义的关系
语言作为符号体系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性，每一种语言的表意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本雅明在文章中以德语中BROT和法文中的PAIN为例，说明表意方式的独特性。这两个词的表意对象是相同的，都指面包，可是因为表意方式的差别，这两个词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在很多场合下两者不可以交换使用。这其实就牵涉到就能指和所指的问题，即声音与形象之间的关系。声音即语言，即这里所说的指表意方式，而意义则是指形象，即这里所说的表意对象。人们通过意识把事物的存在方式从事物中抽象出来，把它看做理解方式，语言通过表意方式使这种抽象方式得以交流，并且反过来影响理解方式和事物的存在方式。因为各民族的语言形成过程的差异，以及外部世界的现实环境差异，不同民族的语言使用者对于相同的表意对象赋予了不同的表意方式，并且因为表意方式的不同，对于相同的表意对象也会产生差别。我们还是以面包为例，由于欧洲国家中面包的食用频率比较高，因此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关于面包的词语，例如英语中有bread、toast、loaf、roll等，而中国人以米饭或面条馒头等面食为主食，比较难以理解这些词所带来的意思，即便可以把它们相应的翻译成面包、吐司、法式长条包、小圆面包，可以大致地理解，但和英国人对于这些事物的理解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四、忠实和自由的关系
忠实和自由一直是围绕着翻译理论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传统上，关于翻译的讨论都包括两点，一是忠实于原作，二是译作自身的自由的再创造。忠实更倾向于保留原作的出发语的语言特色和文化背景，但可能造成目的语的读者理解上的障碍，而自由则给予了译者更多的空间，使得译作更符合目的语的读者的理解范畴，这两种理论主要是出于理解和文化背景的考虑，这其中都涉及了读者这个因素。而本雅明得思想则更在此之上，他一直认为译作不是为了目的语的读者所服务的，所以即使他在这两方面里更重视忠实，坚持逐字直译或用逐行对照的翻译，也主要是为了传达原作中的各种意图，以使译作和原作不断向纯语言靠近，同时他也反对那种对个别词句的翻译，仅对语言表层意义的翻译。他对直译法推崇备至，认为纯语言是通过直译而释放出来的，由直译所保证的忠实的重要性在于这样的译作反映了对语言互补关系的强烈渴望。他认为：“一部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会遮蔽原作，不会挡住原作的光芒，而是通过自身的媒介加强了原作，使纯语言更充分的在原作中体现出来。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句式的直译做到这一点。在这种直译中，对于译者来说的基本的因素是词语，而不是句子。如果说句子是矗立在原作语言面前的墙，那么逐字直译就是拱廊。”在太初，各民族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语言即是意义，不存在差异，更无所谓翻译，这即是本雅明所追求的纯语言，语言和意义之间没有隔阂，明确无误，而巴别塔事件之后，出现了各民族的不同语言共存的混乱状态，语言不再是意义本身，而语言与意义的差异导致了理解和思想上的隔阂，但是在翻译中这种差异体现了对纯语言的向往和追求，所以本雅明把逐行对照的《圣经》视为翻译的理想。
五、纯语言
本雅明在文章中提出：“任何超历史的语言间的亲族关系都依赖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性意图。不过这种意图并不是任何语言单独能够实现而是实现于所有这些意图的互补的总体之中。这个总体不妨叫做纯语言。即使不同外国语的个别因素，诸如词汇、句子、结构等等是彼此排斥的，这些语言仍在意义中相互补足。”在他看来，纯语言就是体现在人类每一种具体语言中的语言共同性，可以超越个别具体语言的局限性，充分完全的表示意义，即浪漫主义的理想语言，也即宗教信仰的上帝之言。它是人类各种语言互补的根本原因，原作和译作相互补充，彼此散发着纯语言的光芒，向着纯语言靠近。在他看来，在上帝的语言中，语言和意义是融为一体的，语言背后没有意义，语言本身即是意义，而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把潜在于各种语言中的纯语言开发出来，从而确保语言生命的延续。为了开发出纯语言，译者应当冲破母语的障碍，跨越语言之间的界限，从而接近语言的实质。他提出：“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由此看来，译者必须借助外语发展和深化自己的语言，使自己的语言收到外来语言的有力影响。这不禁让我想到了翻译理论中的另一对二元对立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以英汉翻译为例，“豆腐”在以前被译为beancurd，现在则被译为tofu，“功夫”以前被译为martialarts，现在则被译为kongfu，究竟是使外语融入本族语中便于理解还是保留外语的异国特色，这也是翻译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在本雅明看来，似乎他更偏向异化这种翻译策略，因为在他看来，语言的不同才会产生紧张，才会体现出原作和译作语言上的互补，体现出对纯语言的追求。
综上所述，本雅明的思想在今天的翻译观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他揭示了翻译的本质，指出译者的任务是纯语言性的任务，同时也解决了翻译中原文与译文，忠实与自由的矛盾与冲突，使不同的语言通过纯语言走向了和谐与圆满。
参考文献：
［1］王守仁.谈翻译的忠实：读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J］.山东外语教学，1996，（2）.
［2］冯文坤.论本雅明的“可译性”及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5）.
［3］刘明玉.重读本杰明《译者的任务》［J］.英语研究，2008，（6）.
［4］韩子满.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理论的翻译:以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中译为例［J］.外语研究，2008，（1）.